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9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劉賓雁把共產黨總的特點歸結為虛偽、殘酷、無恥三點。從道德層面，我把它歸結為偽善和真惡兩點。偽善集中表現為謊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共產主義精神；真惡集中表現為實際行動是「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頁二五三）這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即道德的兩面。因為道德就是要解決利己與利人的關係的。我還記得幼年上私塾時老先生的教導：「我不知：孰為君子？但見與人相處肯于吃虧者便是；我不知：孰為小人？但見與人相處總要沾光者便是。」
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推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道德信條時說：「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對立集團不適用。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互相消滅, 軍閥混戰一場, 有什麼『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 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恰恰相反……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頁二三五）
這裏我要提醒泛藍諸君：「同國民黨兩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孫中山）」，就打著「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的主意；現在你們熱衷於搞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是否要幫著共產黨消滅你們「國民黨反動殘餘」呢？或者是，你們得到了說話算話的保證：「你們偏安台灣，永遠『殘餘』下去」呢？這對本題是題外話，但對泛藍卻不是多餘的話。
言歸正傳。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的基本道德觀，我們分作兩方面來說。他的道德主張的頭一方面是：「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而其道德主張的方面是：「對立集團不適用」，「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首先我要說明，這個「頭一方面」和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樣，是一貫騙人的假話，可划入「偽善」的範圍。彭德懷直到受到處分后，仍是政治局委員，而且他的家庭出身又是貧農（就不提你毛澤東是富農了），與他這個「同一階級朋友之間」，應該是適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了吧！我們來試加論證。
要想公道，打個顛倒：假如你毛澤東是彭德懷，他是你毛主席。你向他提出合乎實際，並且是很中肯的批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大鍊鋼鐵得不償失」；如果他不但不承認你是正確的（當然，他後來出於布置陷阱的禍心，才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反而席捲僂羅，對你大興問罪之師。這是你之所欲嗎？當然不是。但你現在做的，正是「適用」于對付敵人的原則：你所不欲，要施於他。大會對他的批判也都是昧良心之言，大的原則性的誣蔑，已如前述。現舉一細微末節，如指責他：「你看風使舵。」（頁二四九）我不知道，在指責他的中央大員中能否找到一個比他更不「看風使舵」的人？哪怕僅僅是一個！自己一身白毛尾（讀YI），反說別人是妖精。即小見大：你們對朋友也來「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這一套，實屬偽善其外，真惡其內，喪盡天良，不識人倫的豬狗之所為。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對敵人就可以來這一套。這就涉及到這一問題的「另一方面」了。
這裡有一個正義標準、遊戲規則、公德和公法不容抹殺的問題。例如在抗美援朝（實際是援朝侵韓）的戰爭中，你不願敵人對你搞細菌戰，那麼，你之不欲，是否就應該「要施於人」呢？這是其一，其二，前蘇聯的檔案解密，已證明誣衊美國搞細菌戰是徹頭徹尾的無恥造謠。不僅此例，所有作為共產黨、毛澤東起家、發家法寶的造謠，都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具體實踐。對內騙內、對外騙外，多少人受騙和繼續受騙啊！就算反右派與反右傾，如從道德層面說，還不都是一場騙局？
如果，按毛澤東的論證：「對立集團不適用。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己所不欲，要施於人，互相消滅，軍閥混戰一場，有什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那麼，這一原則將再也無任何存在的空間了。所謂「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也成一句騙人的空話。而「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將要獨霸一切空間。例如，兩隊賽球，甚至兩男爭愛一女也是這樣：你想贏不想輸，必然要對方不要贏要輸。問題是還有沒有遊戲規則？甚至在「兵不厭詐」的戰場，你也不能搞細菌戰, 或施放毒氣彈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吧！本來用毛如上舉例來論證孔子這個命題，已屬荒謬可笑，但對毛來說，事實早已如此，早已司空見慣；這裏只是再指出他荒謬的邏輯和他荒謬絕倫的行為的一致性而已。
