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5日讯】 共党是中国纳税人和中国人身上巨大的财政负担，中国人辛辛苦苦的工作劳动养活着一个祸国殃民、毁坏民族精神的共党团伙，究竟有多少共党的干部们或者是公务员们要让国民们去养活？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就有独立的学者们在调查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即使皇权主义执行的专制统治，作为皇帝也懂得精兵简政，尽量减少政府的开支，于是就可以做到轻摇役、减赋税、与民生息。
就是说减轻人民的负担，当人民手里有了富裕的钱的时候，于是内需就扩大了，不需要皇帝发圣旨去拉动内需，人民有钱，不仅仅是消费，更可以去创业，所谓百业兴旺，并不是皇帝掏钱作为朝廷投资建立国企央企，而是所有的农工商业都是民间百姓们私人资金创立和运作的。
皇帝当时向每个县派三名官员，知县、县丞和县尉，这三个人是有朝廷财政开支的。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央政府派往各县的官员只有两名，一个是县长，另一个是保安队长，或者是警察局长。
文革期间本人曾上山下乡去了东北，所在的县管辖着十一个公社，所谓的公社就是以前和现在所称的乡。六十年代末的县政府虽说是蚂蚁虽小，却已是五脏俱全了，除了没有外交机构之外，基本上已经是中央有什么部委，县城里就有什么机构了。所在的公社管辖着几十个自然村，共两万来人，公社干部将近二十人，据说都是中央财政开支的。
一位土生土长的老乡长在当时是正在挨斗和监督劳动的老社长曾经说，在土改以后的五十年代初，乡就变成了共党的一级政府，由县政府任命三到四个乡干部，当时乡干部的工资是二十多块钱。自从改成了人民公社以后，公社干部是逐年增加，工资也增长了。当本人去插队的时候，这大大小小的二十位公社干部的月工资最高的是五十四块钱，大多数是三十六块钱到四十六块钱，还有几个是三十一块钱。
可当时最富的自然村的年人均收入不过四十元到五十元，一般的自然村的人年均收入在二、三十元左右。一旦遇上了灾荒年，粮食减产则造成绝大多数的人家不但年终分不到钱，还要盖章、按手印、写下欠条。公社化以后，全国农村是一片赤贫，即便是所谓的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们也在背后抱怨，自己的生活是不如一九四九年以前，至少以前可以吃饱饭，公社化以后就只能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只有一百八十斤到三百三十斤的原粮，辛苦了一年，没有钱分固然是大问题，但是连年口粮不足、吃不饱肚子则是个更大的问题。但是公社的干部们一年比一年多，因为这些干部们都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并不是靠着向农民们征收苛捐杂税，或者是罚款要捐款来养活的。
估计共党各机构的人员突然臃肿，吃财政饭的人突然猛增，应该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一群在文革中表现突出的急先锋们、暴徒们、打手们，几乎替代了以前的所有的公职人员的位置。文革结束，这批曾经被打倒的公职人员被平反，官复原职，他们又把因自己而受牵连的子女们拉进了吃财政饭的行列。
在五十年代的初中期，全国行政管理的开支仅占中央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一点多，不到百分之二；到了一九八零年，这个比率就上升到了百分之五点四；八五年又上升到了百分之六点五；到了九零年，这个比率已经是百分之十了。吃财政饭的干部们的数量几乎每十年就增加一倍，共党没少喊精兵简政，但都是仅仅是口号而已。
九十年代的中期，朱镕基想了个办法，用中央财政开支养活的干部们则只到县级为止，至于县级下属的科、局级干部们和乡、镇级的干部们，以及乡、镇下属的所股级干部们的工资改为由地方政府发放，各地方政府就把这个财政负担毫不客气的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共党喊叫了近二十年的要在上个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国人民过上小康日子显然全成了泡影。
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我们从《中国农村调查》这部书中，终于知道了，当时不到十亿的农民们究竟养活着县级以下的干部七千万，农民们不但每年向中央财政上交七百亿元的农业税，还要通过多达二百三十多项的各种苛捐杂税，被掠夺七千亿元去养活着七千万不在中央财政支出的干部们。
这就是说平均不到十五个农村户口的人就要养活一个官。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无论婴儿、幼儿、孩子、病残者、老年人或者是青壮年，只要是每十五个人，每年就要被敲诈出一万块钱去供养一个共党干部。
在同一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县级干部的总数一个说法是两千万，另一个说法是两千两百万，但是两个说法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其中包括了七百三十万不干事只整人的党务干部们，这批人是中央财政开支养活着，就是说在城镇的人口中，平均每二十到二十二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干部。
