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5日訊】 共黨是中國納稅人和中國人身上巨大的財政負擔，中國人辛辛苦苦的工作勞動養活著一個禍國殃民、毀壞民族精神的共黨團伙，究竟有多少共黨的幹部們或者是公務員們要讓國民們去養活？大約在二十多年前，就有獨立的學者們在調查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各朝各代都實行的是小政府大社會，即使皇權主義執行的專制統治，作為皇帝也懂得精兵簡政，盡量減少政府的開支，於是就可以做到輕搖役、減賦稅、與民生息。
就是說減輕人民的負擔，當人民手裡有了富裕的錢的時候，於是內需就擴大了，不需要皇帝發聖旨去拉動內需，人民有錢，不僅僅是消費，更可以去創業，所謂百業興旺，並不是皇帝掏錢作為朝廷投資建立國企央企，而是所有的農工商業都是民間百姓們私人資金創立和運作的。
皇帝當時向每個縣派三名官員，知縣、縣丞和縣尉，這三個人是有朝廷財政開支的。到了中華民國的時候中央政府派往各縣的官員只有兩名，一個是縣長，另一個是保安隊長，或者是警察局長。
文革期間本人曾上山下鄉去了東北，所在的縣管轄著十一個公社，所謂的公社就是以前和現在所稱的鄉。六十年代末的縣政府雖說是螞蟻雖小，卻已是五臟俱全了，除了沒有外交機構之外，基本上已經是中央有什麼部委，縣城裡就有什麼機構了。所在的公社管轄著幾十個自然村，共兩萬來人，公社幹部將近二十人，據說都是中央財政開支的。
一位土生土長的老鄉長在當時是正在挨鬥和監督勞動的老社長曾經說，在土改以後的五十年代初，鄉就變成了共黨的一級政府，由縣政府任命三到四個鄉幹部，當時鄉幹部的工資是二十多塊錢。自從改成了人民公社以後，公社幹部是逐年增加，工資也增長了。當本人去插隊的時候，這大大小小的二十位公社幹部的月工資最高的是五十四塊錢，大多數是三十六塊錢到四十六塊錢，還有幾個是三十一塊錢。
可當時最富的自然村的年人均收入不過四十元到五十元，一般的自然村的人年均收入在二、三十元左右。一旦遇上了災荒年，糧食減產則造成絕大多數的人家不但年終分不到錢，還要蓋章、按手印、寫下欠條。公社化以後，全國農村是一片赤貧，即便是所謂的根紅苗正、苦大仇深的貧僱農們也在背後抱怨，自己的生活是不如一九四九年以前，至少以前可以吃飽飯，公社化以後就只能常年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
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只有一百八十斤到三百三十斤的原糧，辛苦了一年，沒有錢分固然是大問題，但是連年口糧不足、吃不飽肚子則是個更大的問題。但是公社的幹部們一年比一年多，因為這些幹部們都是吃國家財政飯的，並不是靠著向農民們徵收苛捐雜稅，或者是罰款要捐款來養活的。
估計共黨各機構的人員突然臃腫，吃財政飯的人突然猛增，應該是文革結束後的幾年。一群在文革中表現突出的急先鋒們、暴徒們、打手們，幾乎替代了以前的所有的公職人員的位置。文革結束，這批曾經被打倒的公職人員被平反，官復原職，他們又把因自己而受牽連的子女們拉進了吃財政飯的行列。
在五十年代的初中期，全國行政管理的開支僅佔中央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一點多，不到百分之二；到了一九八零年，這個比率就上升到了百分之五點四；八五年又上升到了百分之六點五；到了九零年，這個比率已經是百分之十了。吃財政飯的幹部們的數量幾乎每十年就增加一倍，共黨沒少喊精兵簡政，但都是僅僅是口號而已。
九十年代的中期，朱鎔基想了個辦法，用中央財政開支養活的幹部們則只到縣級為止，至於縣級下屬的科、局級幹部們和鄉、鎮級的幹部們，以及鄉、鎮下屬的所股級幹部們的工資改為由地方政府發放，各地方政府就把這個財政負擔毫不客氣的轉嫁到了農民的頭上，共黨喊叫了近二十年的要在上個世紀末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全國人民過上小康日子顯然全成了泡影。
但是在上個世紀末，我們從《中國農村調查》這部書中，終於知道了，當時不到十億的農民們究竟養活著縣級以下的幹部七千萬，農民們不但每年向中央財政上交七百億元的農業稅，還要通過多達二百三十多項的各種苛捐雜稅，被掠奪七千億元去養活著七千萬不在中央財政支出的幹部們。
這就是說平均不到十五個農村戶口的人就要養活一個官。再說的明白一點，就是無論嬰兒、幼兒、孩子、病殘者、老年人或者是青壯年，只要是每十五個人，每年就要被敲詐出一萬塊錢去供養一個共黨幹部。
在同一個時期，從中央到地方縣級幹部的總數一個說法是兩千萬，另一個說法是兩千兩百萬，但是兩個說法卻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其中包括了七百三十萬不幹事只整人的黨務幹部們，這批人是中央財政開支養活著，就是說在城鎮的人口中，平均每二十到二十二個居民中就有一個幹部。
