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6日訊】【編者按】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也稱為普利策新聞獎，七、八十年代已經發展成為美國新聞界的一項最高榮譽獎。現在，不斷完善的評選制度已使普利策獎被視為全球性的一個獎項。
13年前，《華爾街日報》記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因報導受迫害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文章榮獲2001年普利策獎。
Ian Johnson曾在中國工作過7年，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法輪功是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最大的群眾運動。自鎮壓以來，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關押。他認為，法輪功是非政治，非暴力的一種精神運動，而法輪功問題亦突顯了中國政府政權的脆弱和易於崩潰。
《華爾街日報》記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因報導受迫害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文章榮獲2001年普利策獎。 （網頁截圖）
時至今日，正逢4.25事件週年，這一個在當時被中外媒體視為「中國上訪史上規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圓滿的上訪」的歷史紀念日。海外獨立媒體《看中國》對其中一些報導進行了編譯，回放13年前的今天，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
「為了一紙證明」
以下文字譯自Ian Johnson於2000年8月25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原文題目為「為了一紙證明」（Paper Chase）。本文是其獲獎作品之一。原文很長，為方便讀者閱覽，以下譯文有刪節。
拖著6歲的兒子，張學玲在一個初夏的上午艱難的走向中國政府的信訪辦。記憶，猶如那熱浪一般，壓迫著她。
4個月前，她的母親陳子秀「試圖來到這裏抗議，想說明法輪大法是好的」，張女士說，「但是她在這麼做的過程中死去了，所以，現在我代表她來到了這裏。」
58歲的陳女士曾希望說服政府-取締法輪大法是不公正的，她從幾年前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陳女士的那次北京之旅，以被捕、酷刑和死亡結束，她的故事在本報4月份的一篇文章中有記述。5月份，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了解到這個事件，後來批評中國未能控制警察濫用職權。9月份，美國國務院引用了陳女士的案例，作為中國踐踏人權的最好例證。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都拒絕對陳女士之死發表評論。
但是，在這個炎熱的6月上午，陳女士32歲的女兒希望拿到她母親的死亡證明。
在中國，人死後，警察通常會應家屬的要求開具一份死亡證明。目擊者稱2月21日打死了張女士母親的那些警察，他們堅稱她是在醫院里死於心臟病。張女士希望通過開具的死亡證明，警察將被迫承認她母親是在關押期間死亡的。從理論上講，這應該觸發內部調查，她希望藉此將殺害她母親的兇手繩之於法。
但是，張女士開始認識到，在一個由強大的共產黨組織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國家，不單是獲得正義如此艱難，僅僅是尋求正義都如此艱難。張女士急匆匆的向信訪辦走去，穿過像她一樣利用自己的申訴權，去糾正政府手上犯的過錯的人們。一個渾身髒兮兮的農民蹲在一捆紙前面，揮動著手中的筆，想要記起怎麼寫「沒收」。他一家人在過去的14年間，一直在試圖收回被官員非法徵用的土地。
信訪辦的入口在一個小巷內，門口被十幾個便衣警察嚴密看守著，他們手拿步話機，瞪大著眼睛。巷子入口處的安全人員問走近的上訪者，是不是法輪功的煉功人。他們把說是的那些人都打發走。不過，張女士可以坦然的說她不是，她要解決的問題只是警察濫用權力的案子。她被允許進去了。
兩小時后，她出來了，搖著頭。她說：「他們說這是一個刑事案件，需要公安局處理。」她走在充滿垃圾的運河邊上，接著說「那是我的下一站」，然後消失在一個地鐵站入口。
張學玲圓圓的臉，個子不高，很壯實，短短的頭髮，目光真誠。她是濰坊市一家商場的記帳員，已婚，有一個兒子。