二零零五年，共党宣布免除了农民的几百亿的农业税，当时很是受到了一顿欢呼，但可惜的是，欢呼的都不是农民，农民们却没有欢呼，这就使人感到意味深长了。中央忍痛少收七百亿，估计农民们并没有少交这七百亿，地方政府又搞出了新的苛捐杂税，收走了这七百亿，以满足地方官员们贪腐的需要。
由中央财政供养的干部人数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就已经从两千多万上升到了三千八百多万，十一年以后的二零零九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了五千四百万，十一年增加了一千五百多万，平均每年是增加一百四十万，这里还没有算上，截止到二零零九年共有三百一十七万离退休的人员也是由中央财政在供养着。
于是就有独立学者们推算，到了二零一二年底，中央财政供养的人的总数至少是六千万，那么让我们再加上由农民供养的那七千万，总数则是一亿三千万，如果按照共党报出的十三点三亿人口计算，那就是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干部，如果按照十六亿真实人口数字计算，就是平均每十二点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共党的干部。
印度的人口是十二点五亿，官与民的比例是一比六十九，中国大陆是印度的五点六倍，所以印度每年要从国际上购买八、九百吨的黄金供人民去消费，而中国大陆连续两年仅从香港购买了一百五十吨黄金供人民消费，暴富了的人想要消费点黄金却是需要进口。
记得二零一零年，一位强国同胞告诉我说，到了二零一三年左右，中国大陆的黄金储备量将高达一万吨，超过美国的八千吨。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特大喜讯，如今看起来这一万吨黄金的储备量也泡了汤。有统计数字证实，在过去的十六年间，中央财政支出的行政管理费增加了十九倍。
近日一位独立学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其中写到，美国的纽约市人口是一千八百万，市政府官员只有六个人；日本东京人口一千三百万，市政府官员是七个人；中国东北的铁岭市人口三百万，市政府的官员是四十一个。如此计算，中国大陆有二十三个省，四个自治区，四个直辖市，两个特别行政区，包括了五十个州和盟，包括了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共有六百六十一个城市和两千八百多个县，使人不难相信，截止到去年的年底，吃中央财政饭的人超过六千万应该是个事实。
除去这个事实以外，中国人还必须面对的是共党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这六千万被纳税人供养的官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工资、福利、医疗、办公费就可以满足的了，他们还要用公款去吃喝、嫖赌、去旅游，如果这些纳税人也供得起的话，官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太大的矛盾了。因为中国人忍让惯了，就是因为中国人忍让惯了，所以才助长了共党们的贪腐、贪污、腐败和卷款外逃，把中国人抢的穷了，他们去外国做富翁。
这位学者还根据二零零九年的各种数据得出了每百万元的GDP各国所供养的官员的数字。首先是美国，每百万元的GDP供养一点五六个人；日本是供养零点九五个人；德国是一点三三个人；英国是二点八个人；中国大陆是十点八个人，是美国的七倍，日本的十倍，德国的八倍，英国的四倍，如果百万元GDP的产值只是养活十点八个官的话或许问题还不大，但是加上贪腐这个特色后，恐怕这一百万的产值都不够这十点八个人贪污的了，这才是激怒民众的主要原因之一，看来习、李们不是不明白他们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近日，李克强说，在本届政府之内一是政府性质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兴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从中央政府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从这段话我们不难分析出，习、李们毫无新政可言，更提不到什么改革，对于留下的一切弊病只能是发个文件，限制一下，不敢触动根本和实质，就连大刀阔斧的搞一次精兵简政的能力都不具备。
尤其可笑的是，两个人仍然停留在少先队员的程度上，什么以身作则，再自己管好，于是就可以得到辅导员的表扬，还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胡、温当政十年，其中巨大部分的时间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而习、李们也都做过地方官，更应该明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共党习性。这两个人又有何德何能去影响共党改变这个腐败的体制呢？
记得那是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共党的国务院曾向各级政府和各机构的党政负责人发过一个文件，内容是工矿企业每年上缴利润的百分之三允许自留，各事业单位的行政费用凡有结余的也允许自留多少，这笔可以自留下来的钱是用在对职工发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人特殊奖励，雇用必要的急需人才和与业务有往来的单位的交际费用等等等等的。
