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2日訊】 《香港某報「中紀委要求高官留學子女回國」報道失實》消息五月二十九日驚現於各大官網後，對於習近平中國夢真意的猜測，特別讓人壓抑。這時，「晉察冀冤民」對習主席的預測，更提供了悲觀的鐵證──中共只是在野時才認同民主自由！今日代表紅二代坐江山的習總，不願放棄既得利益改變祖制。其五月下旬隆重推出的中共黨史政論片《苦難輝煌》，再次誓言拒絕憲政。在中共眼裡民主自由只是當時爭天下的權宜之計，而於後來中共一黨專制坐江山，則是禍根和威脅。
鄧拓女兒頂「晉察冀冤民」
傳達此信息的「晉察冀冤民」其中一位是七十歲的鄧小嵐，是原《晉察冀日報》總編和《人民日報》首任總編鄧拓的女兒。她每兩週從北京坐公交車到阜平馬蘭村過一天，教村民孩子學音樂。以此替曾在此辦《晉察冀日報》的父親向百姓致歉：當年鄧拓代表中共向百姓許諾的民主自由，至今無一兌現──解放六十多年的阜平，遠不如晉察冀邊區時期有民主政治。
與她一同現場回憶的人物，還有楊瑞（《晉察冀日報》文書）、周均倫（聶榮臻秘書）、張朝傑（其父是聶榮臻在晉察冀時的警衛）、張冀新（當年富農的兒子），加上張鳴（人民大學教授）、楊奎松（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和徐焰（國防大學教授）等學者的評說，「晉察冀冤民」的奇冤，有了完整清晰的真相。
原來，五台山二○一一年高速公路開通後，許多遊人驅車兩小時從北京到阜平，始知，中共七十多年前在此建立過比今天真實得多的民主政府。當年晉察冀邊區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共展示「新中國」的「樣辦」。但當進入「新中國」後，老百姓卻發現貨不對辦，上當受騙。
其時以民主選舉而建立「三三制」晉察冀邊區聯合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來自三十九個縣的一百四十八名代表，參加了為期六天的第一屆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選出的臨時邊區政府，有閻錫山舊部，有國民黨代表，有原東北軍舊部，還有開明士紳、僧侶代表，以及共產黨幹部；最後經第二戰區最高長官閻錫山批准成立。一九四○年，晉察冀又舉行了一次更大範圍的民主選舉，老百姓可以把自己喜歡的候選人名字和理由寫在一個牌子上舉起，在集會上拉票。毛澤東當年將此總結為「三三制」：在根據地政權中，共產黨員三分之一，非中共人士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三分之一。形成一個真正共生的聯合政府。中共推薦的代表落選，也尊重選舉結果。
在亡黨危機中才信民主
昔日中共為何能夠獲得廣泛支持？因中共經長征之痛而反思，有所務實，暫時放棄了馬列「階級鬥爭」教條。
張朝傑（其父是聶榮臻的警衛）回憶：當時村裡的地主富農都是中共爭取的對象，他們當中很多人同樣樂意為共產黨辦事。當年富農的兒子張冀新說：聶榮臻的隊伍一來，我父親就獲准加入了共產黨。那時不講成份，只要你抗日就行。
晉察冀聯合政府，讓許多人輕信中共有民主誠意和執政能力。其實中共一度實踐民主，只因中共處於弱勢和危險──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時，國民黨有二百多萬軍隊，中共只有兩萬多兵力，彼時蔣介石根本不承認「國共合作」，只說「共黨輸誠」（即對共軍收編招安）。面對亡黨危險，毛澤東只有高舉民主自由大旗。先借合作抗日之名取得中共合法性，再以民主自由聯合政府原則建立根據地爭民心。既擁寇自重，亦借民主壯大。
可憐鄧拓沒有明白這一道理，文革前還以晉察冀聯合政府精神寫《燕山夜話》勸毛，當然只能被迫自殺。他不懂建國後毛立即廢除聯合政府，是因民主黨派淪為靠中共養活的花瓶了。中共一強大，民主就消亡。這是屢試不爽的經驗。
吳思、趙曉預測危機升級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學者吳思在共識網發表《政改的預測框架》，文章認為，影響政改意願有三層力量，第一是危機強度。危機可分為五級，今日中國已進入三級危機「全省或省會城市動盪」──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及後續風波，堪比導致晚清垮台的「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運動」。
另有學人指出，今日中共已進入二級危機「中心城市動盪」。新證據是五月二十八日，中共出台十六條意見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之消息立即引起各大城市高校師生的強烈抵制，特別是北京出現了激烈反彈。許多高校師生說，這個「新十六條」讓人想起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是十六條。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趙曉，當日在微博轉發了毫不妥協的抗爭：「今天，俄羅斯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稱『蘇聯時代是地獄』。……」
胡錦濤致中國「三級危機」，習近平引中國「二級危機」！
「二級」到了，「一級」還會遠嗎？
文章來源：《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