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7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章 杀风卷地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道县城乡。
每一批漂流过去的尸体，都在炎热的空气中传播着一种撩拨人心的信息。
到处可以听到 “阶级敌人”组织 “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需要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这些谣言不是“小道”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
到处可以看见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之类的最高指示。
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大幅标语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杀人布告。
在设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绿树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着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纵横的田野里，在车站，在码头，在一切有行人过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拦关设卡、放哨站岗。佩戴红袖章，荷枪实弹或扛着梭标鸟铳各式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行人。稍有动静，就攥紧马刀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接着就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或应答久妥，便捆起刑讯，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县一中学生杨悦坤，家在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暑假回家，路过兴桥公社，被民兵栏住盘查。打电话到大平岭询问，回话说他是“革联”的探子，于是被押回沙窝公社与四类分子一起处死。行刑前，杨悦坤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竞被挖眼割舌。（注一）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二十二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祥霖铺区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一九四二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一直在道县当老师，解放前曾担任过道县县中的校长。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县教育局的领导这样评价他：“蒋勋同志为人正直，勤奋工作，为道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道县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一个时候唱一个时候的歌，一九六四年搞社教的时候，蒋勋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夫妻双双清洗回乡。
黄土坝村位于道县南部，距县城大约二十几公里，背靠一片山峦，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潇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应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一搞，山上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马尾松，还有一片一片的灌木丛。村子里的房子大都还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当的衰败了。笔者一九八六年采访时，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大致还是如此。
蒋勋一家五口回到了原籍黄土坝，没有房子住，租了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总算安下身来。蒋勋考虑自己身份不同，下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思想准备，所以在生产队出工时，总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脏话重活抢着干。下雨天，当地农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阳天，当地农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车水时，也和其他农村男人一样，脱得赤条条的，只在腰间围一条粗布汗巾，全身晒得象腊肉，雨水落到身上，打个滚就溜走了。他还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说话，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争，吃一点亏不要紧，要好好表现，争取光明的前途。正因为如此，回乡两年来，村里人对他们一家人印象都蛮好。
一九六七年八月，蒋晓初学校放暑假回了黄土坝。这时候，道县已经开始刮起“杀人风”，蒋勋经历得多，见识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预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蒋晓初比较走运，在父亲出问题之前考上大学离开了道县，对农村的事情确实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爱的儿子从长沙回来了，蒋勋又高兴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儿子马上走吧，又感到说不出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当晚，他把家里养的两只大鸭子杀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总要吃一餐团圆饭才是。谁知望着桌子上的三大碗鸭肉，除了蒋晓初之外，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蒋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一次你真的不该回来啊……”说着眼泪水流了下来，手中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看到爸爸这个样子，蒋晓初安慰父亲道：“爸爸，你不要那么心急。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我们坚决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村里的人不会把我们怎样的。就是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机关批准啊。”蒋勋苦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村里开会，把蒋勋和他的二儿子蒋晓中，以及同大队的十几个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来，关在大队部（原来的蒋家祠堂）里，准备要杀。蒋晓初听得这个情况，连忙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也被关了起来。
当晚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刽子手喊了出来，用棕索五花大绑，押往九井河边。这时蒋晓初没有想到是押着他们去砍头，以为是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关押。也难怪，从他的全部生活经验中，实在无法想像出，自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连中三铳，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痛苦而愤怒地喊着：“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犯了什么罪？我弟弟这么小，他又有什么罪？你们这样无缘无故地乱杀人，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呀！”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聂××早不耐烦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蒋晓初的头就被砍了下来，滚进九井河中，胫腔里的血喷起一丈多高，溅了聂××等人一身。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无头尸身被踢到河里，溅起一片腥红的涟漪。