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一個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電影故事是：某員外小姐，失足跌進後花園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氣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布告，誰能搭救，就將小姐許配為妻。兩個青年同時應徵，商量好合作，一個下井，另一個在上面接應；救上來后，由小姐選擇一個結婚。下井的青年把氣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內，井上的青年拉繩，把小姐救上來了。井上的青年當即用一塊大石頭將井口蓋上，抱著小姐去見員外，聲稱小姐是自己一個人救上來，於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誰知小姐上來時把一隻繡鞋落在井裡了，一日做夢，夢見天上落下她那隻失落的繡鞋。以後果然是井下的那位青年死裡逃生，以拾到的繡鞋作為搭救小姐的證物使真相大白，和奪回了小姐，而那個邪惡的青年則被趕走。陪毛主席看這部電影的有張玉鳳、孟錦雲、李師玲。毛看后問他們：你們說說看，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幾個女青年異口同聲地說，那個陷害別人，欺騙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壞了。然而毛澤東的看法確是驚世駭俗的，他覺得井上那個青年更好些。「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他太愚蠢了，還是井上的青年更聰明噢。」張玉鳳反對說，他太狡猾了，不老實。毛爭辯說：「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這是魯迅先生的見解，我很同意。」小孟說：「那他也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別人呀！」毛堅持說：「就有一個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嗎？看來，他是太愛這個小姐了。這叫愛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這是我從王若水書里讀到的，這位哲學家曾與毛直接接觸過，並受到表揚和批評過。他就此評論道：「那些虔誠學過《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的人讀到這裏，一定會感到震驚：毛澤東曾諄諄教導別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做老實人；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原來是這樣！」（《新發現的毛澤東》，上卷，頁二十五-二十七）可王若水尚有一個問題沒有想過：如果毛澤東是井上的青年，他會把事情做得如何地斷子絕孫！
對於毛澤東來說，「權」就是這位「小姐」，彭德懷就是那位「井下青年」，只是「井上青年」毛澤東太「勿毒不丈夫」了，他不是把石頭蓋在井口，而是「落井下石」！所以彭德懷再也沒有機會「死裡逃生」，以繡鞋為證了。當然劉少奇、林彪、陶鑄、賀龍……田家英，無一不是被落井下石的井下青年的下場。如此之多而沉重的事實，確證了我的兩點論：毛澤東在道德上的「偽善」與 「真惡」，兩點並存，狼狽為奸。上面王若水提到《老三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語，出自《紀念白求恩》。
《為人民服務》則是為了紀念「死重於泰山」的張思德。可是，史料證明張思德是死於煉鴉片煙中。抗日期間，毛澤東和共產黨不搞抗日戰爭，卻對國民黨，實際是對中華民族進行亡國滅種的鴉片戰爭。他們必將以「民族的敗類，社會的蟊賊」被釘在歷史的罪惡柱上。非但此也，且在廬山會上對彭的抗日義舉，累次大加撻伐。毛澤東竟如此振振有詞，寡廉鮮恥地用賣國主義統一全黨思想：「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頁二二三）這可是毛澤東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賣國嘴臉。江澤民、胡錦濤繼承、捍衛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讓俄國多佔地才愛國」，一傢伙把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給了俄國。當然這絲毫也無妨他們厚著臉皮大喊大叫「愛國主義」以行騙於國內外華人世界。賣國賊喊愛國，喊得自己血脈噴脹，這和貪污犯講廉政，講得聽眾掌聲雷鳴一樣，都是共產黨特有的政治景觀。這也就是我在上面把毛澤東釘在「罪惡」柱上，而不是常說的「恥辱」柱上。因為，毛澤東是不知道恥辱為何物的。
若就事論事，也就是就毛在婚姻愛情問題上貫徹落實「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原則，那麼，楊開慧這位「員外小姐」，就必須淪為恰似彭德懷式的「井下青年」的命運，而死於一九三零年；一九二八年的賀子珍小姐，一九三八年又淪為「井下青年」，雖得以「死裡逃生」，卻得了精神分裂症。至於江青，雖然她曾狐假虎威，權噪一時，但在夫妻關係上過的卻是「共產共夫」的生活。說到這裏，還得提起彭德懷對毛荒淫無度的反對。黃克誠這箇舊社會嫁給毛澤東的棄婦，揭發彭德懷「對各地修房子不滿；反對唱《東方紅》歌；對喊『毛主席萬歲』不滿；調文工團，他罵蕭華和羅瑞卿同志，說是『選妃子』，實際是罵毛澤東同志。」（頁三四二）這就說明，根據黨性原則，為了捍衛「毛澤東同志」「選妃子」的戰略需要，就必須對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置之死地而後快。
