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9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刘宾雁把共产党总的特点归结为虚伪、残酷、无耻三点。从道德层面，我把它归结为伪善和真恶两点。伪善集中表现为谎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共产主义精神；真恶集中表现为实际行动是“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页二五三）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即道德的两面。因为道德就是要解决利己与利人的关系的。我还记得幼年上私塾时老先生的教导：“我不知：孰为君子？但见与人相处肯于吃亏者便是；我不知：孰为小人？但见与人相处总要沾光者便是。”
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信条时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互相消灭, 军阀混战一场, 有什么‘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 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页二三五）
这里我要提醒泛蓝诸君：“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孙中山）”，就打着“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的主意；现在你们热衷于搞所谓的“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否要帮着共产党消灭你们“国民党反动残余”呢？或者是，你们得到了说话算话的保证：“你们偏安台湾，永远‘残余’下去”呢？这对本题是题外话，但对泛蓝却不是多余的话。
言归正传。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基本道德观，我们分作两方面来说。他的道德主张的头一方面是：“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而其道德主张的方面是：“对立集团不适用”，“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首先我要说明，这个“头一方面”和毛泽东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样，是一贯骗人的假话，可划入“伪善”的范围。彭德怀直到受到处分后，仍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他的家庭出身又是贫农（就不提你毛泽东是富农了），与他这个“同一阶级朋友之间”，应该是适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了吧！我们来试加论证。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假如你毛泽东是彭德怀，他是你毛主席。你向他提出合乎实际，并且是很中肯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如果他不但不承认你是正确的（当然，他后来出于布置陷阱的祸心，才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反而席卷偻罗，对你大兴问罪之师。这是你之所欲吗？当然不是。但你现在做的，正是“适用”于对付敌人的原则：你所不欲，要施于他。大会对他的批判也都是昧良心之言，大的原则性的诬蔑，已如前述。现举一细微末节，如指责他：“你看风使舵。”（页二四九）我不知道，在指责他的中央大员中能否找到一个比他更不“看风使舵”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自己一身白毛尾（读YI），反说别人是妖精。即小见大：你们对朋友也来“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这一套，实属伪善其外，真恶其内，丧尽天良，不识人伦的猪狗之所为。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敌人就可以来这一套。这就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了。
这里有一个正义标准、游戏规则、公德和公法不容抹杀的问题。例如在抗美援朝（实际是援朝侵韩）的战争中，你不愿敌人对你搞细菌战，那么，你之不欲，是否就应该“要施于人”呢？这是其一，其二，前苏联的档案解密，已证明诬蔑美国搞细菌战是彻头彻尾的无耻造谣。不仅此例，所有作为共产党、毛泽东起家、发家法宝的造谣，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具体实践。对内骗内、对外骗外，多少人受骗和继续受骗啊！就算反右派与反右倾，如从道德层面说，还不都是一场骗局？
如果，按毛泽东的论证：“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那么，这一原则将再也无任何存在的空间了。所谓“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也成一句骗人的空话。而“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将要独霸一切空间。例如，两队赛球，甚至两男争爱一女也是这样：你想赢不想输，必然要对方不要赢要输。问题是还有没有游戏规则？甚至在“兵不厌诈”的战场，你也不能搞细菌战, 或施放毒气弹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吧！本来用毛如上举例来论证孔子这个命题，已属荒谬可笑，但对毛来说，事实早已如此，早已司空见惯；这里只是再指出他荒谬的逻辑和他荒谬绝伦的行为的一致性而已。
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故事是：某员外小姐，失足跌进后花园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气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布告，谁能搭救，就将小姐许配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征，商量好合作，一个下井，另一个在上面接应；救上来后，由小姐选择一个结婚。下井的青年把气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内，井上的青年拉绳，把小姐救上来了。井上的青年当即用一块大石头将井口盖上，抱着小姐去见员外，声称小姐是自己一个人救上来，于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谁知小姐上来时把一只绣鞋落在井里了，一日做梦，梦见天上落下她那只失落的绣鞋。以后果然是井下的那位青年死里逃生，以拾到的绣鞋作为搭救小姐的证物使真相大白，和夺回了小姐，而那个邪恶的青年则被赶走。陪毛主席看这部电影的有张玉凤、孟锦云、李师玲。毛看后问他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几个女青年异口同声地说，那个陷害别人，欺骗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坏了。然而毛泽东的看法确是惊世骇俗的，他觉得井上那个青年更好些。“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蠢了，还是井上的青年更聪明噢。”张玉凤反对说，他太狡猾了，不老实。毛争辩说：“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小孟说：“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呀！”毛坚持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这是我从王若水书里读到的，这位哲学家曾与毛直接接触过，并受到表扬和批评过。他就此评论道：“那些虔诚学过《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毛泽东曾谆谆教导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老实人；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原来是这样！”（《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卷，页二十五-二十七）可王若水尚有一个问题没有想过：如果毛泽东是井上的青年，他会把事情做得如何地断子绝孙！