第二天，蒋晓初的父亲蒋勋和关在大队祠堂的其它四类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处死。这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杀了十五人！蒋晓初的母亲和妹妹惨遭杀人凶手轮奸，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纸“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家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一归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级干部，就是被这样一纸电文骗回道县，结果家门都没有进，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桥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执行人（刽子手），从后面一刀，砍死到河里边。其在道县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斩尽杀绝了。可怜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处了死刑。至于这种“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它是怎样成立的，怎样审案的，怎样判决的，怎样行使权力（杀人）的？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写到，在此且搁一笔。
下面再讲一段道县寿雁区卫生院医师熊运友被杀的经过。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道县杀人的随意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熊运友，男，一九三零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道县岑江渡乡两河口村人。熊运友一九五零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担任过文化教员、指导员。熊与家乡一个名叫吴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吴秀芹当时在读高中，由于家庭比较困难，学费基本上由熊运友供给。一九六二年吴秀芹高中毕业，两人准备结婚。但当时现役军人找对象是要政审的，熊运友所在部队经过审查，认为吴秀芹有海外关系（吴的父亲在香港），不同意他们结婚。当时年已三十二岁的熊运友放不下这段感情，执意要与吴秀琴结婚。组织上找他谈了几次话，工作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告诉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复员。”鉴于熊运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后作了复员处理，而未作转业。在当时复员和转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转业是作为国家干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复员说白了就是哪来的回哪去。
一九六二年，熊运友复员回了道县，安排在复员军人疗养院工作，一九六四年调寿雁卫生院工作，属集体编制的医师。
熊运友复员回家之后即与吴秀琴结了婚。婚后生了三个男孩，大儿熊报忠，二儿熊国忠，第三个儿子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出生仅一个多月，熊运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吴秀琴因生活无着只得改嫁，因为不便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嫁人，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人，大儿、二儿随继父改姓为陈。
熊运友被杀的事还得从这个小儿子说起，因为老婆生了孩子，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他从寿雁卫生院回了老家两河口一趟。八月三十一日上午，熊运友从家里步行返回寿雁卫生院。虽然当时道县杀人已经杀起了风，但是熊运友并不担心自己被杀，他一不是四类分子，二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三又是本地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路经零陵道与营江的岔路口时，营江“红联”指挥部的民兵在此拦关设卡盘查行人，熊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怀疑是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民兵抓进指挥部审问。事有凑巧，当天上午，寿雁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出于对道县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关心，也带着区公所和公社的几名干部来营江看形势，正好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注二）也在这里，陈告诉周等人：“熊运友被抓到了，据卫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这个家伙早三天就不在卫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里面去了。此人很坏的，可杀不可留。”陈智希估计熊运友这次回来寿雁很可能是从二中（“革联”总部）带了任务去的。根据这个估计，营江“红联”前指的主要负责人张明耻、刘原年与陈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样处理熊运友作了研究，张明耻、陈智希等人主张一定要干掉，最后决定将熊运友明着送回寿雁，暗地里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干掉。
当天下午二点多钟，陈智希亲自叫过寿雁民兵排排长唐祖回面授机宜：“你派几个民兵将熊运友押到东岭脚去，我们现走一脚在那里等你们，”在那里看情况把他干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陈智希的指示后，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长何旺喜带了义志昌等四个民兵将熊运友押送寿雁。唐祖回对何旺喜讲：“陈部长（道县农民讲区公安助理员称为区公安部长）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在东岭脚等你们，到了那里，陈部长叫你们怎么处理熊运友，你们就怎么处理。”何旺喜做事细心，问道：“如果在那里碰不到陈部长他们怎么办？”或许是对陈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么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陈部长他们不在东岭脚，你们就把熊运友押回（寿雁）区里听候处理。”
何旺喜等人押着熊运友到了东岭脚，怎么也找不到陈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着熊继续往寿雁去。路过塘福大队时，义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人保干事何龙喜、信用社干部于彩平和塘福大队长何声洪几个人坐在井边的大树下乘凉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过去，想请示周部长怎么处理熊运友。于彩平站起来用手背向他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过来，继续赶路。何旺喜回转身和其它几个民兵押着熊运友继续往寿雁去。走过大约二百来米，何声洪从后面追上来说：“周部长和何干事说，陈部长叫你们在东岭脚干掉熊运友，你们怎么不听指挥？命令你们赶快在前面找个地方干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向前大约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何旺喜因为没有背枪，便示意义志昌从后面开枪打死熊运友。义志昌虽然号称是个复员退伍军人，但从来没有杀过人，举起枪来战战兢兢，浑身发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枪没有打中。
