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6日讯】【编者按】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也称为普利策新闻奖，七、八十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现在，不断完善的评选制度已使普利策奖被视为全球性的一个奖项。
13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因报导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荣获2001年普利策奖。
Ian Johnson曾在中国工作过7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法轮功是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最大的群众运动。自镇压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他认为，法轮功是非政治，非暴力的一种精神运动，而法轮功问题亦突显了中国政府政权的脆弱和易于崩溃。
《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因报导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荣获2001年普利策奖。 （网页截图）
时至今日，正逢4.25事件周年，这一个在当时被中外媒体视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的历史纪念日。海外独立媒体《看中国》对其中一些报导进行了编译，回放13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
“为了一纸证明”
以下文字译自Ian Johnson于2000年8月25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原文题目为“为了一纸证明”（Paper Chase）。本文是其获奖作品之一。原文很长，为方便读者阅览，以下译文有删节。
拖着6岁的儿子，张学玲在一个初夏的上午艰难的走向中国政府的信访办。记忆，犹如那热浪一般，压迫着她。
4个月前，她的母亲陈子秀“试图来到这里抗议，想说明法轮大法是好的”，张女士说，“但是她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死去了，所以，现在我代表她来到了这里。”
58岁的陈女士曾希望说服政府-取缔法轮大法是不公正的，她从几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陈女士的那次北京之旅，以被捕、酷刑和死亡结束，她的故事在本报4月份的一篇文章中有记述。5月份，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了解到这个事件，后来批评中国未能控制警察滥用职权。9月份，美国国务院引用了陈女士的案例，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最好例证。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拒绝对陈女士之死发表评论。
但是，在这个炎热的6月上午，陈女士32岁的女儿希望拿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
在中国，人死后，警察通常会应家属的要求开具一份死亡证明。目击者称2月21日打死了张女士母亲的那些警察，他们坚称她是在医院里死于心脏病。张女士希望通过开具的死亡证明，警察将被迫承认她母亲是在关押期间死亡的。从理论上讲，这应该触发内部调查，她希望借此将杀害她母亲的凶手绳之于法。
但是，张女士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由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不单是获得正义如此艰难，仅仅是寻求正义都如此艰难。张女士急匆匆的向信访办走去，穿过像她一样利用自己的申诉权，去纠正政府手上犯的过错的人们。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农民蹲在一捆纸前面，挥动着手中的笔，想要记起怎么写“没收”。他一家人在过去的14年间，一直在试图收回被官员非法征用的土地。
信访办的入口在一个小巷内，门口被十几个便衣警察严密看守着，他们手拿步话机，瞪大着眼睛。巷子入口处的安全人员问走近的上访者，是不是法轮功的炼功人。他们把说是的那些人都打发走。不过，张女士可以坦然的说她不是，她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警察滥用权力的案子。她被允许进去了。
两小时后，她出来了，摇着头。她说：“他们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需要公安局处理。”她走在充满垃圾的运河边上，接着说“那是我的下一站”，然后消失在一个地铁站入口。
张学玲圆圆的脸，个子不高，很壮实，短短的头发，目光真诚。她是潍坊市一家商场的记账员，已婚，有一个儿子。
三年前，她的母亲，一位退休工厂的职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每天早晨，她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炼法轮功。
