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4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六 「外國人放個都是香的」
在毛澤東治下學英語（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
(接上期)
我和另外五個女孩合住一間寢室，三張上、下鋪的床對面而立。床之間是供我們學慣用的一張桌子和六把椅子。剩下的一點空地放洗臉盆。窗戶下面是惡臭的污水溝。
英語是我的專攻科目，但幾乎沒有辦法學習。四周沒有母語是英語的人，根本就沒有外國人。整個四川當時都不對外國人開放，偶然有一兩個人進四川，總是「中國的朋友」，但即便是跟他們說幾句話也會受到懷疑。收聽BBC或美國之音可能進監獄。外國出版書一概沒有，只有毛主義的英國共產黨黨報《工人》，就連它，也被鎖在一個特殊的房間里。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獲准看此報紙時的激動心情。當我的雙眼落到頭版支持批林批孔運動的文章時，激動頓時煙消雲散，坐在那裡發獃。這時一位我喜歡的講師走了過來，帶著微笑對我說：「這張報紙可能只在中國看得到。」
我們的教材里儘是一些荒謬的宣傳。學習的第一句英語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但沒有人敢從語法上分析這個句子。在中文里，表達祝願或希望的語法術語叫「虛擬語氣」。一九六六年，四川大學的一位講師因膽敢說「毛主席萬歲」是虛擬（即非現實）而遭毒打。有一篇課文講的是溺水身亡的青年英雄金訓華，他跳進洪水搶救電線杆，說是電線杆載著毛主席的聲音。
有一套文革前出版的教材，裏面節錄了奧斯汀、狄更斯和王爾德等大師的作品，還有歐美歷史的故事，我讀起來津津有味。但我得千方百計從繫上講師們那裡一本本地借，叫京明從他的大學圖書館里設法為我借到寄來，兩周到了期又寄回去讓他續借。生活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找書上了，找到后又想設法法要多留幾天。
在讀這些書時，一旦有什麼人來了，我就一把用報紙把書蓋起來。一部分原因是因書的「資產階級」內容。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表現得太用功了，也不能顯得超越別的同學太遠而引起他們的忌妒。儘管英語是我們的主修科目，而且政府也出錢供我們學習——「工農兵上大學的優越性」之一，但是我們不能讓人感到太熱衷學習，這叫做「白專」。在那個邏輯混亂的年代，「專」（擅長自己的專業）就一定是「白」（反革命的顏色）。
不幸的是我的英語比同學們好。於是招來一些「學生幹部」的不滿意。大學里的學生幹部是最基層的當權者，主持政治學習，檢查同學們的「思想狀況」。我班上的學生幹部大多數來自農村，他們爭于學好英語，但他們往往底子太差，又沒有多少語言天分。我同情他們焦慮和不得志的心理，也理解他們對我的忌妒。但毛澤東的「白專」概念使他們對自己的學習落後感到理直氣壯——他們覺得自己是「紅」——給他們的忌妒穿上了漂亮的革命外表，讓他們以政治借口為實發泄個人的壓屹心理。
不時地總有個學生幹部找我「談心」。我們班有個班幹部姓明，以前是個農民，參過軍，又當過生產隊長。他的學習能力很差，但是老愛一本正經地給我上政治課，大講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形勢、「工農兵學員的光榮使命」以及「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我不斷地被叫去「談心」是因為我有「缺點」，但明先生從來不直接了當地指明，他會讓批判的利劍懸在半空，說：「群眾對你有意見，你知道是什麼嗎！——」然後觀察我的反應。他最後也會泄露出一點天機，今天是老生常談的「白專」，明天又說我沒有爭著去做像打掃廁所、洗同學們衣服之類的「好人好事」。有一天，我被指責說我不願把大量時間化在輔導同學們身上，還給我加上一個罪惡的動機，說是我不想讓他們趕上我。
