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3日讯】 当庭翻供，全盘否认指控。薄熙来在法庭上激烈自辩，出人意料。这一情节，为薄熙来事件再增戏剧性，给审薄大戏频添看点。海内外舆论哗然，热议纷纷。
薄熙来抗辩，鼓舞毛左派
薄的这一手，首先在政治上管用，对于拥戴他的毛左派，是巨大鼓舞。开庭前，一个曾经殴打批毛老人、名叫韩德强的毛左派学者，发声挺薄，其言论具有代表性，他说，当局查了这么长时间，只发现“薄熙来贪污500万元，受贿2000万元……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官员，查一查，都能有几个亿，上十亿，甚至更多的财产。相比较，薄熙来作为这个级别的官员，即使对他的指控成立，应该也算是非常‘清廉的’。”
薄当庭翻供，不承认所有控罪，并声言：“我从来没有贪污行为。”毛左派由此可以指控：习近平当局对薄熙来的司法追究，是“陷害”，是“迫害”，至少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如此一来，原本打算轻罪起诉、从轻判决薄熙来的习近平当局，反而陷于被动。党报连日连篇发文批判薄熙来，斥其耍赖，试图引导舆论，反而让当局窘态毕现。
庭审，游走在法治与人治之间
有人认为，中共庭审，全是走过场，都是精心安排的表演，推及这次薄熙来开庭，也是表演；薄熙来翻供，也仅仅是表演的一部分。此说，不是以偏概全，就是以全概偏。共产党不讲法治，固然是一个常识。然而，文革后的共产党，在法治与人治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游走空间，时而更靠近法治，时而更靠近人治，因案而异。
一般刑事案件，犯人自辩、请律师、翻供，基本上都不成问题；司法受到的干扰，主要来自关系和金钱，即，如果犯人家属能花钱打通公检法，达成行贿与受贿的交易，那么，在起诉、审判和判决的任何一个环节中，犯人都可能被放过或轻判。如果没有这类交易，全案则基本上依法进行。
政治干预司法，党大于法，主要出现在涉及政治的案件中。比如政治异议人士，一旦被当局下狱，处境相当艰难。不能见家属，不能自请律师，超期羁押。但庭审时，他照样可以自辩，或者翻供。而绝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会自辩，且辩才非凡。正因如此，当局往往用秘密审判或限制旁听来遮掩。
笔者就有切身体会。本人因领导八九民运入狱。在当局起诉书里，列明两桩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庭审时，本人自辩，无须讲民主自由的大道理，只围绕事实与证据本身说话，检方就常常被我驳得哑口无言。经本人力辩，判决书下来，不见了扰乱社会秩序罪，只留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另外，起诉书主题，原本围绕所谓“十四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本人力辩，根本没有什么“十四条纲领”，不过是我从前阐述中国发生变化的十四种可能性，即“十四条道路”。结果，判决书里，没有再提到“十四条”。当然，当局事先敲定的刑期，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另一类涉及政治的案件，中共高官因权力斗争落马，却以经济罪名下狱。他们也会陷入与政治异议人士相同的处境：不能见家属，不能自请律师，超期羁押。不同的只是结果：中共落马高官通常会获得保外就医的待遇，关上几年，就恢复自由身。当局念其曾为党做贡献，先惩罚后宽恕，将功折罪。也算是党内潜规则。而异议人士，则绝无此“福分”，不仅遭重判，而且被关押到底（刑期满）。在当局看来，异议人士属于威胁政权的极度危险人物，必紧紧压住，岂能轻易松手？
至于法轮功，当局完全抛开法律，法外围剿，厉行迫害，体现中共暴政的极至，则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情形。
涉及重要异议人士或中共落马高官，对他们的起诉与判决，都由中共高层决定，因而，在这类案件中，司法受到的干扰，不是来自关系与金钱，而主要来自中共高层的意志。党领导司法，政治判案。司法中的行贿与受贿，在这类直接由中共高层主导的案件中，无从发生，因为，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无人敢为。
