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6日訊】三月「兩會」結束，習近平強調軍隊要聽從指揮；俞正聲、胡邦國強調：「絕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再次證明，習李體制將是個拒絕政改的體制，這無需花更多精力去爭論。但對中共黨治與長達二千年之久的儒教統治的關係，應該加以釐清，否則無憲政可言。
打工潮下的普遍家庭危機
中共黨治所造成的許多深層次惡果，或許外界還鮮為人知。從三月十日，人大舉行工人農民代表談履職的記者會，可見端倪。
安徽代表劉麗直言，農民工因長期夫妻分居，已大量出現「打工潮下組建臨時小夫妻」的情況。她說：「農村人結婚早，家裡老的老，小的小，只能一人留家，一人外出打工。現在這個年代不像以前，一個女人可以抱著一個貞節牌坊過一輩子，也許很多人聽了很意外，但在我們這個群體已非少見。這導致農村婚外戀增多，離婚率增高，也影響下一代的教育，導致兩個家庭不得安寧。」
中國大陸現有二億三千萬流動人口，每年還至少增長八千萬人，戶籍制度存在著六十多種城鄉不平等的福利，這不知毀了多少家庭？又有多少人成為性工作者？幼女賣淫絕非個案，沒有安居何以樂業？壟斷政治、壟斷經濟的體制，根本無法解決農民進城的安居，等待的將是社會危機大爆發。
司法經費長期短缺落後各國
中共僅口頭上要依法治國，但卻不懂這是個耗錢的事業。中國大陸各級法院除日常辦公、辦案經費缺乏外，據最高法院公布的數據，全國法院基建工程欠債高達九十七億元，欠債法院有一千八百四十個，占一半多。
一個民族的公平、正義是耗錢的事業，因此法治國家難免要投入巨資來維持司法機關的高效運轉。據統計，在法治成熟國家，其財政支出中司法經費占比重很高。如英國，法院、檢察院、警察、監獄經費占財政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八左右。在德國，各州法院經費占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三點五。即便在法治水平較低的巴西，法院預算也占財政預算的百分之三點七。有的國家甚至在憲法中規定司法經費占政府預算的比例。如秘魯憲法規定百分之二。
但在中國大陸，工程師治國造成司法經費長期短缺。二○一一年最高法院統計二○○九年全國法院經費收入為四百六十七億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六，這是「歷史性突破」的年份。然而，同年全國財政支出約為七萬六千億元，法院經費僅占其中的百分之零點六。
各地法院七成五的經費來自同級政府財政。在各級政府以經濟為重的考核制下，沒有直接經濟效應的司法機關難獲財政傾斜。
中共名義上在全國搞「收支兩條線」，但法院的訴訟費、罰沒款上繳後，財政部門按比例返還給法院，本質上仍是「以收定支」。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給法院下達了「指標」，罰沒款到一定額度後，財政再按五成的比例返還法院。官媒稱，近年來有全國一萬名法官非退休、非工作調動的原因離開法官隊伍，餘下法官只有五成從事審判事務，其他隨地方政府去完成創收工作。
中國至少應有六十五個省
法院將大量訴訟，尤其是將五十元一件的民告官案不受理，將大量訴訟當事人推向上訪之路。導致訪民像「蝗蟲」般湧向各級政府，中共在法院之外搞個信訪體系，變相砸爛了「公檢法」，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此次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表明，行政體制的改革已走到盡頭，拒絕政改再多機構精簡或重組，都無法解決政府與市場、社會的權力配置問題。中共改革的三十年裡搞了六次行政機構改革，均采取所謂的漸進式，雖降低了摩擦成本，但增加了實施成本。一再強調的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都是美麗的謊言。
這次國務院編制，主要是砍掉鐵道部，其它大致不動。有人提出，若沒有「行政區劃調整」，任何「大部制」的改革都無法有效。中國至少應分為六十五個省級行政區劃，目前的區劃並不合理，有的面積太大，管理難度也大，一屆政府很難光顧每個區縣。有的省面積不大但人口龐大，管理難度也加大。
二○○四年，時任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司長戴均良在港接受采訪時透露，中國的行政區劃改革將在兩年內完成，改革後將設五十個省級行政區。但隨後被民政部認為是不實新聞。