三年前，她的母親，一位退休工廠的職工，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每天早晨，她都要花一個多小時煉法輪功。
張女士起初支持她媽媽煉功，後來去年（指1999年）7月政府禁止了法輪功，張學玲開始反對了。但是，隨著去年年底鎮壓變得更加殘酷，警察抓捕了成千上萬的煉功人，張女士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開始質疑政府。北京聲稱法輪功創始人李先生在煉功人身上發了財，但是張女士認識的煉功人只是花了幾元錢買了書和教功錄像帶。她母親的功友都是一群祥和的人，並不拒絕現代醫學，不是什麼自殺或迷信的狂熱分子。
她心中的這些疑問沒對人講過，直到2月21日那天。當她的母親陳女士2月份想要去北京的時候，警察沒有任何指控就關押了她。官員要求她放棄自己的信仰。據監獄中的犯人和家屬說，她拒絕了，被打的昏迷不醒，於2月21日死亡。
地方官員告訴張女士說，她母親是死於心臟病。在陳女士被打死的第二天，張女士和哥哥被允許看到了遺體，傷痕纍纍，焦頭爛額。醫院出具了自然死亡的報告。
張女士和哥哥找不到一個願意接他們案子的律師。張女士不能讓母親就這樣死的不明不白。她說：「我感到不對勁，他們在隱瞞一些事情。」
她致信國務院和當地媒體，要求得到她母親的死亡證明，但沒有迴音，警方也不給開。張女士算下來，截止到4月下旬她被以「歪曲事實，擾亂社會秩序」為由監禁15天之前，她已經被警方在過去幾周內多次審訊，共被審問了107個小時。
對她的拘留是一個轉折點。張女士說：「當與普通犯人關在一起的時候，終於見識了我母親所遭受的不公對待。我決定要儘可能學習，並用官方使用的語言來挑戰當局。」
釋放后，她全力投入為母親申冤。她買來了法律手冊，學會如何提出正式請求，如何上訴。她的丈夫，一個木匠，自始至終在支持她。
上訴讓張學玲得以緊密接觸了法輪大法修煉者，他們私下的聯繫網給她提供了方便，當地修煉者很高興把她接到自己家裡。他們還告訴她到哪裡能找到上訴的辦公室，這些都是政府不會公布在電話本里的。
她的努力集中在拿到死亡證明上面。不過她在警察局和火葬場都碰了壁。她現在決定通過更正式的渠道，提出書面申請。
5月份的大多數時間，她都奔走在家鄉的公安局的辦公室之間。區辦公室的官員告訴她，他們不能出具死亡證明，她應該向上級申訴。那個上級部門又把她支回了區辦公室。
感到沮喪的張女士決定6月初繞過濰坊市官員，向省會濟南的官員上訴。她現在的目標是省級檢察院。
但是與公安系統聯繫密切的檢察院告訴她，需要提起民事訴訟。當她試圖找律師的時候，他們告訴她，司法部已經給所有律師發出了指令，讓他們不要接與法輪功有關的案子。再次陷入困境的她，直奔北京的信訪辦。
因此，在6月份那個炎熱的一天，張女士走出地鐵，奔向公安局。這是6月19日上午，她趕到的時候發現接待時間已經結束。
張女士深吸了一口氣，決定在放棄之前再試一個地方。附近是全國婦聯的信訪辦。她懷疑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職權，但她還是抓住了兒子的手，走了進去。不過婦聯信訪辦還是讓她去找公安局。
張女士領著兒子，又走入了酷暑，她誓言要重返公安局。下午2點，背著睡著了的兒子，她走進了公安局沒有標記的大門。一小時后，她手裡拿到了一個公安局封好的信封，她懷疑裏面裝著命令當地公安局出具死亡證明的信。她說：「我不知道，或許我終於可以有一個答案了。」
兩天後她回到濰坊，來到了當地公安局。當一名官員打開信的時候，她瞥了一眼，上面簡單的命令：「書面處理」。也就是給予書面答覆。張女士欣喜若狂。
但是後來，很多天過去了，沒有回復。她一次又一次重返公安局，直到終於有個人告訴她，警方是不會出具死亡證明的。她開始意識到她大概永遠也不會見到母親的死亡證明。
這次經歷改變了她：她曾經同意政府說的，最重要的是維穩；她現在要支持公民為了正義而進行的反抗。她開始寫下自己的想法，她寫道：上訪過程「讓我見到了被不公平對待的人，聽說了發生在他們身上荒謬的事情。除了被公安帶走的法輪功修煉者以外，不到10%的其他上訪人員上訪問題有望解決。大多數人都是空手返回。」
到了8月底，她仍然沒有收到當地公安局的回復。她又重返了北京，希望至少勾銷自己15天的刑拘記錄。她記得當時在監獄的時候，唯一對她好的人就是被關押在那裡的法輪功修煉者。在最近幾周，她已經開始自己學習法輪功。
她說：「我過去是唯物主義者，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通過辛勤勞動而獲得。但是法輪大法更有道理。他最根本上是三個準則：真、善、忍。如果我們按這個去做，生活是不是會有更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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