张女士起初支持她妈妈炼功，后来去年（指1999年）7月政府禁止了法轮功，张学玲开始反对了。但是，随着去年年底镇压变得更加残酷，警察抓捕了成千上万的炼功人，张女士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开始质疑政府。北京声称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在炼功人身上发了财，但是张女士认识的炼功人只是花了几元钱买了书和教功录像带。她母亲的功友都是一群祥和的人，并不拒绝现代医学，不是什么自杀或迷信的狂热分子。
她心中的这些疑问没对人讲过，直到2月21日那天。当她的母亲陈女士2月份想要去北京的时候，警察没有任何指控就关押了她。官员要求她放弃自己的信仰。据监狱中的犯人和家属说，她拒绝了，被打的昏迷不醒，于2月21日死亡。
地方官员告诉张女士说，她母亲是死于心脏病。在陈女士被打死的第二天，张女士和哥哥被允许看到了遗体，伤痕累累，焦头烂额。医院出具了自然死亡的报告。
张女士和哥哥找不到一个愿意接他们案子的律师。张女士不能让母亲就这样死的不明不白。她说：“我感到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一些事情。”
她致信国务院和当地媒体，要求得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但没有回音，警方也不给开。张女士算下来，截止到4月下旬她被以“歪曲事实，扰乱社会秩序”为由监禁15天之前，她已经被警方在过去几周内多次审讯，共被审问了107个小时。
对她的拘留是一个转折点。张女士说：“当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的时候，终于见识了我母亲所遭受的不公对待。我决定要尽可能学习，并用官方使用的语言来挑战当局。”
释放后，她全力投入为母亲申冤。她买来了法律手册，学会如何提出正式请求，如何上诉。她的丈夫，一个木匠，自始至终在支持她。
上诉让张学玲得以紧密接触了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私下的联系网给她提供了方便，当地修炼者很高兴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他们还告诉她到哪里能找到上诉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政府不会公布在电话本里的。
她的努力集中在拿到死亡证明上面。不过她在警察局和火葬场都碰了壁。她现在决定通过更正式的渠道，提出书面申请。
5月份的大多数时间，她都奔走在家乡的公安局的办公室之间。区办公室的官员告诉她，他们不能出具死亡证明，她应该向上级申诉。那个上级部门又把她支回了区办公室。
感到沮丧的张女士决定6月初绕过潍坊市官员，向省会济南的官员上诉。她现在的目标是省级检察院。
但是与公安系统联系密切的检察院告诉她，需要提起民事诉讼。当她试图找律师的时候，他们告诉她，司法部已经给所有律师发出了指令，让他们不要接与法轮功有关的案子。再次陷入困境的她，直奔北京的信访办。
因此，在6月份那个炎热的一天，张女士走出地铁，奔向公安局。这是6月19日上午，她赶到的时候发现接待时间已经结束。
张女士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在放弃之前再试一个地方。附近是全国妇联的信访办。她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职权，但她还是抓住了儿子的手，走了进去。不过妇联信访办还是让她去找公安局。
张女士领着儿子，又走入了酷暑，她誓言要重返公安局。下午2点，背着睡着了的儿子，她走进了公安局没有标记的大门。一小时后，她手里拿到了一个公安局封好的信封，她怀疑里面装着命令当地公安局出具死亡证明的信。她说：“我不知道，或许我终于可以有一个答案了。”
两天后她回到潍坊，来到了当地公安局。当一名官员打开信的时候，她瞥了一眼，上面简单的命令：“书面处理”。也就是给予书面答复。张女士欣喜若狂。
但是后来，很多天过去了，没有回复。她一次又一次重返公安局，直到终于有个人告诉她，警方是不会出具死亡证明的。她开始意识到她大概永远也不会见到母亲的死亡证明。
这次经历改变了她：她曾经同意政府说的，最重要的是维稳；她现在要支持公民为了正义而进行的反抗。她开始写下自己的想法，她写道：上访过程“让我见到了被不公平对待的人，听说了发生在他们身上荒谬的事情。除了被公安带走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外，不到10%的其他上访人员上访问题有望解决。大多数人都是空手返回。”
到了8月底，她仍然没有收到当地公安局的回复。她又重返了北京，希望至少勾销自己15天的刑拘记录。她记得当时在监狱的时候，唯一对她好的人就是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最近几周，她已经开始自己学习法轮功。
她说：“我过去是唯物主义者，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但是法轮大法更有道理。他最根本上是三个准则：真、善、忍。如果我们按这个去做，生活是不是会有更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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