薄熙来翻供，绝非当局“安排的表演”
回头看薄熙来案。如果说，谷开来、王立军等人，没有自辩或翻供，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同样，薄熙来展开自辩与翻供，也是薄自己的选择。这符合他的性格：顽固，狡诈，撒谎成性。而绝非当局安排的“表演”。当局当然想演戏，演一出“依法办案、案犯供认不讳”的戏，却由于被告不配合，把当局想演的戏演砸了。
薄熙来这一手，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而言，也并非无用。共产党固然罔顾法律，然而，文革后，党内办案，相对趋于谨慎，有人时不时会强调：要经得起证据和历史的检验（异议人士案件除外）。尤其专案组、或负责领导专案组的中央大员，法办党内落马官员，并非无所顾忌，而是更为谨慎，不愿从自己手上制造出明显的“冤假错案”，免得日后又来平反，自己落个不是。如果证据不足，或者，落马官员抵死不认、甚至翻供，都会让专案组忐忑不安，负责专案组的中央领导，心下也不会踏实。
对于案犯，共产党的政策，名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老犯人的总结却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思是，坦白，反而为当局罗织罪名制造口实。薄熙来在文革中，曾蹲过少管所，有一定经验；他在重庆“打黑”，判死文强等人，又从对立面积累了相当经验；他很清楚，审判与被审判，何处是关键点。另外，他也明显从陈希同、陈良宇案件中吸取了教训，认定，一旦移送司法，认罪与否，结果都一样，判多判少，都由权力斗争的得胜方——中南海当权者决定。既然结果已定，干脆全然不认。或许，在中共落马高官中，薄熙来算是第一个“看透了”和“想通了”的人。
有人以为，当局用薄瓜瓜做抵押，可以让薄熙来服软。然而，这一招，对付谷开来有效，对付薄熙来无效，原因在于，早在重庆“唱红打黑”阶段，薄熙来、王立军二人，就以同样手段，对付过文强（重庆司法局长），以放过文强儿子做筹码，换取文强服软。薄熙来深谙此中诈术，岂能自我上当?
受贿，为避人耳目，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一个给钱，一个收钱，又通常不会留下字据。受贿者要矢口否认，是可以做到的。老于世故的薄熙来，看准这一点，对一切受贿行为来个死不认账。
作为太子党人物，薄熙来读书、做官，都享尽特权；如今面临司法，同样享尽特权，如他自称：“给我吃住挺好，伙食不错，医疗有保证。”没有遭受虐待，更没有遭受酷刑。更大的特权，还在于，当局故意减少其罪名、减轻其罪责，以便从轻发落。谁知，越是这样，薄熙来越是不知餍足。他看穿了习近平等人心理：害怕。害怕毛左派。如果将习近平与薄熙来处境、位置对调，即，薄熙来身居大位，习近平沦为阶下囚，以薄熙来之心狠手辣，一定置习近平于死地，绝无心慈手软。
演戏演砸了，办案办砸了，习近平三不该
庭审薄熙来，当局陷于尴尬、窘态和被动。与其说当局把戏演砸了，不如说，当局把案办砸了。习近平当局犯下三大错误，或曰，三不该：不该切割，不该缩小，不该左右讨好。
不该切割。不该把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三人的案件各自切割办理；不该把薄熙来与其他涉案人员如重庆公安系统四名官员、商人徐明唐肖林等切割办理。应该把他们全部算作一个犯罪集团，分别审讯、分别取供、交叉对比供词、当庭进行团伙审理，如此一来，薄熙来狡辩和翻供的机会大减。
不该缩小。不该缩小薄熙来的罪名，该侦办的，全部侦办；该起诉的，全部起诉。包括：从大连、辽宁到重庆的所有贪污、受贿、洗钱和不明财产来源；大连空难、大连尸体展、谷开来杀人案等所有涉案嫌疑。当局对薄熙来的起诉，大量漏罪，最简单地看，就至少漏掉了两条：巨大财产来源不明罪；包庇杀人罪。其实，在庭审过程中，这两点就暴露无遗。关于海伍德威胁薄瓜瓜，开口索要就是1400万英镑（2.1亿人民币），他不会不知道薄谷家的实力而随便狮子开大口；而薄谷共用和分用的保险柜，就有多个，其中数额，当局隐瞒不提，可以想见，薄谷财产，如天文数字。关于谷开来杀人，薄熙来一早就知情，却不仅不报案，还对立案、办案横加阻扰，岂止滥用职权？明明白白地，就是包庇、窝藏杀人犯。
