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遼寧女子勞教所記者：要讓沉默者發聲

北京時間：2013-04-19 08:08

【新唐人2013年4月19日訊】Lens雜誌所發表的《揭秘遼寧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坐老虎凳綁死人床》，揭開了罪惡的冰山一角，該文在4月7日被大陸各大門戶網站登載，引發大陸民眾強烈反響，隨即被國內二、三級網站廣泛轉載。但一兩天後，該文被當局命令刪除，除新浪外，此文在別處已經難覓蹤跡。

4月17日，南都網再次發表該文記者袁凌的後續文章《揭秘遼寧女子勞教所記者：要讓沉默者發聲》，此文隨後被新浪轉載，但這篇感人的文章壽命更短，隨後即被當局火速刪除。現在用谷歌搜索，只能搜索到題目，原文早已不見。在該文中，袁凌表露了自己從5年前開始調查揭開罪惡的心路歷程，並在文後附上一首悲憤的詩，詩中寫道：沒有人，這裏沒有人，只有一個，人形的空白，我們用，將被收回的呼吸，為人形作證。

以下是被刪除的原文：

讓沉默之物發聲

我要做的，就是讓被埋沒焚化的材料重新呼吸，站立起來併發言　
2008年，我在北京一處家庭聚會中初次見到了王玉萍。當時，她剛從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出來，身上有股味道。

後來我去到北京南站的上訪者居住區，看到平房裡的大通鋪，人體混濁的氣味和遭際的苦澀融合在一起，濃得化不開。冬天來臨，我參与了在他們當中發起的公益活動，一些隱晦的內情逐漸向我敞開，我看到了從勞教所裡帶出來的身體印痕，聽到了一個已經殘廢的女人講述身受老虎凳、死人床的經歷。她平淡地提到的這些名詞，在我聽來卻悚然驚心。

我心底從此存儲了一個願望，想要說出這些名詞。這個願望越來越強烈，卻又要用更大的忍心埋藏，因為很難找到說出的時機，而攜帶它們的風險也是難以準確估量的。就我個人而言，似乎也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一題目。

出於機緣，我接觸的勞教者群體漸漸集中於遼寧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后改成勞動教養所)女子教養所。我做了很多次她們的錄音，儲存在電腦中，偶爾放出來聽聽。

她們的聲帶，有的已過花甲之年，有的還年輕，卻強行被打上了滄桑印記。

兩年前，有人交給我一份寫在棉衣襯裡和衛生紙上的密麻麻的日記，使我第一次目睹勞教所內生活的第一手記錄，這些倖存的物證有種經過痛苦打磨后的堅實質地，帶有不由分辯的說服力。

我感到，有可能通過語言、物證的互相配合，經由類似考古學的努力，讓沉默者發聲，還原真相。

我開始注意搜集被勞教者們的材料，這些列印、複印或手寫的材料漸漸積滿一個大袋子，呆在我出租屋書堆的一角。多數時候我沒有心力打開看，它們的沉重似乎過於千篇一律，複製的力量已能壓倒一個閱讀者。有時，我覺得它們註定只能像這片國土上的眾多證物一樣歸於湮沒，而我是一個乏力的見證人。

（二）

2012年下半年，勞教的冰蓋出現裂痕。原有念想在情勢激發下漸漸蘇醒。春節以前，我把選題構想向法制組和LENS雜誌領導提出，得到支持。在北京南郊東高地，我集中接觸到幾批勞教人員，看到她們佝僂的步態，花白的髮根和身上的傷痕。綿綿不絕的講述再次考驗著心理能量，每次採訪都使人精疲力竭。

回到家中，我重新打開塵封的布袋，翻檢以前的材料，我發現了很多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同時，在勞教人員那裡，我也發現她們竟然竭力保存了如此多的物證，又是在難以設想的艱難中保留和攜帶出來的。我感到她們遠比我原來想象的富有證據意識、理性思維，只是她們身上的這些價值沒機會體現。

自然，也有在長期受虐之下精神瀕於分裂，或身體處於崩潰邊緣的。我和朱桂芹在東單見面，因為想找一家聊天的咖啡館，而一直走到張自忠路。開始走得很急，後來我發現她帶著一厚包材料已經難以跟上。我明白這是教養院造成的後果。她過於瘦小的身體似乎冒出蒸汽，頹然坐在街邊。這一幕一直留在我心上。

我也發現，關於勞教所內情的資料，並不像想象中的那樣罕見。一些有良心和專業水準的當地律師參与了勞教案件，有些還留了取證筆錄，成為有說服力的書證。在被勞教者的不懈爭取下，官方也被迫留下了部分文字材料。

雖然其中大多都避重就輕，但也提供了部分事實的線索。一扇沉重的大門，一旦克服內心的畏懼和虛無感，真的鼓起勇氣去推開，就會顯出門上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