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4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六 “外国人放个都是香的”
在毛泽东治下学英语（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
(接上期)
我和另外五个女孩合住一间寝室，三张上、下铺的床对面而立。床之间是供我们学惯用的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剩下的一点空地放洗脸盆。窗户下面是恶臭的污水沟。
英语是我的专攻科目，但几乎没有办法学习。四周没有母语是英语的人，根本就没有外国人。整个四川当时都不对外国人开放，偶然有一两个人进四川，总是“中国的朋友”，但即便是跟他们说几句话也会受到怀疑。收听BBC或美国之音可能进监狱。外国出版书一概没有，只有毛主义的英国共产党党报《工人》，就连它，也被锁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获准看此报纸时的激动心情。当我的双眼落到头版支持批林批孔运动的文章时，激动顿时烟消云散，坐在那里发呆。这时一位我喜欢的讲师走了过来，带着微笑对我说：“这张报纸可能只在中国看得到。”
我们的教材里尽是一些荒谬的宣传。学习的第一句英语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但没有人敢从语法上分析这个句子。在中文里，表达祝愿或希望的语法术语叫“虚拟语气”。一九六六年，四川大学的一位讲师因胆敢说“毛主席万岁”是虚拟（即非现实）而遭毒打。有一篇课文讲的是溺水身亡的青年英雄金训华，他跳进洪水抢救电线杆，说是电线杆载着毛主席的声音。
有一套文革前出版的教材，里面节录了奥斯汀、狄更斯和王尔德等大师的作品，还有欧美历史的故事，我读起来津津有味。但我得千方百计从系上讲师们那里一本本地借，叫京明从他的大学图书馆里设法为我借到寄来，两周到了期又寄回去让他续借。生活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找书上了，找到后又想设法法要多留几天。
在读这些书时，一旦有什么人来了，我就一把用报纸把书盖起来。一部分原因是因书的“资产阶级”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表现得太用功了，也不能显得超越别的同学太远而引起他们的忌妒。尽管英语是我们的主修科目，而且政府也出钱供我们学习——“工农兵上大学的优越性”之一，但是我们不能让人感到太热衷学习，这叫做“白专”。在那个逻辑混乱的年代，“专”（擅长自己的专业）就一定是“白”（反革命的颜色）。
不幸的是我的英语比同学们好。于是招来一些“学生干部”的不满意。大学里的学生干部是最基层的当权者，主持政治学习，检查同学们的“思想状况”。我班上的学生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争于学好英语，但他们往往底子太差，又没有多少语言天分。我同情他们焦虑和不得志的心理，也理解他们对我的忌妒。但毛泽东的“白专”概念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落后感到理直气壮——他们觉得自己是“红”——给他们的忌妒穿上了漂亮的革命外表，让他们以政治借口为实发泄个人的压屹心理。
不时地总有个学生干部找我“谈心”。我们班有个班干部姓明，以前是个农民，参过军，又当过生产队长。他的学习能力很差，但是老爱一本正经地给我上政治课，大讲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形势、“工农兵学员的光荣使命”以及“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我不断地被叫去“谈心”是因为我有“缺点”，但明先生从来不直接了当地指明，他会让批判的利剑悬在半空，说：“群众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是什么吗！——”然后观察我的反应。他最后也会泄露出一点天机，今天是老生常谈的“白专”，明天又说我没有争着去做像打扫厕所、洗同学们衣服之类的“好人好事”。有一天，我被指责说我不愿把大量时间化在辅导同学们身上，还给我加上一个罪恶的动机，说是我不想让他们赶上我。
有一条批评，明先生更说得嘴唇颤抖，显然是深深发自内心：“群众反映你骄傲，脱离群众。”在当时的中国，要是你想自己单独呆一呆又没能掩饰这种愿望，人们准会说你瞧不起他们。
