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6日讯】三月“两会”结束，习近平强调军队要听从指挥；俞正声、胡邦国强调：“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再次证明，习李体制将是个拒绝政改的体制，这无需花更多精力去争论。但对中共党治与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儒教统治的关系，应该加以厘清，否则无宪政可言。
打工潮下的普遍家庭危机
中共党治所造成的许多深层次恶果，或许外界还鲜为人知。从三月十日，人大举行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的记者会，可见端倪。
安徽代表刘丽直言，农民工因长期夫妻分居，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她说：“农村人结婚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一人留家，一人外出打工。现在这个年代不像以前，一个女人可以抱着一个贞节牌坊过一辈子，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在我们这个群体已非少见。这导致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导致两个家庭不得安宁。”
中国大陆现有二亿三千万流动人口，每年还至少增长八千万人，户籍制度存在着六十多种城乡不平等的福利，这不知毁了多少家庭？又有多少人成为性工作者？幼女卖淫绝非个案，没有安居何以乐业？垄断政治、垄断经济的体制，根本无法解决农民进城的安居，等待的将是社会危机大爆发。
司法经费长期短缺落后各国
中共仅口头上要依法治国，但却不懂这是个耗钱的事业。中国大陆各级法院除日常办公、办案经费缺乏外，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据，全国法院基建工程欠债高达九十七亿元，欠债法院有一千八百四十个，占一半多。
一个民族的公平、正义是耗钱的事业，因此法治国家难免要投入巨资来维持司法机关的高效运转。据统计，在法治成熟国家，其财政支出中司法经费占比重很高。如英国，法院、检察院、警察、监狱经费占财政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八左右。在德国，各州法院经费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即便在法治水平较低的巴西，法院预算也占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七。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规定司法经费占政府预算的比例。如秘鲁宪法规定百分之二。
但在中国大陆，工程师治国造成司法经费长期短缺。二○一一年最高法院统计二○○九年全国法院经费收入为四百六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这是“历史性突破”的年份。然而，同年全国财政支出约为七万六千亿元，法院经费仅占其中的百分之零点六。
各地法院七成五的经费来自同级政府财政。在各级政府以经济为重的考核制下，没有直接经济效应的司法机关难获财政倾斜。
中共名义上在全国搞“收支两条线”，但法院的诉讼费、罚没款上缴后，财政部门按比例返还给法院，本质上仍是“以收定支”。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给法院下达了“指标”，罚没款到一定额度后，财政再按五成的比例返还法院。官媒称，近年来有全国一万名法官非退休、非工作调动的原因离开法官队伍，余下法官只有五成从事审判事务，其他随地方政府去完成创收工作。
中国至少应有六十五个省
法院将大量诉讼，尤其是将五十元一件的民告官案不受理，将大量诉讼当事人推向上访之路。导致访民像“蝗虫”般涌向各级政府，中共在法院之外搞个信访体系，变相砸烂了“公检法”，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此次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行政体制的改革已走到尽头，拒绝政改再多机构精简或重组，都无法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力配置问题。中共改革的三十年里搞了六次行政机构改革，均采取所谓的渐进式，虽降低了摩擦成本，但增加了实施成本。一再强调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都是美丽的谎言。
这次国务院编制，主要是砍掉铁道部，其它大致不动。有人提出，若没有“行政区划调整”，任何“大部制”的改革都无法有效。中国至少应分为六十五个省级行政区划，目前的区划并不合理，有的面积太大，管理难度也大，一届政府很难光顾每个区县。有的省面积不大但人口庞大，管理难度也加大。
二○○四年，时任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在港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将在两年内完成，改革后将设五十个省级行政区。但随后被民政部认为是不实新闻。
美国三亿人有五十个州，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只有三十多个省级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中国分六十五个左右省级区划较合适。但分拆哪个省就意味着那个省的地盘被弱化，就会遭到地方大员的阻扰。另一方案是扩充直辖市，像南京、武汉、沈阳、大连、青岛、济南、深圳、广州、厦门、福州、杭州等。但现行的体制下，增设省份反而增加了行政壁垒，不利于区划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总而言之，中共的行政改革已走到无能为力的尽头。
儒教统治：专制主义的生产线
人们已对中共的改革不寄希望，习李体制不可能出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但现实中国的百姓至今大多数尚处于顺民、愚民和暴民的意识阶段。中共海内外的反对派，对如何实现宪政梦尚处于磨合中，对历史上儒家统治再生产专制思想的危害性，尚未有足够的认识。
儒学或儒教，是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派，主要由四书五经组成。公元前一三六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于是中国进入思想统一于儒学的时代，儒学上升为国教。两千年中，中国大多数着书立说之人，无论其学说如何，总要到儒学中寻求根据，否则便是社会的异类，受到排斥。
儒家在先秦时代属诸子百家之一，先秦因灭六国而终结。而秦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法家，法家思想随秦朝而一度支配了中国，儒家与当时政府对抗，遭到迫害。秦以强暴而成功，但未能长期统治，二世而亡。鉴于秦的强大，刘邦也蔑视儒生。
汉武帝时，诸侯已强大到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因此武帝只有利用儒生们鼓吹的，在思想上讲“忠”，在实践上讲“礼”的儒学，逐步把诸侯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得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都对儒学非常赞赏。
至此，儒学在理论上的确立，是借助了极权政治排斥压制一切其他思想，强行让人们去接受顺从，以话语形式论证统治的合法性。
二○○六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儒学统治》，该书由刘绪贻着，叶巍、王进译。这是刘绪贻一九四○年代在美国的硕士论文，二○○六年才译成中文。该书不仅揭示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儒学的需求，还揭示了依附于统治者的知识分子怎样积极进行专制思想的生产，以至违背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扭曲自己的人性。汉代确立了孔子之术的国教地位，但对既定的经书来说，“说话者”已不存在，经书自己不能发出声音，必须由后来者对经书进行选择，对字话进行解读，这就是专制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儒生效忠皇上升迁获利阻止改革
董仲舒一开始便意识到专制思想必须进行常态性的生产，武帝接受了其建议，推行了四大措施；一、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学说被禁止，解除通晓这些人的职务；二、设《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经博士；第三，吸收了几百名儒生进入官僚阶层，第四，制定国家的儒学教育计划。
公孙弘是第一个被封为候的儒生，公孙提出了以儒家知识和行为标准的文官升迁制度，武帝采纳。于是儒生群体不断扩大，逐步垄断了官僚阶层，构成了统治中国二千年间的统治阶层。
儒生知识分子集团依靠为其统治者读经、注经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究竟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给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什么？他们使自已成为虚伪之人，异化之人；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抗拒，从王安石变法中见到例证。
历史到了近代，全球先进文化开始撞击着固若金汤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开始脱落。历史证明，儒学之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亦是如此；国人的冷漠很难摆脱既有的框架，缺乏进取心并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儒学的专制思想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巨大损害，至今难有人厘清；至今，很少有人对与儒学相辅相成的毛思想、邓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
中共建政后，借马列毛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但推行的方式却极为相似；改革后，又将“邓三科”的教条来替换马列毛，束缚国人的思想。中共的党治与儒教的统治在形式上极为类同，但现今中共的各路反对派还尚未厘清这一思路。中国宪政梦还处在探索之中。
中共党治与宪政民主制根本水火不相容，在传统意义儒学基础上也建不起宪政的大厦，台湾转型成功在于其政治精英均毕业于欧美或台湾的著名法学院，这是足以让全球华人理性思考的问题。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