不该左右讨好。指的是，习近平当局，企图左右平衡，既要法办薄熙来，又怕得罪毛左派。故而，既要倒薄，又要挺薄。要倒薄，因为，薄的真正罪行，是谋夺最高权位，所谓篡党夺权，乱了党内规矩。但自“四人帮”审判后，党内权力斗争，不能入罪，已经成为党内不可逆转的共识。所以，江泽民扳倒陈希同、胡锦涛扳倒陈良宇、习近平（与胡温贺等联手）扳倒薄熙来，虽都源起权力斗争，却都假以腐败罪名。要挺薄，因为，薄熙来背后有“民心”、“民意”，即左派群众的支持。习近平当局不敢大意，遂以缩小罪名、减轻罪责为策略，意图为薄熙来免死，以从轻判决收场。
政局复杂，薄案背后不简单
薄熙来当庭翻供，也不排除背后有高人授意。即，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薄接到某些政治老人或高层毛左人物的口信，要他当庭翻供，给习近平班子难堪。
此论，并非空穴来风，而对应于中共内部的分裂，尤其，围绕薄熙来事件，中共高层产生的深重分裂。御用文人、被称为“中南海智囊”的胡鞍钢，发表文章，为这种分裂与斗争，提供了及时的注脚。薄案开审前，胡发文声称：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而就在去年7月，高层权争激烈时，胡也曾发文声称：中共的九常委制，就是“集体总统制”，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
胡鞍钢二度发文，重申其论，明显受人所使。如果说，他去年发文，是警告胡温；今年发文，就是警告习近平。意思是：听从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决议，不得自作主张。而政治局常委会，去年还是九名常委，其中有四人是江泽民铁杆，对胡温构成牵制；今年变成七名常委，其中也有至少四人是江泽民铁杆，对习李构成牵制。
薄案开审前，以会见前美国政要基辛格为借口，政治老人江泽民突然露面。官方新闻报导中，把江泽民与基辛格的会见，称为“庄园式”－－故意与不久前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会见相提并论；又把这两人的谈话，称为“很重要”－－强烈暗示江泽民对政局仍有支配力。
所有这些迹象，显示，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的习近平，仍未掌握实权。薄熙来夺权，主要针对习近平，习没有理由轻纵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新君的习近平，再怎么愚钝，也不至于不懂得这条王朝古训。怎奈习手上无实权，在前，受制于七人常委会的“集体决议”；在后，受制于继续垂帘听政的江泽民。习之窝囊、憋气，可想而知。看来，习近平要掌实权，除非暗杀江泽民。问题是，习近平有这个胆量吗？
争夺毛左派，习近平钻进死胡同
习近平一上台，就在政治上左转，高唱左调，高举毛旗。有人下了这样的结论：习是天生的毛左，所以如此。如此结论，不仅过于简单化，而且过于表面化。中共党内的左右之分，并非社会上的左右之别。在中共党内，相对于毛泽东的左，华国锋算右；而相对于邓小平的右，华国锋又算左；而相对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右，邓小平又算左。可见，左与右，皆相对而言，唯毛左是极左。经历文革、父亲和自己都深受其害的习近平，为何天生就左？即便左，为何就天生就是毛左，而不是邓左、或其他左？
观察习的言行，必须放到近两年中共政治的大背景下，才能识别。这个大背景，莫过于薄熙来事件，在党内引发地震；薄自恃的民意支持，尤其震撼了中南海当权派。
既然走左、“唱红”、举毛旗，能招揽人心，习或习的智囊们，不禁自问：何不顺手牵羊？于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举毛旗，我就把毛旗举得更高；你“唱红”，我“说红”，都是红二代，看我不比你更红？只是，一个在位的最高领导人，竟要和一个落马的阶下囚去争夺左派群众，又何其可笑、可悲！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薄熙来受审，被外界称为自“四人帮”受审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审判，虽然未以政治的名义。但，同样被称为“世纪大审”，时隔32年，对比其中蕴涵，政治倒退，司法也无甚长进。
