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2日訊】社會主義的精神在於人本主義，深信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具有自由勞動的本質，能夠在勞動的過程中證成自我與其之於社群的價值，同時也使自身的勞動產品得以通過公平的交換機制，來滿足社會中不同人的不同需要。社會主義因懍於原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資本家和國家對於工人農民勞動者的剝削壓迫，因而主張通過生產工具的公有化來擺脫資本家的壟斷、通過真正的民主化來維持國家在公共管理和服務中的相對中立性，以實現基於自由與平等的社會正義。
社會主義也看到作為原始資本主義發展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問題，此即跨國資本家與世界強權以政治或經濟力量結合在地買辦階級對於後進國家或地區無產階級勞動價值的剝削，因此社會主義主張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主張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自決，以擺脫帝國主義和各個在地買辦的勾結出賣，以便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進行平等和有效的抗衡，使全人類得以獲得解放。
如何打倒後進國家中的封建專制勢力和帝國主義買辦，實現民主與人本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主張要針對不同國家制定不同的策略，對於冥頑不靈而又自大殘暴的統治階級和國家暴力，甚至不惜以暴制暴，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便是倣傚軍隊而發展出來的，通過意識型態的信念、鋼鐵的紀律和同志的愛，要求黨員絕對服從黨內的民主決策，以便展開隱蔽的行動，並能對組織起保護的作用。但是民主集中制並不是共產黨唯一的組織原則，那是一種不得已的作法，在成熟的民主國家裡推動社會主義政策，共產黨只要像一般政黨參政、爭取人民選票的支援即可。而一旦共產黨在後進國家奪得政權，即馬上進入以國家緊急權體製為其內容的無產階級專政，目的在以國家力量集中社會資源有效率地展開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以期在短時期內迅速趕上現代化的進程，解放社會力和生產力，徹底消滅階級不平等，使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雙得到改善，最後完成人本的復歸。而由於國家緊急權的實施以及追求革命成果的功利需要，共產黨黨國體制則利用國家鎮壓機器和意識型態機器對社會展開控制，前者主要系通過國家暴力機構如軍隊、警察、特務、司法乃至於黨組等等對反革命者進行威嚇，後者則通過教育體系和大眾媒體的洗腦型塑對黨國忠誠的順民。
共產革命的普遍問題，就是以不間斷革命為理由無限期地延續其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不間斷革命，是因為共產黨認為反動階級無時無刻不在準備勾結帝國主義伺機復辟，但如此一來，因為欠缺外部制衡和內部反省的共產黨黨國壟斷了社會資源再分配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共產黨官僚乃必然墮落為紅色新階級。以消滅剝削階級、人的自由復歸為號召的共產黨，成為新的剝削階級，這是歷史的反諷，也是被壓迫者的悲哀。
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六十餘年，始終未停止革命狀態，可見的未來亦未見停止革命的跡象。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承認建國之後的種種歷史錯誤下，重新啟動的另一次社會革命。這一次的革命，則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改造、大躍進、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重新定義中國大陸現階段的社會革命性質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機制的適度引進，乃有助於激發社會的生產力，久經壓抑的社會力，也自然而然對自由化和民主化發出期待和提出要求。正因生產資料和工具、市場規則都掌握在紅色官僚階級手中，不公平的交易與競爭，也就難以避免地帶來官僚貪污腐化的所謂官倒問題，而自由化與民主化也就意味著對其政治經濟特權的挑戰與限制，必然進而引發了黨國和人民間的緊張關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即以反官倒為號召捲動風潮，共產黨的鎮壓，主要系出自於維護政權的考慮，但鄧小平並無意於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線，其遂以縱容共產黨官僚之權錢交易為代價，以「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為辯詞，主張維持社會穩定，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帶領中國的民族復興。於是在中國的大地上重新構築起以國家資本主義和黨國極權統治為支柱的共產黨新黨國。
共產黨的特權是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的起點，新興的資本家無不沾染了黨國的色彩，中國社會學者孫立平乃稱中國社會為斷裂社會，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和信任差距，在黨國資本家階級和廣大被壓迫人民間造成截然兩樣的社會景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公佈的《二零一三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便指出：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嚴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總體上仍在繼續提高。二零一一年國家將農村貧困線提高到兩千三百元以後，農村貧困人口總數估計乃超過一億人，農村減貧任務十分艱巨。
