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2日讯】 《香港某报“中纪委要求高官留学子女回国”报道失实》消息五月二十九日惊现于各大官网后，对于习近平中国梦真意的猜测，特别让人压抑。这时，“晋察冀冤民”对习主席的预测，更提供了悲观的铁证──中共只是在野时才认同民主自由！今日代表红二代坐江山的习总，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改变祖制。其五月下旬隆重推出的中共党史政论片《苦难辉煌》，再次誓言拒绝宪政。在中共眼里民主自由只是当时争天下的权宜之计，而于后来中共一党专制坐江山，则是祸根和威胁。
邓拓女儿顶“晋察冀冤民”
传达此信息的“晋察冀冤民”其中一位是七十岁的邓小岚，是原《晋察冀日报》总编和《人民日报》首任总编邓拓的女儿。她每两周从北京坐公交车到阜平马兰村过一天，教村民孩子学音乐。以此替曾在此办《晋察冀日报》的父亲向百姓致歉：当年邓拓代表中共向百姓许诺的民主自由，至今无一兑现──解放六十多年的阜平，远不如晋察冀边区时期有民主政治。
与她一同现场回忆的人物，还有杨瑞（《晋察冀日报》文书）、周均伦（聂荣臻秘书）、张朝杰（其父是聂荣臻在晋察冀时的警卫）、张冀新（当年富农的儿子），加上张鸣（人民大学教授）、杨奎松（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和徐焰（国防大学教授）等学者的评说，“晋察冀冤民”的奇冤，有了完整清晰的真相。
原来，五台山二○一一年高速公路开通后，许多游人驱车两小时从北京到阜平，始知，中共七十多年前在此建立过比今天真实得多的民主政府。当年晋察冀边区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展示“新中国”的“样办”。但当进入“新中国”后，老百姓却发现货不对办，上当受骗。
其时以民主选举而建立“三三制”晋察冀边区联合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来自三十九个县的一百四十八名代表，参加了为期六天的第一届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临时边区政府，有阎锡山旧部，有国民党代表，有原东北军旧部，还有开明士绅、僧侣代表，以及共产党干部；最后经第二战区最高长官阎锡山批准成立。一九四○年，晋察冀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范围的民主选举，老百姓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名字和理由写在一个牌子上举起，在集会上拉票。毛泽东当年将此总结为“三三制”：在根据地政权中，共产党员三分之一，非中共人士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三分之一。形成一个真正共生的联合政府。中共推荐的代表落选，也尊重选举结果。
在亡党危机中才信民主
昔日中共为何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因中共经长征之痛而反思，有所务实，暂时放弃了马列“阶级斗争”教条。
张朝杰（其父是聂荣臻的警卫）回忆：当时村里的地主富农都是中共争取的对象，他们当中很多人同样乐意为共产党办事。当年富农的儿子张冀新说：聂荣臻的队伍一来，我父亲就获准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不讲成分，只要你抗日就行。
晋察冀联合政府，让许多人轻信中共有民主诚意和执政能力。其实中共一度实践民主，只因中共处于弱势和危险──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国民党有二百多万军队，中共只有两万多兵力，彼时蒋介石根本不承认“国共合作”，只说“共党输诚”（即对共军收编招安）。面对亡党危险，毛泽东只有高举民主自由大旗。先借合作抗日之名取得中共合法性，再以民主自由联合政府原则建立根据地争民心。既拥寇自重，亦借民主壮大。
可怜邓拓没有明白这一道理，文革前还以晋察冀联合政府精神写《燕山夜话》劝毛，当然只能被迫自杀。他不懂建国后毛立即废除联合政府，是因民主党派沦为靠中共养活的花瓶了。中共一强大，民主就消亡。这是屡试不爽的经验。
吴思、赵晓预测危机升级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学者吴思在共识网发表《政改的预测框架》，文章认为，影响政改意愿有三层力量，第一是危机强度。危机可分为五级，今日中国已进入三级危机“全省或省会城市动荡”──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及后续风波，堪比导致晚清垮台的“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运动”。
另有学人指出，今日中共已进入二级危机“中心城市动荡”。新证据是五月二十八日，中共出台十六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之消息立即引起各大城市高校师生的强烈抵制，特别是北京出现了激烈反弹。许多高校师生说，这个“新十六条”让人想起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是十六条。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当日在微博转发了毫不妥协的抗争：“今天，俄罗斯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称‘苏联时代是地狱’。……”
胡锦涛致中国“三级危机”，习近平引中国“二级危机”！
“二级”到了，“一级”还会远吗？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