二零零五年，共黨宣布免除了農民的幾百億的農業稅，當時很是受到了一頓歡呼，但可惜的是，歡呼的都不是農民，農民們卻沒有歡呼，這就使人感到意味深長了。中央忍痛少收七百億，估計農民們並沒有少交這七百億，地方政府又搞出了新的苛捐雜稅，收走了這七百億，以滿足地方官員們貪腐的需要。
由中央財政供養的幹部人數在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就已經從兩千多萬上升到了三千八百多萬，十一年以後的二零零九年這個數字又上升到了五千四百萬，十一年增加了一千五百多萬，平均每年是增加一百四十萬，這裡還沒有算上，截止到二零零九年共有三百一十七萬離退休的人員也是由中央財政在供養著。
於是就有獨立學者們推算，到了二零一二年底，中央財政供養的人的總數至少是六千萬，那麼讓我們再加上由農民供養的那七千萬，總數則是一億三千萬，如果按照共黨報出的十三點三億人口計算，那就是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幹部，如果按照十六億真實人口數字計算，就是平均每十二點三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共黨的幹部。
印度的人口是十二點五億，官與民的比例是一比六十九，中國大陸是印度的五點六倍，所以印度每年要從國際上購買八、九百噸的黃金供人民去消費，而中國大陸連續兩年僅從香港購買了一百五十噸黃金供人民消費，暴富了的人想要消費點黃金卻是需要進口。
記得二零一零年，一位強國同胞告訴我說，到了二零一三年左右，中國大陸的黃金儲備量將高達一萬噸，超過美國的八千噸。不知道他是從哪裡聽到的這個特大喜訊，如今看起來這一萬噸黃金的儲備量也泡了湯。有統計數字證實，在過去的十六年間，中央財政支出的行政管理費增加了十九倍。
近日一位獨立學者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調查文章，其中寫到，美國的紐約市人口是一千八百萬，市政府官員只有六個人；日本東京人口一千三百萬，市政府官員是七個人；中國東北的鐵嶺市人口三百萬，市政府的官員是四十一個。如此計算，中國大陸有二十三個省，四個自治區，四個直轄市，兩個特別行政區，包括了五十個州和盟，包括了直轄市、地級市和縣級市共有六百六十一個城市和兩千八百多個縣，使人不難相信，截止到去年的年底，吃中央財政飯的人超過六千萬應該是個事實。
除去這個事實以外，中國人還必須面對的是共黨的一個特色，那就是這六千萬被納稅人供養的官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工資、福利、醫療、辦公費就可以滿足的了，他們還要用公款去吃喝、嫖賭、去旅遊，如果這些納稅人也供得起的話，官民之間也就不會出現太大的矛盾了。因為中國人忍讓慣了，就是因為中國人忍讓慣了，所以才助長了共黨們的貪腐、貪污、腐敗和捲款外逃，把中國人搶的窮了，他們去外國做富翁。
這位學者還根據二零零九年的各種數據得出了每百萬元的GDP各國所供養的官員的數字。首先是美國，每百萬元的GDP供養一點五六個人；日本是供養零點九五個人；德國是一點三三個人；英國是二點八個人；中國大陸是十點八個人，是美國的七倍，日本的十倍，德國的八倍，英國的四倍，如果百萬元GDP的產值只是養活十點八個官的話或許問題還不大，但是加上貪腐這個特色後，恐怕這一百萬的產值都不夠這十點八個人貪污的了，這才是激怒民眾的主要原因之一，看來習、李們不是不明白他們接手的是個什麼樣的爛攤子。
近日，李克強說，在本屆政府之內一是政府性質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興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從中央政府帶頭做起，一級做給一級看。從這段話我們不難分析出，習、李們毫無新政可言，更提不到什麼改革，對於留下的一切弊病只能是發個文件，限制一下，不敢觸動根本和實質，就連大刀闊斧的搞一次精兵簡政的能力都不具備。
尤其可笑的是，兩個人仍然停留在少先隊員的程度上，什麼以身作則，再自己管好，於是就可以得到輔導員的表揚，還起到了一個帶頭作用。胡、溫當政十年，其中巨大部分的時間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而習、李們也都做過地方官，更應該明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共黨習性。這兩個人又有何德何能去影響共黨改變這個腐敗的體制呢？
記得那是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共黨的國務院曾向各級政府和各機構的黨政負責人發過一個文件，內容是工礦企業每年上繳利潤的百分之三允許自留，各事業單位的行政費用凡有結餘的也允許自留多少，這筆可以自留下來的錢是用在對職工發獎金，對有特殊貢獻的人特殊獎勵，僱用必要的急需人才和與業務有往來的單位的交際費用等等等等的。