《藍皮書》又指出，勞動關係緊張的程度在加劇之中，儘管加劇的幅度有所下降。僅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二零一二年一至九月，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四十七點九萬件，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九；涉及勞動者六十六萬人，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九點四。其亦坦承，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小、微型企業仍然是勞動爭議多發點，但一些大型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的勞動爭議也頻頻發生。引發勞動爭議的因素，主要是直接利益矛盾和企業管理不規範。一個標榜無產階級專政完成、消滅階級而全面進入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竟然縱容無產階級的勞動價值遭受資本家剝削的情形，實在不可思議。這就是所謂的異化勞動，勞動者的勞動不再是自我人格的證成過程，反而是一種自我毀滅，勞動者的勞動僅能得求溫飽，而其勞動產品則為宰制自身的社會關係提供了更多的權能，他們越勞動，越不成其為人。
現階段中國社會處於矛盾多發時期，且社會矛盾多樣而複雜。近年來，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屢見不鮮，來年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統計，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徵地拆遷衝突、環境污染衝突和勞動爭議為主。從各類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後可知，徵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一半左右，環境污染和勞動爭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他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徵地拆遷衝突的標的物有兩類，一種為集體所有不動產，一種為私人所有之不動產，前者通常為農地，後者則通常為城市裡的個人住宅。之所以發生拆遷徵地事件，關鍵不在公益徵收後的土地補償不足以填補實際損失，而在於政府以公益為理由徵收民地作為建設之用，徵收後開發使用的利益卻歸於官員私人。興建工廠或大樓都需要土地，這是最重要的資本，共產黨官員勾結開發商徵收土地，以便於後者廉價取得土地，官員則可以從開發商處分得巨額的開發利益。當年社會主義社會改造實施土地改革，以暴力方式無償地將地主與資產階級所有的土地全部劃歸為集體或國有，實際上則受共產黨的支配，共產黨黨國成為最大地主，而今社會主義回歸初級階段，使土地商品化，共產黨官僚則再以法律或行政手段掩護的國家暴力手段無償地取得土地開發利益；環境污染衝突事件許多也與土地不當開發利用有關，這就涉及到政府公權力的濫施，而未起到維護公共利益的作用，根本原因也在於黨國官僚和資本家的勾結。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指導思想是：「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我們要問，到底這個宣稱依法治國的人民共和國的階級立場是什麼？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六十年，社會主義完全異化，佔有統治地位的共產黨成為新的剝削階級和買辦階級，他們復以維持社會穩定為藉口，由各級政法委員會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如警察、特務、司法等來鎮壓異議者，由各級的宣傳部操縱各種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控制媒體對人民洗腦，結果，中國人民依舊處在受壓迫受奴役的狀態，可憐的是，當中的許多人絲毫未察，還死抱著相信黨是唯一救世主的虛偽意識。
有人問，中國如此眾多的社會群體性事件，何以問題仍層出不窮？共產黨黨國仍屹立不搖？我要指出的可能原因是：一、被壓迫階級欠缺階級意識，他們不瞭解這些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乃出於同樣的結構性問題，因此無法轉化為階級鬥爭；二、階級意識的欠缺在於缺乏社會啟蒙，有機知識份子無法有效地協助被壓迫階級形成組織性的力量，如自主工會、乃至於階級政黨；三、共產黨黨國的社會宰制方式借用了諸多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諸如利用制度性的恐懼、焦慮、監視、誘導和洗腦去型塑社會集體心理；又在法律制度中借用了諸多資產階級法權概念，如法治、平等、權利等等，使人們誤信黨國執行社會主義法制的公平性與公正性，而願意服從；還有民主集中制的社會組織方式，使每個人在金字塔般的結構裡，都不免會受到黨國的包圍和監控。共產黨黨國的社會控制能力和技術，前所未有，遮蔽著人們的心靈，又限制著他們的行動，其冷酷無情和殘暴，遠遠超出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的國家。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