学生干部之上是政治工作干部，对英语他们是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时得向一个管我们年级的政工干部汇报思想，每次去之前，我都在校园里徘徊好几个小时才能鼓足勇气去敲他的门。尽管我相信他不是坏人，但我怕他，更讨厌他千篇一律的说教、话里带话的旁敲侧击。像许多人一样，他喜欢弄权，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得做出一副谦卑和诚恳的模样，保证一些我不想答应也无意去做的事。
我开始怀念乡下和工厂的岁月，那时相对来说没人管我。大学控制得紧多了，因为毛夫人对它特别感兴趣，而且现在我落在那些文革受益的人群之中了。没有文革，系里很多人绝不可能在大学学府里。
有一次，我们年级的一些学生接受了一项编辑英文缩写字典的“任务”。系里认为现有的一本是“反动的”，因为书中的资本主义的缩写词选多于“革命的”缩写词。“为什么罗斯福有FDR这个缩写词，而毛主席却没有呢？”有些学生义愤填膺的问道。他们极其严肃地到处去找“革命的”缩写词，真正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最终不得不放弃“历史使命”——英国国家还没有搞我们的文化革命。
我难以忍受这个环境，我可以理解无知，但不能接受对它的颂扬，更不能心甘情愿地由它统治。我们经常得离开大学去做那些和我们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毛泽东说过我们得“学工、学农、学军”。但我们究竟学什么呢？他又照例不讲清楚。我们先“学农”，进校一月后，一九七三年十月，整个学校都打点行装出发到成都郊区的一个叫龙泉山的地方。这里是副总理陈永贵一次访问的牺牲品，陈以前是山西省山沟里一个叫大寨的生产大队的队长。这个大队成了毛泽东在农业上树立的模范。说是因为它靠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而不是靠物质刺激来生产。（此处删去一句）。陈永贵副总理访问龙泉山时，一时兴起说：“嗯，原来你们这里也有山。想想看你们能造出多少梯田来！”在他眼里，成都肥沃的果园和他们家贫脊的山岗一个样。可悲的是他的话具有效力，成群的大学生赶来炸毁为成都提供苹果、李子、桃子、花卉的果园和花圃，接着从老远肩挑手推运来石头以建设水稻梯田。
凡是毛泽东号召的活动，我们都必须表现出莫大的热情。许多同学的干活方式好像是在大喊：“快看我干！”我被认为“不积极”，一方面是我藏不住对这种活动的厌恶，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我怎么使劲也不出汗。那些汗流浃背的同学总是在每晚的总结会上大受表扬。
大学生们只顾表现卖力，忘了效果。大家胡乱塞进地下的炸药经常炸不了，这倒好了，因为根本没有安全措施，我们造的围梯田的石埂很快就倒塌了。两个星期后，我们离开时，山已不成样子，到处是炸药眼，一滩滩固化的、不成形的水泥和一堆堆乱石没有人过问。整个活动不过是一场表演、一出闹剧，一种毫无意义的手段来达到一个毫无意义的目的。
我讨厌这些活动，反感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整个存在被用来玩弄劣等政治把戏。一九七四年末，当我和全校一起被送到一个军营去“学军”时，我已厌烦之至。军营离成都有两个小时的卡车路程，其实这里是个美丽的地方，四周有稻田、槐树和修篁环绕。但是我们在这里呆的十七天对我来说漫长得就像一年。每天早上的长跑使我喘不过气来，身上也因不断卧倒，在假想的坦克火力下匍伏前进而伤痕累累，我们还得几个几个小时地用枪瞄准目标和扔木头手榴弹。这些军事活动都是政治任务，尽管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也非表现得满脸热情不可，还得在其中取得好成绩。英文好，军事不好，那简直是大逆不道，是“白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队本身，军事技术又算业务不算政治了，强调军事就是“以军事压政治”，是要倒楣的。
我是少数几十没能把木头手榴弹扔在危险范围外的学生之一，我们因此没资格参加投掷真家伙的隆重场合。当我们几个人可怜巴巴地坐在一个山顶上听远处的爆炸声时，一个姑娘痛哭失声。我也忧心忡忡，这又证明了我“白”。
