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5日讯】（新唐人记者宋风综合报导）对中国近30年有关键影响的邓小平和赵紫阳，最初他们从合作，到出现分歧，最后竟分道扬镳。而他们关系的破裂更促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保守，形成了今天的政治更加保守、无官不贪、利益集团一统天下的大局。
海外《多维网》上有一篇文章《邓小平和赵紫阳为什么最后摊牌》一文，评析了他们间的分歧所在。
邓小平和赵紫阳改革目标产生剧烈矛盾
赵紫阳是中国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主持者。从1986年10月至1989年4月，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推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但到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对对学运进行武力镇压而被党内保守势力撤销职务。
虽然邓小平支持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们在目标上有重大差别。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邓小平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什么民主！
与之不同的是，赵紫阳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所以，受命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主持这项改革的赵紫阳，其指导思想是“发展民主”。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必须接受和遵从邓小平的主张，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邓小平的主张这顶大帽子下，加进了自己的看法：“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正是由于赵紫阳的支持，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共识。
改革措施远超邓小平规定范围
邓小平为赵紫阳改革所划定的内容，主要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特别是领导干部年轻化）。但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远期目标是“高度民主”，近期是“制度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在赵紫阳改革那一短暂的改革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解决社会矛盾；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规则等。
中共十三大之后，他又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总起来讲，在赵紫阳主政的那几年，中共的政治专制是逐渐削弱的，它与经济放开之间的距离开始逐步缩小，因而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
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做的这一切，“六四”之后都被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作为赵紫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全盘否定。这也证明，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能容忍的范围。
无法容忍六四最后摊牌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向是明确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从没有放弃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学潮问题，推动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
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经，改变了中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赵紫阳的以民主和法制治国的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理念，是中共执政史上的一个创造。
正是由于赵紫阳的这种以民主法制治国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与邓小平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差异，造成了赵与邓在1989年5月最后摊牌，赵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迫中止的历史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