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3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十二章 清塘区“八•一七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里，挤满了从全区赶来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前一天（十六日）上午，清塘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表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的“敌情”，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邀功：“郑部长，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风为首的‘农民党’，已发展到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动组织是配合美蒋特务反攻大陆搞暴动的，有行动纲领，有计划，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嘴就来，汇报完后他又向郑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郑有志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谦虚地征求周仁表的意见说：“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一个党员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我马上赶回去做准备工作。”
八月十七日一大早，郑有志身着军装，屁股后面挎着把盒子炮，坐着拖拉机，“吐吐吐吐”赶回清塘，主持大会。（注一）
周仁表办事得力，仅仅半天功夫就把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那些脚上沾满泥巴的基层干部，有的是从十几里地外赶来的，快开会了，还有人陆陆续续进场。会场门口布了岗哨，郑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大几百人挤在里面十分拥挤。道县农民一般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几口辛辣的土烟叶子。这些年来，区、社两级干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价的齐嘴巴纸烟，但生产队干部大都还停留在长烟筒阶段。空气中迷漫着呛人的烟草味和汗臭气，天气又热，叫人心里好烦燥。农村干部开会纪律性差，一般都是上头开大会，底下开小会，整个会场闹轰轰的。会议一直拖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周仁表指挥与会干部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在手上，面对毛主席像站好。这是当时无论大小会议必走的程序，大家熟门熟路，不用多招呼，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红宝书贴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预备姿式。整个会场突然奇迹般的安静下来。周仁表开始领颂：“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全体与会干部一齐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仁表接着又领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众人又一齐挥动红宝书高呼：“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毕，周仁表请郑部长作动员报告。这些天来，郑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较压抑，接任前线总指挥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联”抢了枪，一天天在壮大，咄咄逼人，八•一三攻打二中，又吃了大亏，更叫他气愤填膺，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显得十分亢奋，作报告时，时而站起，时而坐下，说到激动处，拳头擂得桌子嘭嘭响。
现将《郑有志八•一七讲话摘要》全文照录于下：（这份历史资料能够保存十九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前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全国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复杂。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日又开枪打死了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反修。我们广大革命干部要提高警惕，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们六区，是防空重点又是防暴乱的重点，八•八抢枪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乱的时机进行破坏和捣乱，蠢蠢欲动！我们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他们还提出要地富当骨干。我们区如此，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有一天晚上，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四类分子每人一张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们站着听，他们偏要坐着听。听着听着，只见郑元赞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两下，四类分子就一齐动手，拿凳子打我们干部，幸亏支书及时叫来民兵，把四类分子拖出去杀了六、七个，才平息了这场暴乱。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敏，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如果让他们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
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有三条：第一、从今天晚上开始，各大队都要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交代党的政策，不老实的要严惩。第二、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三、要赶快把干部、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四类分子牢牢看管起来，白天老老实实参加队里集体生产，晚上关门在家安份守纪。子女也不准到处乱跑，特别是防止他们跑到二中去。
会议要结束时，郑有志按照惯例征求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仁表的意见：“仁表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周仁表一鸣惊人：“我来补充几句，现在公检法瘫痪了，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脱产干部，还是戴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干掉。”接着又讲了“人民党”（假案）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老五（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全场顿时乱成一片，与会者议论纷纷。许多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兴奋激动，有人紧张惶惑。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从。
