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5日訊】（新唐人記者宋風綜合報導）對中國近30年有關鍵影響的鄧小平和趙紫陽，最初他們從合作，到出現分歧，最後竟分道揚鑣。而他們關係的破裂更促使中國的局勢變得更加保守，形成了今天的政治更加保守、無官不貪、利益集團一統天下的大局。
海外《多維網》上有一篇文章《鄧小平和趙紫陽為什麼最後攤牌》一文，評析了他們間的分歧所在。
鄧小平和趙紫陽改革目標產生劇烈矛盾
趙紫陽是中國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設計者和主持者。從1986年10月至1989年4月，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推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但到1989年“六四”之後，因反對對學運進行武力鎮壓而被黨內保守勢力撤銷職務。
雖然鄧小平支持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但他們在目標上有重大差別。鄧小平的目的在於興利除弊，試圖在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革除體制中的官僚主義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鄧小平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什麼民主！
與之不同的是，趙紫陽接受了鮑彤和研討辦公室的提法，同意將“建設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所以，受命制定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和主持這項改革的趙紫陽，其指導思想是“發展民主”。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必須接受和遵從鄧小平的主張，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鄧小平的主張這頂大帽子下，加進了自己的看法：“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党向執政黨轉變”。
正是由於趙紫陽的支持，這“兩個轉變”基本上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共識。
改革措施遠超鄧小平規定範圍
鄧小平為趙紫陽改革所劃定的內容，主要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提高效率，增強活力（特別是領導幹部年輕化）。但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十三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遠期目標是“高度民主”，近期是“制度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的領導是政治領導”。
在趙紫陽改革那一短暫的改革時期內，它創造了一種寬鬆的政治環境：打破了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格局，強調党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削弱党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取消党對文化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開展社會協商對話，協調解決社會矛盾；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通過建立公務員制度來淡化党管幹部；探索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以及建立黨內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規則等。
中共十三大之後，他又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廉政建設、在建設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同時建設民主政治新秩序等問題。
總起來講，在趙紫陽主政的那幾年，中共的政治專制是逐漸削弱的，它與經濟放開之間的距離開始逐步縮小，因而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發展是有益的。
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所做的這一切，“六四”之後都被鄧小平和黨內的保守勢力作為趙紫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全盤否定。這也證明，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能容忍的範圍。
無法容忍六四最後攤牌
從方案設計開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體制改革被鎮壓的槍聲所終止，趙紫陽和他的部下們在發展民主政治、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方向是明確的。就在最後的那場如何對待學潮的問題鬥爭中，趙紫陽也從沒有放棄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決解決政府和民眾的衝突，從沒有放棄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學潮問題，推動民主進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
趙紫陽在五四亞行講話中提出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是在和平條件下，在中國現實社會歷史條件下解決社會突發事件和衝突，防止其進一步走向激化和對抗，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一條最好途經，改變了中共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可以說，趙紫陽的以民主和法制治國的新的政治思維和政治理念，是中共執政史上的一個創造。
正是由於趙紫陽的這種以民主法制治國為目標的政治改革，與鄧小平以提高效率為目的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差異，造成了趙與鄧在1989年5月最後攤牌，趙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被迫中止的歷史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