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辽宁女子劳教所记者：要让沉默者发声

北京时间：2013-04-19 08:08

【新唐人2013年4月19日讯】Lens杂志所发表的《揭秘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揭开了罪恶的冰山一角，该文在4月7日被大陆各大门户网站登载，引发大陆民众强烈反响，随即被国内二、三级网站广泛转载。但一两天后，该文被当局命令删除，除新浪外，此文在别处已经难觅踪迹。

4月17日，南都网再次发表该文记者袁凌的后续文章《揭秘辽宁女子劳教所记者：要让沉默者发声》，此文随后被新浪转载，但这篇感人的文章寿命更短，随后即被当局火速删除。现在用谷歌搜索，只能搜索到题目，原文早已不见。在该文中，袁凌表露了自己从5年前开始调查揭开罪恶的心路历程，并在文后附上一首悲愤的诗，诗中写道：没有人，这里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形的空白，我们用，将被收回的呼吸，为人形作证。

以下是被删除的原文：

让沉默之物发声

我要做的，就是让被埋没焚化的材料重新呼吸，站立起来并发言　
2008年，我在北京一处家庭聚会中初次见到了王玉萍。当时，她刚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出来，身上有股味道。

后来我去到北京南站的上访者居住区，看到平房里的大通铺，人体混浊的气味和遭际的苦涩融合在一起，浓得化不开。冬天来临，我参与了在他们当中发起的公益活动，一些隐晦的内情逐渐向我敞开，我看到了从劳教所里带出来的身体印痕，听到了一个已经残废的女人讲述身受老虎凳、死人床的经历。她平淡地提到的这些名词，在我听来却悚然惊心。

我心底从此存储了一个愿望，想要说出这些名词。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却又要用更大的忍心埋藏，因为很难找到说出的时机，而携带它们的风险也是难以准确估量的。就我个人而言，似乎也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一题目。

出于机缘，我接触的劳教者群体渐渐集中于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后改成劳动教养所)女子教养所。我做了很多次她们的录音，储存在电脑中，偶尔放出来听听。

她们的声带，有的已过花甲之年，有的还年轻，却强行被打上了沧桑印记。

两年前，有人交给我一份写在棉衣衬里和卫生纸上的密麻麻的日记，使我第一次目睹劳教所内生活的第一手记录，这些幸存的物证有种经过痛苦打磨后的坚实质地，带有不由分辩的说服力。

我感到，有可能通过语言、物证的互相配合，经由类似考古学的努力，让沉默者发声，还原真相。

我开始注意搜集被劳教者们的材料，这些列印、复印或手写的材料渐渐积满一个大袋子，呆在我出租屋书堆的一角。多数时候我没有心力打开看，它们的沉重似乎过于千篇一律，复制的力量已能压倒一个阅读者。有时，我觉得它们注定只能像这片国土上的众多证物一样归于湮没，而我是一个乏力的见证人。

（二）

2012年下半年，劳教的冰盖出现裂痕。原有念想在情势激发下渐渐苏醒。春节以前，我把选题构想向法制组和LENS杂志领导提出，得到支持。在北京南郊东高地，我集中接触到几批劳教人员，看到她们佝偻的步态，花白的发根和身上的伤痕。绵绵不绝的讲述再次考验着心理能量，每次采访都使人精疲力竭。

回到家中，我重新打开尘封的布袋，翻检以前的材料，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同时，在劳教人员那里，我也发现她们竟然竭力保存了如此多的物证，又是在难以设想的艰难中保留和携带出来的。我感到她们远比我原来想象的富有证据意识、理性思维，只是她们身上的这些价值没机会体现。

自然，也有在长期受虐之下精神濒于分裂，或身体处于崩溃边缘的。我和朱桂芹在东单见面，因为想找一家聊天的咖啡馆，而一直走到张自忠路。开始走得很急，后来我发现她带着一厚包材料已经难以跟上。我明白这是教养院造成的后果。她过于瘦小的身体似乎冒出蒸汽，颓然坐在街边。这一幕一直留在我心上。

我也发现，关于劳教所内情的资料，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罕见。一些有良心和专业水准的当地律师参与了劳教案件，有些还留了取证笔录，成为有说服力的书证。在被劳教者的不懈争取下，官方也被迫留下了部分文字材料。

虽然其中大多都避重就轻，但也提供了部分事实的线索。一扇沉重的大门，一旦克服内心的畏惧和虚无感，真的鼓起勇气去推开，就会显出门上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