散会后，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久佳的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久佳公社达一村（注二）大队唐玉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八月十四日的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带讲个小细节，十四号批斗唐玉时，蒋公安员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态度”，可是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灯火通明的，有点打不下手，再说让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这家伙咸鱼翻生又抖起来，难保不报复，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乱说乱动，也怕他的后人玩阴的，队上的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吹灯为号，灯一灭就动手。黑灯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锄头敲断了唐玉的一条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儿子和侄儿找来一张门板抬回了家。蒋柏柱把唐玉从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顿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到屋门口坪子边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许人也？为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系小学教师，为人生性梗介，好管闲事。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公安员在该大队蹲点，“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受害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柏柱告了。害得蒋受了老大一顿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这在当时确实是滔天大罪，但“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笔者经多方调查，获知唐玉“企图篡党夺权”的最大证据是，有人揭发他在“发泄对党的仇恨”时说过：“如果让我当区长的话，肯定不会比他们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恶不至死。
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唐玉呐，好人呀！”既然好人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时候，我没下狠手。”一位参加杀害唐玉的凶手对我们说。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还痛快些。笔者采访的杀人个案中，很多被害者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求你让我死得痛快一些”。
八•一七会议结束后，久佳、清塘两公社有五个大队迅速行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四天内杀了十三人。
在整个杀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杀三十六人（其中自杀四人），清塘公社杀七十五人（其中自杀九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队贫农社员曾保保在“社教”中提过大队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意见，文革“杀人风”中，陈智才等人趁机报复，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已经怀孕六个多月，拖着大肚子被拖上杀场。被杀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错了，我改正。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肚子已经有了毛毛，硬是要杀我，让我生下毛毛再杀也不迟。”陈智才说：“你想用缓兵之计，我们不得上你这个当！”一马刀剖开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况，下章专门另述。
笔者认为，在道县杀人事件中无处不见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诞生在清塘区。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周仁表等人。八月十七日以前，整个道县，一共只杀了十一人，其中十三日杀一人（朱敏），十四日没杀人，十五日杀七人（钟佩英母子等），十六日杀三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马桥区杨家公社一带。在对这几起杀人事件的查处中，没有发现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内容。而八月十七日清塘会议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形式出现，有公社级的，有大队级的，甚至有些生产队都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周仁表等人，对这个创造发明的专利权始终不肯认领。他们中有人辩解：“道县出现杀人事件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广西那边的影响，是从广西全州那边传过来的。”事实果真这样吗？我们为此查阅了大量文革资料（注三）。不错，与道县相邻的广西全州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发生了大屠杀，也确实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 “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后两个“委员会”道县没有）。但那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的事，从时间顺序上看，应当是广西受道县影响，而不是相反才合逻辑（注四）。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周仁表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队杀人，点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蒋家、狮子头、大神山、团结等大队杀了十七人，并在蒋家大队亲自开枪杀人，给民兵作示范。仁表同志可能记心不好，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他带着两名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下来督促杀人的光辉事绩，清塘乡的农民兄弟至今还津津乐道。在整个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杀人事件责任人中的脱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亲自动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有一个“三个一”的说法，即：地管干部有一个（原冷水滩造纸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欧才清），政法干部有一个（周仁表），公社书记有一个（原四马桥区杨家公社党委副书记邓耀春）。
注释
【注一】 有证据表明县委副书记郁山参加了这次杀人动员大会，并在会后高度评价“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主动。”
【注二】 道县有一批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自然村，如桥头、沙田、蒋家岭、杨柳塘、小坪、洪家宅、达村等，其中最大的是达村，有一千多户，四千多人。（当时道县县城道江镇也只有四千多人。）走进达村，你彷佛走进一个小城镇，最大的特色就是门楼特别多。这种门楼是道县村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是一姓一个门楼。达村号称“九唐搭一孟，外加张吴两姓。”唐姓有九个门楼，现已迁走一个，剩下八个，孟姓、张姓、吴姓各有一个门楼，共计十一个门楼。据考证，唐姓是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一零零四-一零零七年）从山东青益县迁来的，吴姓是元朝从唐家乡的高枧迁来的，张姓是清朝从万家庄乡的万家庄迁来的。达村位于濂溪河中游，村前有濂溪大洞，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坪铺，土地广阔，水旱无忧，便于繁衍生息，故尔能发展成这样的大型自然村落。文化大革命时期，达村隶属久佳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大队人口太多，故在行政区划上将达村一分为二，分为达一村和达二村。整个达村在文革杀人风中，基本上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对四类分子中“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个把两个”的指示精神办事，共杀二人，其中达一村一人，达二村一人。
【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至四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州县一个大队，两天内竟集体坑杀七十六人，由此造成成批杀人的局面。十二月二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通知》说：“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注四】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这类组织是道县少数基层干部的集体创作，最先提出“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是周仁表，而第一个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名义实施杀人的是寿雁公社平地尾大队党支部书记唐祖旺。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