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7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章 殺風卷地
恐怖的氣氛籠罩著整個道縣城鄉。
每一批漂流過去的屍體，都在炎熱的空氣中傳播著一種撩撥人心的信息。
到處可以聽到 「階級敵人」組織 「黑殺團」，「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 「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殺一半，地富反壞吃飽飯」之類的謠言。需要鄭重其事地指出的是，這些謠言不是「小道」傳播的，而是通過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種形式的黨員大會、幹部大會、民兵大會、群眾大會上堂而皇之進行傳達的。
到處可以看見 「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之類的最高指示。
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七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大幅標語和「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殺人布告。
在設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綠樹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著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縱橫的田野里，在車站，在碼頭，在一切有行人過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攔關設卡、放哨站崗。佩戴紅袖章，荷槍實彈或扛著梭標鳥銃各式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行人。稍有動靜，就攥緊馬刀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份？」接著就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或應答久妥，便捆起刑訊，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縣一中學生楊悅坤，家在四馬橋區大坪嶺公社沙窩大隊，暑假回家，路過興橋公社，被民兵欄住盤查。打電話到大平嶺詢問，回話說他是「革聯」的探子，於是被押回沙窩公社與四類分子一起處死。行刑前，楊悅坤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競被挖眼割舌。（注一）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二十二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從長沙回到家鄉道縣祥霖鋪區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勛，一九四二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一直在道縣當老師，解放前曾擔任過道縣縣中的校長。筆者在道縣採訪時，縣教育局的領導這樣評價他：「蔣勛同志為人正直，勤奮工作，為道縣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對道縣的教育事業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這也是一個時候唱一個時候的歌，一九六四年搞社教的時候，蔣勛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夫妻雙雙清洗回鄉。
黃土壩村位於道縣南部，距縣城大約二十幾公里，背靠一片山巒，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瀟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應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躍進、農業學大寨一搞，山上的樹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馬尾松，還有一片一片的灌木叢。村子里的房子大都還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當的衰敗了。筆者一九八六年採訪時，情況稍微好了一點，但大致還是如此。
蔣勛一家五口回到了原籍黃土壩，沒有房子住，租了一個遠房親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總算安下身來。蔣勛考慮自己身份不同，下來的時候，已經做好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思想準備，所以在生產隊出工時，總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後，髒話重活搶著干。下雨天，當地農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陽天，當地農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車水時，也和其他農村男人一樣，脫得赤條條的，只在腰間圍一條粗布汗巾，全身曬得象臘肉，雨水落到身上，打個滾就溜走了。他還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說話，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爭，吃一點虧不要緊，要好好表現，爭取光明的前途。正因為如此，回鄉兩年來，村裡人對他們一家人印象都蠻好。