有一條批評，明先生更說得嘴唇顫抖，顯然是深深發自內心：「群眾反映你驕傲，脫離群眾。」在當時的中國，要是你想自己單獨呆一呆又沒能掩飾這種願望，人們準會說你瞧不起他們。
學生幹部之上是政治工作幹部，對英語他們是知之甚少或一竅不通。他們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他們。我不時得向一個管我們年級的政工幹部彙報思想，每次去之前，我都在校園裡徘徊好幾個小時才能鼓足勇氣去敲他的門。儘管我相信他不是壞人，但我怕他，更討厭他千篇一律的說教、話裡帶話的旁敲側擊。像許多人一樣，他喜歡弄權，玩貓捉老鼠的遊戲。我得做出一副謙卑和誠懇的模樣，保證一些我不想答應也無意去做的事。
我開始懷念鄉下和工廠的歲月，那時相對來說沒人管我。大學控制得緊多了，因為毛夫人對它特別感興趣，而且現在我落在那些文革受益的人群之中了。沒有文革，系裡很多人絕不可能在大學學府里。
有一次，我們年級的一些學生接受了一項編輯英文縮寫字典的「任務」。系裡認為現有的一本是「反動的」，因為書中的資本主義的縮寫詞選多於「革命的」縮寫詞。「為什麼羅斯福有FDR這個縮寫詞，而毛主席卻沒有呢？」有些學生義憤填膺的問道。他們極其嚴肅地到處去找「革命的」縮寫詞，真正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但最終不得不放棄「歷史使命」——英國國家還沒有搞我們的文化革命。
我難以忍受這個環境，我可以理解無知，但不能接受對它的頌揚，更不能心甘情願地由它統治。我們經常得離開大學去做那些和我們專業毫不相干的事。毛澤東說過我們得「學工、學農、學軍」。但我們究竟學什麼呢？他又照例不講清楚。我們先「學農」，進校一月後，一九七三年十月，整個學校都打點行裝出發到成都郊區的一個叫龍泉山的地方。這裡是副總理陳永貴一次訪問的犧牲品，陳以前是山西省山溝里一個叫大寨的生產大隊的隊長。這個大隊成了毛澤東在農業上樹立的模範。說是因為它靠農民的社會主義熱情而不是靠物質刺激來生產。（此處刪去一句）。陳永貴副總理訪問龍泉山時，一時興起說：「嗯，原來你們這裏也有山。想想看你們能造出多少梯田來！」在他眼裡，成都肥沃的果園和他們家貧脊的山崗一個樣。可悲的是他的話具有效力，成群的大學生趕來炸毀為成都提供蘋果、李子、桃子、花卉的果園和花圃，接著從老遠肩挑手推運來石頭以建設水稻梯田。
凡是毛澤東號召的活動，我們都必須表現出莫大的熱情。許多同學的幹活方式好像是在大喊：「快看我干！」我被認為「不積極」，一方面是我藏不住對這種活動的厭惡，另一方面是因為無論我怎麼使勁也不出汗。那些汗流浹背的同學總是在每晚的總結會上大受表揚。
大學生們只顧表現賣力，忘了效果。大家胡亂塞進地下的炸藥經常炸不了，這倒好了，因為根本沒有安全措施，我們造的圍梯田的石埂很快就倒塌了。兩個星期後，我們離開時，山已不成樣子，到處是炸藥眼，一灘灘固化的、不成形的水泥和一堆堆亂石沒有人過問。整個活動不過是一場表演、一出鬧劇，一種毫無意義的手段來達到一個毫無意義的目的。
我討厭這些活動，反感我們的勞動、我們的整個存在被用來玩弄劣等政治把戲。一九七四年末，當我和全校一起被送到一個軍營去「學軍」時，我已厭煩之至。軍營離成都有兩個小時的卡車路程，其實這裡是個美麗的地方，四周有稻田、槐樹和修篁環繞。但是我們在這裏呆的十七天對我來說漫長得就像一年。每天早上的長跑使我喘不過氣來，身上也因不斷卧倒，在假想的坦克火力下匍伏前進而傷痕纍纍，我們還得幾個幾個小時地用槍瞄準目標和扔木頭手榴彈。這些軍事活動都是政治任務，儘管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也非表現得滿臉熱情不可，還得在其中取得好成績。英文好，軍事不好，那簡直是大逆不道，是「白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軍隊本身，軍事技術又算業務不算政治了，強調軍事就是「以軍事壓政治」，是要倒楣的。