美國三億人有五十個州，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只有三十多個省級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認為，中國分六十五個左右省級區劃較合適。但分拆哪個省就意味著那個省的地盤被弱化，就會遭到地方大員的阻擾。另一方案是擴充直轄市，像南京、武漢、瀋陽、大連、青島、濟南、深圳、廣州、廈門、福州、杭州等。但現行的體制下，增設省份反而增加了行政壁壘，不利於區劃經濟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總而言之，中共的行政改革已走到無能為力的盡頭。
儒教統治：專制主義的生產線
人們已對中共的改革不寄希望，習李體制不可能出戈爾巴喬夫和蔣經國，但現實中國的百姓至今大多數尚處於順民、愚民和暴民的意識階段。中共海內外的反對派，對如何實現憲政夢尚處於磨合中，對歷史上儒家統治再生產專制思想的危害性，尚未有足夠的認識。
儒學或儒教，是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家學派，主要由四書五經組成。公元前一三六年董仲舒上書漢武帝，於是中國進入思想統一於儒學的時代，儒學上升為國教。兩千年中，中國大多數著書立說之人，無論其學說如何，總要到儒學中尋求根據，否則便是社會的異類，受到排斥。
儒家在先秦時代屬諸子百家之一，先秦因滅六國而終結。而秦的興起主要歸功於法家，法家思想隨秦朝而一度支配了中國，儒家與當時政府對抗，遭到迫害。秦以強暴而成功，但未能長期統治，二世而亡。鑒於秦的強大，劉邦也蔑視儒生。
漢武帝時，諸侯已強大到對中央政府構成威脅，因此武帝只有利用儒生們鼓吹的，在思想上講「忠」，在實踐上講「禮」的儒學，逐步把諸侯置於他的控制之下。這就使得歷史上有作為的皇帝都對儒學非常贊賞。
至此，儒學在理論上的確立，是借助了極權政治排斥壓制一切其他思想，強行讓人們去接受順從，以話語形式論證統治的合法性。
二○○六年五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的儒學統治》，該書由劉緒貽著，葉巍、王進譯。這是劉緒貽一九四○年代在美國的碩士論文，二○○六年才譯成中文。該書不僅揭示中國歷史上統治者對儒學的需求，還揭示了依附於統治者的知識分子怎樣積極進行專制思想的生產，以至違背精神生產的自由本性，扭曲自己的人性。漢代確立了孔子之術的國教地位，但對既定的經書來說，「說話者」已不存在，經書自己不能發出聲音，必須由後來者對經書進行選擇，對字話進行解讀，這就是專制思想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
儒生效忠皇上升遷獲利阻止改革
董仲舒一開始便意識到專制思想必須進行常態性的生產，武帝接受了其建議，推行了四大措施；一、儒家以外的其他諸子學說被禁止，解除通曉這些人的職務；二、設《詩》《書》《禮》《易》和《春秋》五經博士；第三，吸收了幾百名儒生進入官僚階層，第四，制定國家的儒學教育計劃。
公孫弘是第一個被封為候的儒生，公孫提出了以儒家知識和行為標準的文官升遷制度，武帝采納。於是儒生群體不斷擴大，逐步壟斷了官僚階層，構成了統治中國二千年間的統治階層。
儒生知識分子集團依靠為其統治者讀經、注經來獲得巨大的利益，但究竟給自己的精神世界帶來了什麼，給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什麼？他們使自已成為虛偽之人，異化之人；他們成為改革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抗拒，從王安石變法中見到例證。
歷史到了近代，全球先進文化開始撞擊著固若金湯的中國傳統文化，專制思想的合理性開始脫落。歷史證明，儒學之人是世界上最教條、最刻板的人，個人如此，整個民族亦是如此；國人的冷漠很難擺脫既有的框架，缺乏進取心並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儒學的專制思想給中國文化帶來的巨大損害，至今難有人釐清；至今，很少有人對與儒學相輔相成的毛思想、鄧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
中共建政後，借馬列毛取代儒學的統治地位，但推行的方式卻極為相似；改革後，又將「鄧三科」的教條來替換馬列毛，束縛國人的思想。中共的黨治與儒教的統治在形式上極為類同，但現今中共的各路反對派還尚未釐清這一思路。中國憲政夢還處在探索之中。
中共黨治與憲政民主制根本水火不相容，在傳統意義儒學基礎上也建不起憲政的大廈，台灣轉型成功在於其政治精英均畢業於歐美或台灣的著名法學院，這是足以讓全球華人理性思考的問題。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