具有良知的老共產黨員學者李慎之先生的「結論是：古今中外幾千年，除了最無恥、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誰能夠這樣干？
「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著『其樂無窮』地『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毫無仁善之心，這隻有從『土匪——軍閥——暴君』這個梯階爬上來的人才會這麼干！這種人，不管對國家對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們也決不下『罪己詔』。
「慎之兄問我：你聽說過毛主席下過『罪己詔』么？
「我冥想了好一會，只得搖搖頭。
「『是的，他從來也沒有認真地檢討過自己。』慎之兄說。
「接著，他用馬克思的話來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令人極其痛心的現象。馬克思的這幾句話是：『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係只能靠獸性來維持。』」（戴煌：《以李慎之為榜樣，無鞭奮蹄至瞑赴！》）實在地說，黨性本來就是獸性，其所以說它「惡性發作」，是因為發展至今已經獸性「化」了。毛澤東給出定義：「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
總之：一個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一個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一個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只要具備了這三條，別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即便是，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也會在全黨、全軍裹挾下，全國人民聞風而動，高呼：萬歲，萬萬歲！高唱：「世界革命就是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呼號著「為了世界領袖毛主席，沖啊！」前仆後繼，勇當炮灰；爭先恐後，去「重於泰山」！去讓中國死一半人！
中共官方修史，謂「反右派」與「反右傾」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有少數右派分子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制度猖狂進攻，所以「反擊右派進攻」是有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後者，是彭德懷等同志指出大躍進中發生的問題，意見是正確的，所以反右傾是錯誤的。此中荒謬不經之處，不值一駁。我要著重指出的是，二者的本質不同在於：前者是以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共產極權主義）；後者是以極權民主主義反對一人專權。「極權民主主義」是個什麼概念呢？表面價值是，領袖集體領導，實行黨內分贓。實質是：在中共的詞典上叫做「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猶如法西斯指導下的民主，說白了就是：水指導下的火。它的運行機制如下：「意見完全相同的時候，毛主席走群眾路線，完全服從大家的意見；意見不相同的時候，你就要完全服從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還要執行，並且還要興師伐異」。我們見到的, 自殺或被殺者, 臨死前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和蘇共布哈林死前喊：「斯大林萬歲！」這就是極權民主主義者的典型示範。因為，「極權民主主義」導致「一人專權」是必然的邏輯。你要民主就要在集中指導下，所以你只要承認「一」，就要接受「二」。只要承認馬克思，就不能反對秦始皇。
另外，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還對現實存在一個共識，這就是，反右派和反右傾之後，黨內黨外都不敢講話了。這個話對是對，但不夠徹底，因為它忽略了一個現存的邏輯：不說話就是消極抵抗，說明你並沒有不講話的自由。所以人們，特別是共產黨員，更特別是幹部，更更特別的是左派幹部，都得變成毛澤東肚裏的蛔蟲，摸清他在想說什麼，就更加「甚焉」地投其所好!例如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裡得知毛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他就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雜誌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加上了毛澤東寫的編者按，予以轉載。從此一路飛黃騰達，文革時接近權力頂峰，堪與林彪爭奪接班人地位。
毛澤東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一三七五）反右前，為本文的「文前時期」，我不去說它。從反右開始到大躍進，毛澤東經歷了「搗亂，失敗」的過程；從大躍進到反右傾，毛澤東又經歷了「再搗亂，再失敗」的過程……直至文革，人民在「四五」運動中喊出「打倒當代的秦始皇！」毛澤東身敗名裂，人雖死，卻死不瞑目——這就是毛澤東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