第二关是射击。当我们朝射击场行进时，我对自己说：这次可不能不及格，绝对必须通过。轮到我时，我趴倒在地上，透过准星瞄准目标，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没有目标、没有地面，什么也没有。我抖得厉害，沉得全身软绵绵的，一股劲儿向下瘫。射击命令听上去是那么轻微，好像是从遥远的云端里飘来的。我扣动了扳机，但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报结果时，军官教练迷惑了，我十颗子弹居然一颗也没有打上靶板，更不用说击中目标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结果，我的视力十全十美。我告诉教练枪筒可能弯了，他觉得我有道理，这结果是差得太离谱了，不可能全是我的错。我拿了另一枝枪，得到第二次机会，自然引起那些也希望打两次但没有获准的人的不满。我的第二次射击稍有改善，十发子弹有两发击中的外圈。尽管如此，我的名次仍是全校倒数第一。看着贴在墙上的宣传画一样的结果表时，我明白这下我被漂得更“白”了。我听见一个学生干部幸灾乐祸地说：“哼！打两回！多打一次对她有什么用！要是她没有阶级感情，没有阶级仇恨，就是打一百次也救不了她。”
我每天心情压抑，退缩进了自己的天地，几乎没有注意到指导我们的士兵——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农民。只有一件偶然的事吸引了我对他们的注意，一天晚上，当一些女孩收回晒在绳子上的衣服时，她们发现内裤上有干了的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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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里那些文革前因学术优秀任职的教授、讲师家里找到安慰。好几位教授在共产觉掌权前曾到过英国和美国，跟他们在一块我感到轻松自在，有共同语言。尽管如此，他们仍很小心谨慎，多年的压制使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这样。我们避开危险的话题，那些到过西方的人很少谈论他们在那儿的日子。虽然我很好奇，想问得要命，但是我管住自己，不希望给他们难题。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从来不和父母讨论我的想法。我能指望他们说什么呢？说危险的真实思想还是安全的谎言呢？还有一层。我不想让他们因我的异端思想而担忧。我想让他们蒙在鼓里，这样，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们也可以诚实地说他们不知道。
能交谈思想的人是我同一代的朋友。我们常促膝谈心。那时候除了说话以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特别是和男性朋友。和—个男人“出去”，在公开场合被人看见在一起，就等于要订婚了。出去又能去哪儿呢？电影院只放那几部毛夫人批准的片予。偶而演一部稀罕的外国片子，多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多数的门票又都落入那些有关系的人的口袋里了。疯狂的人群挤在售票处，你扯我拉，像打仗似地要买那仅剩的几张票。卖黄牛票的从中得高利。
因此我们只得坐在家里聊天了。我们坐得规规矩矩，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在那些年月里，和男人交朋发是不寻常的事，一位女友一次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哪个女孩有你这么多男朋友。女孩子通常只有女朋友。”她说得对。我认识的许多女孩都和第一个接近她们的男人结了婚。我自己的男朋友呢？他们对我唯一的表白是伤感的诗和克制的信，当然其中有一封是血书，来自我们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
我和朋友们经常谈到西方。那时我想象西方一定是个美妙的地方。（此处删去一句）。许多年来，我天性倾心的东西统统被斥责为西方的罪恶：漂亮的衣服、花、书、娱乐、有礼貌、温文尔雅、自然无拘、怜悯、善良、自由、对残酷和暴力的憎恨、爱而非“阶级仇恨”、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希望独处、专业好……有时我问自己：谁能不向往西方呢？
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不同于我的生活的西方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和朋友们交换传闻和从官方出版物中挖出的只言片语。西方技术发达和高生活水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最使我感叹的是他们没有整人的政治运动，没有无时不在的猜疑，好像人人有尊严，更有难以置信的自由。对我来说，西方自由的最终证明是那儿居然有那么多人抨击西方、赞扬中国。几乎每隔一天，专门登载外国新闻的《参考消息》的头版就有一些对毛泽东和文革的颂扬。最初我对这些报导很生气，但是很快地，我从中看到那些国家是多么宽容，那里的人们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是极端“错误”的意见！我心想这正是我想生活的社会！我开始认识到正是这种对反对派、抗议者的容忍，才使西方不断进步。