（为这事义志昌后来被取消了背枪的资格。）熊运友听得脑后枪响，大约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撒腿拚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让他跑脱了。”五个民兵兜屁股追。熊运友跑到前面排楼屋一个社员家里躲了起来，还是被搜了出来。被拉出来以后，熊运友拚命挣扎又跑，捆着手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几个民兵追得气喘吁吁，距离却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从义志昌手中接过枪来，对准熊运友开了一枪。还打得真准，熊运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几下，脚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一些问题了：不是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杀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吗？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我要回答的是，确实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读过一点书见过一点世面，惟其如此，他们的家人，也就是所谓“遗属”，才比较有胆量“乱说乱动”，多年来不断向县、地区、省，乃至中央的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也就是俗称的“上访”，要求平反昭雪和惩办杀人凶手。正是他们的申诉材料使我在未去道县采访之前，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队为单位被集体屠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遗属们，敢于挺身而出鸣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至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更别说“乱说乱动”。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情况，要到我们的采访不断深入之后，才会慢慢浮出水面。这里面有一个抽丝剥茧，逐步加深认识，慢慢接近真相的过程，我以为这过程本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一种延伸。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大开杀戒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红联”要血洗道江镇的传言不胫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上街行走，在摊子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沙尘，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发出“咣铛”一声脆响，所有的人立即一阵惊呼，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发地皮疯”。这样的“地皮疯”在道江镇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人们的心弦已经崩紧到一触即断的程度。家庭出身有问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二十一种人（注三）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人头落地的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每到黄昏来临，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经衰弱的人，通晚无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到来。
一位道江镇上开饭馆的小老板告诉我们：“那时候，我虽然没有犯一点法，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还是怕得要死，活着今天晓不得有没有命活到明天。那个时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说的。”
喝惯了清清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县人武部侧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爱吃鱼，特别时兴吃活鱼。老县城有个叫板子桥的地方，河水穿街而过，上面铺满木板，木板下一竹篓一竹篓的活鱼养在河水中，等待买主选购。平素时分，一大早来买鱼的人就挤得水泄不通，可是现在门可罗雀。鱼价从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钱，还是无人问津。因为据说有人买了鱼，在鱼肚中发现了人眼、人发、人的指甲……总之，在那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道县很少有人敢吃鱼。
不仅道县如此，与道县毗连的双牌也是如此。曾在双牌水库工作过的杨××告诉我们：“那一年，双牌水库的鱼长得特别肥，又多。经常在清早，水面上会浮起一些十来斤的大鱼，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胀死的。没有人去捞，更没有人敢吃，看见了躲都躲不赢。”
道县人爱吃豆腐，道县的豆腐很有名气。县城豆腐店多开在河边，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尸水豆腐谁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够，还够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制作过程用水量较少的米豆腐。即便这样，米豆腐仍然鲜有问津之人。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面上有人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
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粟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躯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
这就是大量目击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现象。当年，他们还不能理解这些七零八碎的现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更无从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尽管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现象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却依然没有能够知道它的全部真象。这确实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注释
【注一】 杨悦坤案八四年处遗工作中，作为报复杀人立案审查。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杨悦坤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被杀时不到十八岁。其父在“四清”（清粮食、清资金、清工分、清实物）运动中提了“四不清”下台书记杨悦能的意见，杨悦能怀恨于心，文革杀人中，杨悦能伙同继任书记杨悦同、副书记杨悦校等人幕后策划，以杨悦坤是“革联”探子为名将其杀害，动手杀人的是何永弟，何永弟杀了杨悦坤十六刀，杀人手段十分残酷，惨不忍睹。
另据蚣坝区“红联”副司令（原兴桥公社会计）王盛光揭发：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兴桥公社民兵设卡盘查时抓住一个道县一中的学生杨悦坤，送来公社。当时我在公社问了情况后，准备将其释放。这是八区（祥霖铺）妇女主任回家，到兴桥公社来打电话，我问她：“这个人时你们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的，你认不认得。”余说：“这个人我认得，她的家里叔叔、婶婶都是地富，他家划为上中农，实际是漏网地主。”他们队上的人反映，他父亲现在很嚣张，到处告干部的状，还讲要杀干部。我们听了她的话以后，决定打电话给大平岭，是公社秘书张明培接的电话，他要我们把人留下。后来，他们大队派人来接回去杀了。
【注二】 陈智希，还有下面马上要出现的张明耻等人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还有很多表演，笔者将后文中专门讲到，此处算是提个头。
【注三】 关于二十一种人的界定有多个版本，总体来说大同小异，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伪军官）、伪（职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贩、娼（妓）、巫（巫婆神汉）、僧、道（士）、尼（姑）、流（窜犯、盲流）的总称。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