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2日讯】社会主义的精神在于人本主义，深信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自由劳动的本质，能够在劳动的过程中证成自我与其之于社群的价值，同时也使自身的劳动产品得以通过公平的交换机制，来满足社会中不同人的不同需要。社会主义因懔于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和国家对于工人农民劳动者的剥削压迫，因而主张通过生产工具的公有化来摆脱资本家的垄断、通过真正的民主化来维持国家在公共管理和服务中的相对中立性，以实现基于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正义。
社会主义也看到作为原始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问题，此即跨国资本家与世界强权以政治或经济力量结合在地买办阶级对于后进国家或地区无产阶级劳动价值的剥削，因此社会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主张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决，以摆脱帝国主义和各个在地买办的勾结出卖，以便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平等和有效的抗衡，使全人类得以获得解放。
如何打倒后进国家中的封建专制势力和帝国主义买办，实现民主与人本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主张要针对不同国家制定不同的策略，对于冥顽不灵而又自大残暴的统治阶级和国家暴力，甚至不惜以暴制暴，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便是仿效军队而发展出来的，通过意识型态的信念、钢铁的纪律和同志的爱，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党内的民主决策，以便展开隐蔽的行动，并能对组织起保护的作用。但是民主集中制并不是共产党唯一的组织原则，那是一种不得已的作法，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推动社会主义政策，共产党只要像一般政党参政、争取人民选票的支援即可。而一旦共产党在后进国家夺得政权，即马上进入以国家紧急权体制为其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目的在以国家力量集中社会资源有效率地展开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以期在短时期内迅速赶上现代化的进程，解放社会力和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不平等，使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双双得到改善，最后完成人本的复归。而由于国家紧急权的实施以及追求革命成果的功利需要，共产党党国体制则利用国家镇压机器和意识型态机器对社会展开控制，前者主要系通过国家暴力机构如军队、警察、特务、司法乃至于党组等等对反革命者进行威吓，后者则通过教育体系和大众媒体的洗脑型塑对党国忠诚的顺民。
共产革命的普遍问题，就是以不间断革命为理由无限期地延续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不间断革命，是因为共产党认为反动阶级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勾结帝国主义伺机复辟，但如此一来，因为欠缺外部制衡和内部反省的共产党党国垄断了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共产党官僚乃必然堕落为红色新阶级。以消灭剥削阶级、人的自由复归为号召的共产党，成为新的剥削阶级，这是历史的反讽，也是被压迫者的悲哀。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六十余年，始终未停止革命状态，可见的未来亦未见停止革命的迹象。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建国之后的种种历史错误下，重新启动的另一次社会革命。这一次的革命，则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大跃进、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重新定义中国大陆现阶段的社会革命性质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的适度引进，乃有助于激发社会的生产力，久经压抑的社会力，也自然而然对自由化和民主化发出期待和提出要求。正因生产资料和工具、市场规则都掌握在红色官僚阶级手中，不公平的交易与竞争，也就难以避免地带来官僚贪污腐化的所谓官倒问题，而自由化与民主化也就意味着对其政治经济特权的挑战与限制，必然进而引发了党国和人民间的紧张关系。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即以反官倒为号召卷动风潮，共产党的镇压，主要系出自于维护政权的考虑，但邓小平并无意于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其遂以纵容共产党官僚之权钱交易为代价，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辩词，主张维持社会稳定，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带领中国的民族复兴。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构筑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和党国极权统治为支柱的共产党新党国。
共产党的特权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起点，新兴的资本家无不沾染了党国的色彩，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乃称中国社会为断裂社会，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信任差距，在党国资本家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间造成截然两样的社会景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公布的《二零一三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便指出：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仍在继续提高。二零一一年国家将农村贫困线提高到两千三百元以后，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估计乃超过一亿人，农村减贫任务十分艰巨。
《蓝皮书》又指出，劳动关系紧张的程度在加剧之中，尽管加剧的幅度有所下降。仅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二零一二年一至九月，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四十七点九万件，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涉及劳动者六十六万人，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其亦坦承，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仍然是劳动争议多发点，但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劳动争议也频频发生。引发劳动争议的因素，主要是直接利益矛盾和企业管理不规范。一个标榜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消灭阶级而全面进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竟然纵容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遭受资本家剥削的情形，实在不可思议。这就是所谓的异化劳动，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自我人格的证成过程，反而是一种自我毁灭，劳动者的劳动仅能得求温饱，而其劳动产品则为宰制自身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权能，他们越劳动，越不成其为人。
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时期，且社会矛盾多样而复杂。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来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统计，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从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后可知，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征地拆迁冲突的标的物有两类，一种为集体所有不动产，一种为私人所有之不动产，前者通常为农地，后者则通常为城市里的个人住宅。之所以发生拆迁征地事件，关键不在公益征收后的土地补偿不足以填补实际损失，而在于政府以公益为理由征收民地作为建设之用，征收后开发使用的利益却归于官员私人。兴建工厂或大楼都需要土地，这是最重要的资本，共产党官员勾结开发商征收土地，以便于后者廉价取得土地，官员则可以从开发商处分得巨额的开发利益。当年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实施土地改革，以暴力方式无偿地将地主与资产阶级所有的土地全部划归为集体或国有，实际上则受共产党的支配，共产党党国成为最大地主，而今社会主义回归初级阶段，使土地商品化，共产党官僚则再以法律或行政手段掩护的国家暴力手段无偿地取得土地开发利益；环境污染冲突事件许多也与土地不当开发利用有关，这就涉及到政府公权力的滥施，而未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根本原因也在于党国官僚和资本家的勾结。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指导思想是：“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宣称依法治国的人民共和国的阶级立场是什么？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年，社会主义完全异化，占有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复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借口，由各级政法委员会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如警察、特务、司法等来镇压异议者，由各级的宣传部操纵各种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控制媒体对人民洗脑，结果，中国人民依旧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状态，可怜的是，当中的许多人丝毫未察，还死抱着相信党是唯一救世主的虚伪意识。
有人问，中国如此众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何以问题仍层出不穷？共产党党国仍屹立不摇？我要指出的可能原因是：一、被压迫阶级欠缺阶级意识，他们不了解这些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乃出于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无法转化为阶级斗争；二、阶级意识的欠缺在于缺乏社会启蒙，有机知识份子无法有效地协助被压迫阶级形成组织性的力量，如自主工会、乃至于阶级政党；三、共产党党国的社会宰制方式借用了诸多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诸如利用制度性的恐惧、焦虑、监视、诱导和洗脑去型塑社会集体心理；又在法律制度中借用了诸多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如法治、平等、权利等等，使人们误信党国执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性与公正性，而愿意服从；还有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组织方式，使每个人在金字塔般的结构里，都不免会受到党国的包围和监控。共产党党国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技术，前所未有，遮蔽着人们的心灵，又限制着他们的行动，其冷酷无情和残暴，远远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国家。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