审判“四人帮”，彰以政治罪行，显示当时中共领导层的自信，同时昭示，当时中共领导层要走新的道路；抛弃文革路线，走向改革开放。审判薄熙来，对其唱红、走左的政治路线避而不提，更无清算，对应的便是，中南海走老路、走回头路、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如此殊途同归，审薄，安能服众？
左右讨好，结果就是，左右皆失。在社会上，自由派不服：薄熙来岂止三桩罪？分明是包庇；毛左派不服：哪个高官不贪腐？分明是陷害。在党内，倒薄派担心：如果不办倒薄熙来，新班子地位不稳；挺薄派不以为然：薄也是太子党，利益集团的一员，“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薄案陷入泥潭，本身证明，习近平向左转，并非一条活路，而是一条死路。
位于成都的武侯祠，纪念诸葛亮，有一副发人深省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宽严皆误，用这四个字，来表征习近平的失败，再恰当不过。如果不能超越现行制度和政治路线，法办薄熙来，无论轻判重判，都将留下不测后果。笔者曾一再阐明：只要一党专制犹存，薄熙来有的是翻案机会。道理很简单，现行制度，具备毛左派生存、壮大的最佳土壤和气侯。
薄熙来最后陈述，语带玄机
所谓微博“直播”，实为选择性新闻发布，比如，没有完整播出薄熙来的最后陈述，其中，薄提到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他说：“有人说我有做总理之心，这完全是不实的。众所周知，十七大以后，党中央已经确定，由李克强同志担任总理。”“有人说我想做中国的普京，这也完全是不实之词。”在这里，薄熙来暗示，中南海惩治他，完全是因为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当权者表白，他不会威胁他们的权力。然而，这个表白是如此的迟到和苍白无力，因为，薄的夺权野心，早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薄熙来的最后表白，却泄露两大玄机。其一，他亲自证实，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你死我活，无情倾轧，才是他落马的主因；至于腐败，所有高官都腐败，非他一人而已。其二，他故意说自己不想当总理，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谁都知道，他觊觎的，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大位，即目前由习近平得手的最高权位。薄熙来在“最后陈述”中，并不说“我不想当总书记”或者“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似乎是留了一手，留待将来翻案：我没有说我不想当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实际上，早在2009年，毛左派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就公开推举薄熙来为其总书记。
关于滥用职权的指控，薄熙来在庭审中泄露，他是奉上级中央领导的“六条指示”行事，才制造出“王立军患严重忧郁症”、并进行“休假式治疗”。这个上级中央领导，实际就是时任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周公开挺薄，并被传与薄密谋，将在十八大把政法委书记一职让给薄。按照他们的计划，薄熙来将挟政法系统之力，伺机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薄案庭审后，从北京传出消息：在先后查处四川省和中石油原属周永康的多名部下后，进一步的查处矛头，已经指向周永康，预示，中共权力斗争，并未因薄案而结束，而是继续延烧。中共内部的分裂，无可避免地，日益加剧。
文章来源：《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