各机政府和各机构单位的小金库就是从这一文件的下发开始的，用这笔钱雇用编外人员，几年后就转正了，把原来的三毛钱、五毛钱的标准招待饭变成了去饭馆订酒席大吃大喝，给自己的亲信多发奖金，这笔钱的开支是越来越大，于是开始了欺上瞒下账目作假，为的是多自留，小金库就逐渐变成了大金库。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各地方政府，各机构单位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资金，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此时此刻不让兴建楼堂馆所，那么GDP又从哪儿来呢？共党们又从哪儿去贪污工程款呢？卖官鬻爵又是共党的发财之道，不让增加财政供养的人员，岂不是得罪了一大批共党的宝贵财富们了吗？
至于公款吃喝、出国、买车，都是小费用，公款嫖娼也花不了几个钱，唯有公款赌博是个无底洞，输出去几千万、几个亿是无法预料的，显然敢于用公款去赌博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后台都很硬，李克强们是惹不起的，所以也不禁止。
说句实话把国家折腾的倾家荡产的既不是国内的反党势力，也不是国外的反华势力，而是共党们自己。假如说李克强的这三条能够多少起点作用的话，中国大陆的官民就仍然是一比十二点三，一个人腐败，那十二点三个民众是绝对承受不住的。
温家宝是高喊反腐败，结果是腐败够了退休了；习近平接着喊反腐败，半年了腐败依旧。二十年前湖北的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提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论述，从而引发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但似乎也就是一阵风。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共党一手造成的，多少的改革方案和好的措施都被共党当作了废纸。李昌平曾在九十年代直言觐见过朱镕基，李昌平当时说要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改革，也就是说要改变干部的产生方式和管理方式，党的领导关键是要保证让人民做主，从新建构政府的体制，目标是政府必须忠于人民，按人民的意志办事。
现在吃税费的人员必须减少一半，各种机构必须砍掉一半以上，干部在岗即官，下岗即民，如果县乡政府重新建构的改革不切实做好的话，其他改革都不可能顺利进行。李昌平还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肯定是一场革命，是一场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艰难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在一定的范围里，这场革命是一场斗争，是人民群众捍卫国家给予他们的权利，同剥夺他们的权利的人之间所进行的艰苦斗争，没有这场斗争，一切都不可能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不利用民主的力量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膨胀问题，我们就会重复暴力革命，交替政权的历史。
李昌平的这段话至今仍然是针砭时弊的明智之谈，只可惜是对牛弹琴。朱镕基没有能力去精简机构和吃官饭的人员，任由政府膨胀、人浮于事、贪腐横行。胡、温的十年更是机构臃肿，人员成倍增长，腐败无处不在的十年。为了应对这个巨大的体制和上亿的体制内人员，所以才债台高筑，新印刷的钞票泛滥成灾，推高了通胀率，暴涨了物价，为了养官，民生才变得如此的艰难。
明朝的笔记小说中有一篇文章是说鬼的，作者认为有人就有鬼，人多鬼多，人少鬼少，没人的地方就没有鬼。仔细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并不是人死了都变鬼，正直的人死后成神，卑劣小人才死后变鬼，神是佑护人的，鬼是害人的，没人的地方鬼就没的害，所以才没有鬼，无论人多或人少，鬼有的害，所以有人就有鬼，至于信不信神鬼，那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孔夫子就不太相信这些，所以才有子不语乱力鬼神的话。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哪怕不信鬼，也应该承认确实有鬼混迹在人世上，这群鬼就是共党们。共党把手伸向了四面八方，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共党，人多共党多人少共党少，没有人的地方共党们就没有的害，所以也没有共党。
鬼能搅得人们家宅不安，身家性命不保，共党们就去能整死人、害死人、冤枉死人，还要劫财劫色。共党这群鬼们，刚进城的共党们不过是多吃多占，贪个小便宜，以后就进一步发展到了偷偷摸摸的到处占小便宜，共党们有恃无恐，又从贪污腐败发展到公然抢劫。
自从共党进了城，中国大陆就开始了一场人鬼之间的搏斗，鬼们曾经占过上风，但这三十来年鬼们的气数是一年比一年低，一年不如一年，打鬼的吼声却是四起。其实打鬼的诀窍就是首先消除对鬼的畏惧感，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人的，不是属于鬼的，人打鬼是天经地义的，鬼应该呆在阴间地狱里，阴阳两界分清楚了，人才能过上个舒心的日子。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