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讯】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发表2013年法治蓝皮书，表示腐败案件仍然比比皆是，亦提出要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制度，就连公职人员亲属的商业活动亦要加强规范。最可圈可点是，蓝皮书指，亦要同时留意基层人员的腐败问题。
监管，可否反贪？将监管扩大，又能否堵塞漏洞？或者再进一步，将贪官污吏都拉下马，是否国家会立即清廉？
老百姓，对反贪的期望，本来非常简单：公义得到彰显，贪官污吏下台，社会就有明确公道的制度。毕竟，绝大多数人的直觉，都会以为是人令制度腐化。
不过，就像19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公爵（Lord Acton）所讲，事实上是制度令人腐化。
不。更正确一点讲，阿克顿公爵本来的讲法是：“权力腐化；绝对的权力，倾向绝对腐化。”
人，是自利的动物，这一点，没有什么正邪对错。不过，有些人认为自利不好，所以就要控制人的自由意志。控制自由意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少部分人，拥有支配和控制其他人的权力。但是，又是谁去确保这少部分人，不去滥用权力，去为自己获利，剥削别人本来拥有的利益呢？这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从来都没有人可以清楚解答。
有人说：“以制度去限制权力的行驶吧。”不过，最终制度仍然是由人去运作吧！所以，将问题还原到最根本，就是如果我们假定人性自利，当人拥有支配和控制其他人的权力，就必然会出现利益的错配和冲突。
像刚才所讲的看，无疑是很负面悲观的世界观。幸好，人除了自利，还是会有自我形象的观感；换句话说，人固然会为了自身利益，但是也会为了自身形象。故此，明目张胆的贪，不是没有，但绝大多数人，在贪的时候，总会找个借口说：“这是社会的错，人人都是这样做，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
说到底，反贪要有效果，就先要认清问题必然是系统性；单单换了一两个人，改变不了整体的格局。另外，肃贪倡廉，也是一个社会共识的建立：“任何人拥有支配和控制别人的权力，同时间也有极大的责任。”
不过，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顺；当社会上存在太多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关系，利益错配和贪污的问题，必然严重。所以，每人自由度越高的社会，贪污问题普遍也越轻。
其实，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一度弥漫一股贪污的文化。很多人以为，肃清香港的贪污，是廉政公署的功劳。事实上，当年的港英殖民地政府，除了成立廉政公署，还做了许多事情，包括：将管理街道和小贩的工作，交予有少许民意基础的两个市政局和两个市政署；将缉毒和管制进出口，交予新成立的海关；将赌博合法化，交予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去独家运作。这一连串措施，都旨在分散权力，同时透过理顺监管的机制，减少有组织罪案的利润，同时减少贪污的动机。最后，才是廉政公署，确立了行驶公权力和公职人员责任的标准。
可惜，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丽而错误地以为，贪污，可以简单地由上而下用更大的权力、监管和限制，就解决得了。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