各機政府和各機構單位的小金庫就是從這一文件的下發開始的，用這筆錢僱用編外人員，幾年後就轉正了，把原來的三毛錢、五毛錢的標準招待飯變成了去飯館訂酒席大吃大喝，給自己的親信多發獎金，這筆錢的開支是越來越大，於是開始了欺上瞞下賬目作假，為的是多自留，小金庫就逐漸變成了大金庫。
一晃三十年過去了，各地方政府，各機構單位已經有了比較雄厚的資金，也形成了各自的勢力。此時此刻不讓興建樓堂館所，那麼GDP又從哪兒來呢？共黨們又從哪兒去貪污工程款呢？賣官鬻爵又是共黨的發財之道，不讓增加財政供養的人員，豈不是得罪了一大批共黨的寶貴財富們了嗎？
至於公款吃喝、出國、買車，都是小費用，公款嫖娼也花不了幾個錢，唯有公款賭博是個無底洞，輸出去幾千萬、幾個億是無法預料的，顯然敢於用公款去賭博的人不在少數，而且後台都很硬，李克強們是惹不起的，所以也不禁止。
說句實話把國家折騰的傾家蕩產的既不是國內的反黨勢力，也不是國外的反華勢力，而是共黨們自己。假如說李克強的這三條能夠多少起點作用的話，中國大陸的官民就仍然是一比十二點三，一個人腐敗，那十二點三個民眾是絕對承受不住的。
溫家寶是高喊反腐敗，結果是腐敗夠了退休了；習近平接著喊反腐敗，半年了腐敗依舊。二十年前湖北的一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提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論述，從而引發了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和探討，但似乎也就是一陣風。
三農問題的根本是共黨一手造成的，多少的改革方案和好的措施都被共黨當作了廢紙。李昌平曾在九十年代直言覲見過朱鎔基，李昌平當時說要進行一場革命性的改革，也就是說要改變幹部的產生方式和管理方式，黨的領導關鍵是要保證讓人民做主，從新建構政府的體制，目標是政府必須忠於人民，按人民的意志辦事。
現在吃稅費的人員必須減少一半，各種機構必須砍掉一半以上，幹部在崗即官，下崗即民，如果縣鄉政府重新建構的改革不切實做好的話，其他改革都不可能順利進行。李昌平還提到精簡機構和人員肯定是一場革命，是一場比經濟體制改革更加艱難的革命，這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在一定的範圍裡，這場革命是一場鬥爭，是人民群眾捍衛國家給予他們的權利，同剝奪他們的權利的人之間所進行的艱苦鬥爭，沒有這場鬥爭，一切都不可能回到正常的軌道，如果不利用民主的力量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政府膨脹問題，我們就會重複暴力革命，交替政權的歷史。
李昌平的這段話至今仍然是針砭時弊的明智之談，只可惜是對牛彈琴。朱鎔基沒有能力去精簡機構和吃官飯的人員，任由政府膨脹、人浮於事、貪腐橫行。胡、溫的十年更是機構臃腫，人員成倍增長，腐敗無處不在的十年。為了應對這個巨大的體制和上億的體制內人員，所以才債台高築，新印刷的鈔票泛濫成災，推高了通脹率，暴漲了物價，為了養官，民生才變得如此的艱難。
明朝的筆記小說中有一篇文章是說鬼的，作者認為有人就有鬼，人多鬼多，人少鬼少，沒人的地方就沒有鬼。仔細想想，也是有道理的，並不是人死了都變鬼，正直的人死後成神，卑劣小人才死後變鬼，神是佑護人的，鬼是害人的，沒人的地方鬼就沒的害，所以才沒有鬼，無論人多或人少，鬼有的害，所以有人就有鬼，至於信不信神鬼，那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
孔夫子就不太相信這些，所以才有子不語亂力鬼神的話。但是當今的中國人哪怕不信鬼，也應該承認確實有鬼混跡在人世上，這群鬼就是共黨們。共黨把手伸向了四面八方，哪裡有人，哪裡就有共黨，人多共黨多人少共黨少，沒有人的地方共黨們就沒有的害，所以也沒有共黨。
鬼能攪得人們家宅不安，身家性命不保，共黨們就去能整死人、害死人、冤枉死人，還要劫財劫色。共黨這群鬼們，剛進城的共黨們不過是多吃多佔，貪個小便宜，以後就進一步發展到了偷偷摸摸的到處佔小便宜，共黨們有恃無恐，又從貪污腐敗發展到公然搶劫。
自從共黨進了城，中國大陸就開始了一場人鬼之間的搏鬥，鬼們曾經佔過上風，但這三十來年鬼們的氣數是一年比一年低，一年不如一年，打鬼的吼聲卻是四起。其實打鬼的訣竅就是首先消除對鬼的畏懼感，因為這個世界是屬於人的，不是屬於鬼的，人打鬼是天經地義的，鬼應該呆在陰間地獄裡，陰陽兩界分清楚了，人才能過上個舒心的日子。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裡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