对于毛泽东来说，“权”就是这位“小姐”，彭德怀就是那位“井下青年”，只是“井上青年”毛泽东太“勿毒不丈夫”了，他不是把石头盖在井口，而是“落井下石”！所以彭德怀再也没有机会“死里逃生”，以绣鞋为证了。当然刘少奇、林彪、陶铸、贺龙……田家英，无一不是被落井下石的井下青年的下场。如此之多而沉重的事实，确证了我的两点论：毛泽东在道德上的“伪善”与 “真恶”，两点并存，狼狈为奸。上面王若水提到《老三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语，出自《纪念白求恩》。
《为人民服务》则是为了纪念“死重于泰山”的张思德。可是，史料证明张思德是死于炼鸦片烟中。抗日期间，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搞抗日战争，却对国民党，实际是对中华民族进行亡国灭种的鸦片战争。他们必将以“民族的败类，社会的蟊贼”被钉在历史的罪恶柱上。非但此也，且在庐山会上对彭的抗日义举，累次大加挞伐。毛泽东竟如此振振有词，寡廉鲜耻地用卖国主义统一全党思想：“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页二二三）这可是毛泽东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卖国嘴脸。江泽民、胡锦涛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让俄国多占地才爱国”，一家伙把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给了俄国。当然这丝毫也无妨他们厚着脸皮大喊大叫“爱国主义”以行骗于国内外华人世界。卖国贼喊爱国，喊得自己血脉喷胀，这和贪污犯讲廉政，讲得听众掌声雷鸣一样，都是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景观。这也就是我在上面把毛泽东钉在“罪恶”柱上，而不是常说的“耻辱”柱上。因为，毛泽东是不知道耻辱为何物的。
若就事论事，也就是就毛在婚姻爱情问题上贯彻落实“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原则，那么，杨开慧这位“员外小姐”，就必须沦为恰似彭德怀式的“井下青年”的命运，而死于一九三零年；一九二八年的贺子珍小姐，一九三八年又沦为“井下青年”，虽得以“死里逃生”，却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于江青，虽然她曾狐假虎威，权噪一时，但在夫妻关系上过的却是“共产共夫”的生活。说到这里，还得提起彭德怀对毛荒淫无度的反对。黄克诚这个旧社会嫁给毛泽东的弃妇，揭发彭德怀“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页三四二）这就说明，根据党性原则，为了捍卫“毛泽东同志”“选妃子”的战略需要，就必须对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
具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学者李慎之先生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
“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
“慎之兄问我：你听说过毛主席下过‘罪己诏’么？
“我冥想了好一会，只得摇摇头。
“‘是的，他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慎之兄说。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戴煌：《以李慎之为榜样，无鞭奋蹄至瞑赴！》）实在地说，党性本来就是兽性，其所以说它“恶性发作”，是因为发展至今已经兽性“化”了。毛泽东给出定义：“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总之：一个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一个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一个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只要具备了这三条，别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也会在全党、全军裹挟下，全国人民闻风而动，高呼：万岁，万万岁！高唱：“世界革命就是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呼号着“为了世界领袖毛主席，冲啊！”前仆后继，勇当炮灰；争先恐后，去“重于泰山”！去让中国死一半人！
中共官方修史，谓“反右派”与“反右倾”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有少数右派分子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所以“反击右派进攻”是有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后者，是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反右倾是错误的。此中荒谬不经之处，不值一驳。我要着重指出的是，二者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是以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反对一党专政（共产极权主义）；后者是以极权民主主义反对一人专权。“极权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概念呢？表面价值是，领袖集体领导，实行党内分赃。实质是：在中共的词典上叫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犹如法西斯指导下的民主，说白了就是：水指导下的火。它的运行机制如下：“意见完全相同的时候，毛主席走群众路线，完全服从大家的意见；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你就要完全服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还要执行，并且还要兴师伐异”。我们见到的, 自杀或被杀者, 临死前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和苏共布哈林死前喊：“斯大林万岁！”这就是极权民主主义者的典型示范。因为，“极权民主主义”导致“一人专权”是必然的逻辑。你要民主就要在集中指导下，所以你只要承认“一”，就要接受“二”。只要承认马克思，就不能反对秦始皇。
另外，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还对现实存在一个共识，这就是，反右派和反右倾之后，党内党外都不敢讲话了。这个话对是对，但不够彻底，因为它忽略了一个现存的逻辑：不说话就是消极抵抗，说明你并没有不讲话的自由。所以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更特别是干部，更更特别的是左派干部，都得变成毛泽东肚里的蛔虫，摸清他在想说什么，就更加“甚焉”地投其所好!例如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他就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加上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予以转载。从此一路飞黄腾达，文革时接近权力顶峰，堪与林彪争夺接班人地位。
毛泽东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一三七五）反右前，为本文的“文前时期”，我不去说它。从反右开始到大跃进，毛泽东经历了“捣乱，失败”的过程；从大跃进到反右倾，毛泽东又经历了“再捣乱，再失败”的过程……直至文革，人民在“四五”运动中喊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毛泽东身败名裂，人虽死，却死不瞑目——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