一九六七年八月，蔣曉初學校放暑假回了黃土壩。這時候，道縣已經開始颳起「殺人風」，蔣勛經歷得多，見識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預感到一場大災難正在來臨。蔣曉初比較走運，在父親出問題之前考上大學離開了道縣，對農村的事情確實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愛的兒子從長沙回來了，蔣勛又高興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兒子馬上走吧，又感到說不出個特別有說服力的理由來。當晚，他把家裡養的兩隻大鴨子殺了，不管怎麼樣，一家人總要吃一餐團圓飯才是。誰知望著桌子上的三大碗鴨肉，除了蔣曉初之外，沒有一個人吃得下去。蔣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這一次你真的不該回來啊……」說著眼淚水流了下來，手中的筷子「啪」的一聲掉到地上。看到爸爸這個樣子，蔣曉初安慰父親道：「爸爸，你不要那麼心急。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只要我們堅決的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村裡的人不會把我們怎樣的。就是要殺人也得有個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機關批准啊。」蔣勛苦笑了笑，沒有再多說什麼。
第二天，村裡開會，把蔣勛和他的二兒子蔣曉中，以及同大隊的十幾個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來，關在大隊部（原來的蔣家祠堂）里，準備要殺。蔣曉初聽得這個情況，連忙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試圖說服那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也被關了起來。
當晚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蔣曉中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劊子手喊了出來，用棕索五花大綁，押往九井河邊。這時蔣曉初沒有想到是押著他們去砍頭，以為是送去另外一個地方關押。也難怪，從他的全部生活經驗中，實在無法想像出，自己什麼時候犯了什麼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連中三銃，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痛苦而憤怒地喊著：「我一個赤手空拳的學生，我犯了什麼罪？我弟弟這麼小，他又有什麼罪？你們這樣無緣無故地亂殺人，貧下中農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大錯誤的呀！」可是，誰是他的同志，又有誰聽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聶××早不耐煩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蔣曉初的頭就被砍了下來，滾進九井河中，脛腔里的血噴起一丈多高，濺了聶××等人一身。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無頭屍身被踢到河裡，濺起一片腥紅的漣漪。
第二天，蔣曉初的父親蔣勛和關在大隊祠堂的其它四類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處死。這個只有一百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殺了十五人！蔣曉初的母親和妹妹慘遭殺人兇手輪姦，身心遭受嚴重摧殘，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被一紙「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家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一歸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級幹部，就是被這樣一紙電文騙回道縣，結果家門都沒有進，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橋上，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執行人（劊子手），從後面一刀，砍死到河裡邊。其在道縣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斬盡殺絕了。可憐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處了死刑。至於這種「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到底是個什麼機構，它是怎樣成立的，怎樣審案的，怎樣判決的，怎樣行使權力（殺人）的？筆者將在後文中詳細寫到，在此且擱一筆。
下面再講一段道縣壽雁區衛生院醫師熊運友被殺的經過。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道縣殺人的隨意性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熊運友，男，一九三零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農，本人成分學生，文化程度高中，道縣岑江渡鄉兩河口村人。熊運友一九五零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部隊里擔任過文化教員、指導員。熊與家鄉一個名叫吳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戀愛關係，吳秀芹當時在讀高中，由於家庭比較困難，學費基本上由熊運友供給。一九六二年吳秀芹高中畢業，兩人準備結婚。但當時現役軍人找對象是要政審的，熊運友所在部隊經過審查，認為吳秀芹有海外關係（吳的父親在香港），不同意他們結婚。當時年已三十二歲的熊運友放不下這段感情，執意要與吳秀琴結婚。組織上找他談了幾次話，工作做不通，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告訴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複員。」鑒於熊運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後作了複員處理，而未作轉業。在當時複員和轉業之間還是有很大差異的，轉業是作為國家幹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複員說白了就是哪來的回哪去。
一九六二年，熊運友複員回了道縣，安排在複員軍人療養院工作，一九六四年調壽雁衛生院工作，屬集體編製的醫師。
