【新唐人2013年9月25日訊】清末時候，積貧積弱，內憂外患，需要變革已經是朝野上下的共識。雖然大家對於以後的未來所提供的藥方各自不同，但是所累積的巨大的共識已經和今天一樣，就是必須要離開這個“社會的原點”。
洋務派的解決方案是師夷長技以製夷，學習西方的其器物，他們認為之所以在西方面前被欺侮，是因著西方的船堅砲利，只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學到手就可以了，但是，當北洋海軍把自己打造成亞洲最大最先進的海軍的時候，當日本小孩跳皮筋的時候都編制北洋海軍舉世無敵的童謠的時候，清政府還是在和日本的甲午海戰的時候失敗了。這時候，主流的知識分子才認識到，戰爭的勝負不決定在船堅砲利上，不決定在武器先進與否上。
康有為開始推進保皇立憲，在海外流亡的日子，處處演講，推說君主立憲是和如何好，這種好，在我看來，是康有為看到了中國社會民眾對西式憲政接受上的可能不適應。而且康有為認為這種的社會變革，或許是無痛的。
而此時的孫中山，卻在鼓吹著革命，孫中山認為，中國若是要想有未來，必須進行革命，把滿清政府推翻，只有這樣，才能完成現代化，才能躋身世界民族之林。孫中山不僅這麼說，也這麼做。在他的積極活動力裡，策劃了多次對清政府的起義。
經過百年之後，我們生活到了2013年，在此，我仍然認為，我們的社會政治結構和清末累似，需要變革。在滿清末期，其實是革命的主張戰勝了改革的思潮。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最終把滿清推翻，但是這樣之後，按照軍政訓政憲政三步的計劃，中國本應步入現代國家的行列，本應施行憲政，國泰民安。
但是這個設想只在台灣實現了，大陸由於第三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的活動，開始在1949年被中共接管。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清末的那個問題的原點，是革命還是改革。
在大陸語境裡的改革是被認為，中共對於自身所作出的調整，這種調整在中共的詞彙裡是這麼說的，他們認為要轉變中共的職能，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以此凸顯自信。並且，開始改革開放，小政府，大社會。但是這種改革的努力，一次次因為威權政治的原罪而滯後或者停止。
而在體制外的民運界，也開始了改革，比如我認為湖北武漢的秦永敏，他發起了一個活動，並且多次給習近平致信，力促政府和民間反對黨朝野對話，力證和平轉型。年初的時候，當局以為不願透漏姓名的調研人員和秦永敏展開對話，秦永敏在這個對話裡說到，政治轉型是不得不的事情，問題是當局是否願意跟理性的反對派展開對話，加入不跟理性派的反對黨對話，就得面臨不理性的革命黨了。
在合理我們以此分析改革派的觀點，我認為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關於社會轉型，只要是想無痛的，我都簡單的劃分為改革派。體制內的想法是堅持在中共一黨的領導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在人們的猜想裡可能是把政協打造成反對黨或者給與八個民主黨派一定的活動空間，以此來進行社會主義式的憲政。
但是在這種改革的設想裡，沒有給與秦永敏這樣的理性反對黨一個地位，是不要求這種難過尋求朝野對話以求共識的反對黨以空間的。所以，秦永敏需要證明的是現在中共一黨操綱的政改是無法完成的，革命派的催促號角每天想起。
秦永敏還在他的設想裡，這樣的對話能防止將來對中共的清算，可是，我的看法是，清算是必然的，對話型的反對黨也不能自己和中共合作，來抹殺更廣泛的民意訴求。以避免清算為理由來勸說中共參與朝野對話，以和平轉型，這是行不通的。
現在我們再說一下革命派，在普通人的視野裡，革命派是不存在的，但是這是對中共政治結構的一個誤讀。王炳章博士在2003年被捕，至今仍在中共監獄之中。
王炳章博士編寫民主運動指南，就指出在中國祇有革命才會給與整個中國最大幸福。其政治主張銜接清末孫中山的理念，以南中國為據點，在泰國越南設立“黃埔軍校”，培養革命人才，並多次潛入大陸在廣州、南京、上海、杭州、蚌埠等地宣傳革命主張，招納同志義士。並向台灣借槍，運進深圳，準備以炸毀橋樑，公路，政府機關的形式開展革命。但是後來在越南被中共逮捕。
這是革命派，胡石根在1992年成立民主黨時，在黨綱內就寫到，如國和平不可能就會訴諸暴力革命。我們看到，暴力在民間市場一直很大。 2009年，王怡余杰和郭飛雄等來到美國，這次事件又成了改革和革命的註腳。
郭飛雄拿著中共民間武裝力量分佈圖準備跟美國前總統布什借槍，來開展國內的武裝鬥爭，這根今天敘利亞的反對派積極斡旋，尋求國際力量介入，購買武器是一樣，也和孫中山早期革命一樣，奔走各地，尋求支持。
但是，最後卻被王怡和余傑阻止，王怡跟范亞峰解釋的時候說，他們不想自己這些理性的反對派和革命派捆綁在一起。但是范亞峰、高智勝，郭飛雄都是革命派，郭飛雄受范亞峰委託，去美國借槍，倘若成功，國內因著范亞峰所組織起來的20個省市的民間力量或許真的能成就革命式的政治轉型。
到這裡，我已經分析了中國所存在的兩個比較主要的體制外聲音，革命和改革。我們身在這個時代裡面，無法預料到真正的未來，但是，我們通過這樣為民族尋找未來的探討，這本身似乎已經給未來指出了離開原點的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