我还是情不自禁被一些言论所激怒。一个西方人到中国看老朋友，一些大学教授，回去后撰文说这些人高高兴兴地告诉他，他们是多么喜欢被批判、下乡劳动、是多么乐意被改造。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使中国人变成了“新人”，这些“新人”把西方人认为的悲痛看成快乐。我气得说不出话来。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没有抱怨的时候，压制正是登峰造极吗？是什么样的高压才使人们挨了打还要叫好？难道他真看不出这些教授已被搞到何等可悲的地步？他们心里有多少恐惧？当时我没意识到，西方人少见中国人那种违心的表演，不知道他们在被迫做戏。
我也不知道西方人不容易得到中国的信息，得到的大部分又被误解了，人们不了解文革，相信了它的宣传和高调。结果，我认定那些颂扬文革的西方人是不诚实的。朋友们和我开玩笑说他们是破我们政府的“盛情款待”收买了。尼克松访华后，当外国人获准进入中国某些指定地区时，无沦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马上出现一块中国人不得接近的禁地。最好的交通设施、商店、餐馆、宾馆和风景点都为外国人保留，挂上“今供外宾”的牌子。中国人最喜爱的茅台酒，普通中国人完全买不到，外用人却可以随意喝。最好的食物都留给外国人享用。纸上自豪地报导基辛格说他访问中国后，腰转变粗了，因为享用了多次十二道菜的宴会。而正是这段时间，在四川“天府之国”，我们的肉食供应是每月半磅，成都街上是从北方逃荒的无家可归的农民，靠讨饭过日子。老百姓普遍对把外围人当王公贵族款待十分怨恨。朋友们和我私下常说：“为什么要骂国民党挂‘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一——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吗？”
在那些年月里，我全身心地渴望外界信息，千方百计、削尖了头脑地找寻。懂英文给我很大便利。尽管大学图书馆在文革中被查抄，损失的多是中文书。英文藏书被翻了个底朝天，但大部分保留了下来。
图书管理员很高兴有人来借阅这些书，特别是一个学生来借，他们非常热心地帮我找。因为目录系统乱七八糟，他们得从一堆堆的书中翻找出我想要的。正是通过这些善良的年轻男女的大力帮助，我才看了一些英文古典名著。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妇人》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我发现阅读像她及奥斯沣和布朗特姐妹这样的女作家作品比狄更斯等男作家要容易很多，描述的人物也更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读了一本欧美文学简史，对希腊的民主传统、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大为倾倒。当我在《格列佛游记》中读到皇帝发布一道文告，命令他所有的臣民必须从小的一端打鸡蛋、违者处以重罚时，我想斯维夫特（ Swift）到过中国吧？眼界大展，茅塞顿开的惊喜是难以描绘的。
一人呆在图书馆对我来说是进了天堂。黄昏时分，走近它时，我的心总是激动地跳跃，期待着独自和书本呆在一起、任外部世界消失的乐趣，当我急急忙忙跑上楼梯进入这幢中国古典式建筑时，长久埋藏在不通气的房间里的旧书味使我兴奋地发抖，我憎恨楼梯太长。
借助于一些教授借给我的字典，我开始读朗费罗、惠特曼以及美国历史，《独立宣吉》我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当我读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所有人都生来平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时，我的心为泪水所鼓胀。这些观念在中国是闻所未闻，为我打开一个美妙无比的新天地。我随身总带着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这样的段落，都是我含着眼泪一字字抄下来的。（下删十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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