熊運友複員回家之後即與吳秀琴結了婚。婚後生了三個男孩，大兒熊報忠，二兒熊國忠，第三個兒子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出生的，這個孩子出生僅一個多月，熊運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吳秀琴因生活無著只得改嫁，因為不便帶著一個吃奶的嬰兒嫁人，只好忍痛將小兒子送人，大兒、二兒隨繼父改姓為陳。
熊運友被殺的事還得從這個小兒子說起，因為老婆生了孩子，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從壽雁衛生院回了老家兩河口一趟。八月三十一日上午，熊運友從家裡步行返回壽雁衛生院。雖然當時道縣殺人已經殺起了風，但是熊運友並不擔心自己被殺，他一不是四類分子，二沒有參加任何造反派組織，三又是本地人，有什麼可擔心的呢？路經零陵道與營江的岔路口時，營江「紅聯」指揮部的民兵在此攔關設卡盤查行人，熊因為身上沒有帶任何證件，懷疑是逃跑的四類分子，被民兵抓進指揮部審問。事有湊巧，當天上午，壽雁公社武裝部長周元炳，出於對道縣文化大革命發展方向的關心，也帶著區公所和公社的幾名幹部來營江看形勢，正好壽雁區公安助理員陳智希（注二）也在這裏，陳告訴周等人：「熊運友被抓到了，據衛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這個傢伙早三天就不在衛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裏面去了。此人很壞的，可殺不可留。」陳智希估計熊運友這次回來壽雁很可能是從二中（「革聯」總部）帶了任務去的。根據這個估計，營江「紅聯」前指的主要負責人張明恥、劉原年與陳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樣處理熊運友作了研究，張明恥、陳智希等人主張一定要幹掉，最後決定將熊運友明著送回壽雁，暗地裡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幹掉。
當天下午二點多鍾，陳智希親自叫過壽雁民兵排排長唐祖回面授機宜：「你派幾個民兵將熊運友押到東嶺腳去，我們現走一腳在那裡等你們，」在那裡看情況把他幹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陳智希的指示后，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長何旺喜帶了義志昌等四個民兵將熊運友押送壽雁。唐祖回對何旺喜講：「陳部長（道縣農民講區公安助理員稱為區公安部長）他們已經走在前面了，在東嶺腳等你們，到了那裡，陳部長叫你們怎麼處理熊運友，你們就怎麼處理。」何旺喜做事細心，問道：「如果在那裡碰不到陳部長他們怎麼辦？」或許是對陳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麼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陳部長他們不在東嶺腳，你們就把熊運友押回（壽雁）區里聽候處理。」
何旺喜等人押著熊運友到了東嶺腳，怎麼也找不到陳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著熊繼續往壽雁去。路過塘福大隊時，義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裝部長周元炳、人保幹事何龍喜、信用社幹部于彩平和塘福大隊長何聲洪幾個人坐在井邊的大樹下乘涼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過去，想請示周部長怎麼處理熊運友。于彩平站起來用手背向他擺了擺手，意思叫他不要過來，繼續趕路。何旺喜迴轉身和其它幾個民兵押著熊運友繼續往壽雁去。走過大約二百來米，何聲洪從後面追上來說：「周部長和何幹事說，陳部長叫你們在東嶺腳幹掉熊運友，你們怎麼不聽指揮？命令你們趕快在前面找個地方幹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這個命令之後，向前大約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個清靜的地方，何旺喜因為沒有背槍，便示意義志昌從後面開槍打死熊運友。義志昌雖然號稱是個複員退伍軍人，但從來沒有殺過人，舉起槍來戰戰兢兢，渾身發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槍沒有打中。
（為這事義志昌後來被取消了背槍的資格。）熊運友聽得腦後槍響，大約已經明白了怎麼回事，撒腿拚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讓他跑脫了。」五個民兵兜屁股追。熊運友跑到前面排樓屋一個社員家裡躲了起來，還是被搜了出來。被拉出來以後，熊運友拚命掙扎又跑，捆著手居然跑得比兔子還快，幾個民兵追得氣喘吁吁，距離卻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從義志昌手中接過槍來，對準熊運友開了一槍。還打得真准，熊運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幾下，腳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細心的讀者看出一些問題了：不是說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殺對象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嗎？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似乎並不完全是那麼回事，這是為什麼？
我要回答的是，確實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讀過一點書見過一點世面，惟其如此，他們的家人，也就是所謂「遺屬」，才比較有膽量「亂說亂動」，多年來不斷向縣、地區、省，乃至中央的有關部門進行申訴，也就是俗稱的「上訪」，要求平反昭雪和懲辦殺人兇手。正是他們的申訴材料使我在未去道縣採訪之前，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隊為單位被集體屠殺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遺屬們，敢於挺身而出鳴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絕大多數至今連哼都不敢哼一聲，更別說「亂說亂動」。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體情況，要到我們的採訪不斷深入之後，才會慢慢浮出水面。這裏面有一個抽絲剝繭，逐步加深認識，慢慢接近真相的過程，我以為這過程本身就是這場大屠殺的一種延伸。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有像農村地區那樣大開殺戒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極點。「紅聯」要血洗道江鎮的傳言不脛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人們上街行走，在攤子上購買生活必需品，在街頭看大字報，只要一陣旋風颳起，吹起幾片紙屑和沙塵，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發出「咣鐺」一聲脆響，所有的人立即一陣驚呼，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稱為「發地皮瘋」。這樣的「地皮瘋」在道江鎮幾乎每天都要發生。人們的心弦已經崩緊到一觸即斷的程度。家庭出身有問題，特別是那些本身就是二十一種人（注三）的人更是提心弔膽，不知哪一天人頭落地的噩運降臨到自己頭上。每到黃昏來臨，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經衰弱的人，通晚無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聽著屋外的動靜，一面眼巴巴地盼著黎明到來。
一位道江鎮上開飯館的小老闆告訴我們：「那時候，我雖然沒有犯一點法，也沒有參加任何一派組織，還是怕得要死，活著今天曉不得有沒有命活到明天。那個時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說的。」
喝慣了清清河水的道縣人，已無人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了，縣城裡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縣人武部側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為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愛吃魚，特別時興吃活魚。老縣城有個叫板子橋的地方，河水穿街而過，上面鋪滿木板，木板下一竹簍一竹簍的活魚養在河水中，等待買主選購。平素時分，一大早來買魚的人就擠得水泄不通，可是現在門可羅雀。魚價從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錢，還是無人問津。因為據說有人買了魚，在魚肚中發現了人眼、人發、人的指甲……總之，在那之後將近兩年時間，道縣很少有人敢吃魚。
不僅道縣如此，與道縣毗連的雙牌也是如此。曾在雙牌水庫工作過的楊××告訴我們：「那一年，雙牌水庫的魚長得特別肥，又多。經常在清早，水面上會浮起一些十來斤的大魚，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脹死的。沒有人去撈，更沒有人敢吃，看見了躲都躲不贏。」
道縣人愛吃豆腐，道縣的豆腐很有名氣。縣城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屍水豆腐誰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夠，還夠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製作過程用水量較少的米豆腐。即便這樣，米豆腐仍然鮮有問津之人。店家只好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面上有人貼出了「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
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抽泣著舔著遍體傷口默默地流過顫粟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歷史牢牢沉澱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軀猶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詢問著這腥風瀰漫的大地……
這就是大量目擊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現象。當年，他們還不能理解這些七零八碎的現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歷史內涵，更無從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儘管他們已經理解了這些現象所包容的巨大的歷史內涵，卻依然沒有能夠知道它的全部真象。這確實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註釋
【注一】 楊悅坤案八四年處遺工作中，作為報復殺人立案審查。據處遺工作組的同志說，楊悅坤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份學生，被殺時不到十八歲。其父在「四清」（清糧食、清資金、清工分、清實物）運動中提了「四不清」下台書記楊悅能的意見，楊悅能懷恨於心，文革殺人中，楊悅能夥同繼任書記楊悅同、副書記楊悅校等人幕後策劃，以楊悅坤是「革聯」探子為名將其殺害，動手殺人的是何永弟，何永弟殺了楊悅坤十六刀，殺人手段十分殘酷，慘不忍睹。
另據蚣壩區「紅聯」副司令（原興橋公社會計）王盛光揭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興橋公社民兵設卡盤查時抓住一個道縣一中的學生楊悅坤，送來公社。當時我在公社問了情況后，準備將其釋放。這是八區（祥霖鋪）婦女主任回家，到興橋公社來打電話，我問她：「這個人時你們大坪嶺公社沙窩大隊的，你認不認得。」余說：「這個人我認得，她的家裡叔叔、嬸嬸都是地富，他家划為上中農，實際是漏網地主。」他們隊上的人反映，他父親現在很囂張，到處告幹部的狀，還講要殺幹部。我們聽了她的話以後，決定打電話給大平嶺，是公社秘書張明培接的電話，他要我們把人留下。後來，他們大隊派人來接回去殺了。
【注二】 陳智希，還有下面馬上要出現的張明恥等人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還有很多表演，筆者將後文中專門講到，此處算是提個頭。
【注三】 關於二十一種人的界定有多個版本，總體來說大同小異，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特（務）、警（偽警察）、憲（兵）、團（三青團員）、軍（偽軍官）、偽（職員）、貸（高利貸者）、小（小老婆）、小商販、娼（妓）、巫（巫婆神漢）、僧、道（士）、尼（姑）、流（竄犯、盲流）的總稱。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