我是少數幾十沒能把木頭手榴彈扔在危險範圍外的學生之一，我們因此沒資格參加投擲真傢伙的隆重場合。當我們幾個人可憐巴巴地坐在一個山頂上聽遠處的爆炸聲時，一個姑娘痛哭失聲。我也憂心忡忡，這又證明了我「白」。
第二關是射擊。當我們朝射擊場行進時，我對自己說：這次可不能不及格，絕對必須通過。輪到我時，我趴倒在地上，透過準星瞄準目標，但是我看到的卻是一片漆黑，沒有目標、沒有地面，什麼也沒有。我抖得厲害，沉得全身軟綿綿的，一股勁兒向下癱。射擊命令聽上去是那麼輕微，好像是從遙遠的雲端里飄來的。我扣動了扳機，但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看見，報結果時，軍官教練迷惑了，我十顆子彈居然一顆也沒有打上靶板，更不用說擊中目標了。
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個結果，我的視力十全十美。我告訴教練槍筒可能彎了，他覺得我有道理，這結果是差得太離譜了，不可能全是我的錯。我拿了另一枝槍，得到第二次機會，自然引起那些也希望打兩次但沒有獲準的人的不滿。我的第二次射擊稍有改善，十發子彈有兩發擊中的外圈。儘管如此，我的名次仍是全校倒數第一。看著貼在牆上的宣傳畫一樣的結果表時，我明白這下我被漂得更「白」了。我聽見一個學生幹部幸災樂禍地說：「哼！打兩回！多打一次對她有什麼用！要是她沒有階級感情，沒有階級仇恨，就是打一百次也救不了她。」
我每天心情壓抑，退縮進了自己的天地，幾乎沒有注意到指導我們的士兵——二十歲剛出頭的年輕農民。只有一件偶然的事吸引了我對他們的注意，一天晚上，當一些女孩收回曬在繩子上的衣服時，她們發現內褲上有幹了的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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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學里那些文革前因學術優秀任職的教授、講師家裡找到安慰。好幾位教授在共產覺掌權前曾到過英國和美國，跟他們在一塊我感到輕鬆自在，有共同語言。儘管如此，他們仍很小心謹慎，多年的壓制使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這樣。我們避開危險的話題，那些到過西方的人很少談論他們在那兒的日子。雖然我很好奇，想問得要命，但是我管住自己，不希望給他們難題。
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從來不和父母討論我的想法。我能指望他們說什麼呢？說危險的真實思想還是安全的謊言呢？還有一層。我不想讓他們因我的異端思想而擔憂。我想讓他們蒙在鼓裡，這樣，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他們也可以誠實地說他們不知道。
能交談思想的人是我同一代的朋友。我們常促膝談心。那時候除了說話以外也沒有別的事可做，特別是和男性朋友。和—個男人「出去」，在公開場合被人看見在一起，就等於要訂婚了。出去又能去哪兒呢？電影院只放那幾部毛夫人批准的片予。偶而演一部稀罕的外國片子，多是阿爾巴尼亞的，大多數的門票又都落入那些有關係的人的口袋裡了。瘋狂的人群擠在售票處，你扯我拉，像打仗似地要買那僅剩的幾張票。賣黃牛票的從中得高利。
因此我們只得坐在家裡聊天了。我們坐得規規矩矩，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在那些年月里，和男人交朋發是不尋常的事，一位女友一次對我說：「我從來不知道哪個女孩有你這麼多男朋友。女孩子通常只有女朋友。」她說得對。我認識的許多女孩都和第一個接近她們的男人結了婚。我自己的男朋友呢？他們對我唯一的表白是傷感的詩和克制的信，當然其中有一封是血書，來自我們大學足球隊的守門員。
我和朋友們經常談到西方。那時我想象西方一定是個美妙的地方。（此處刪去一句）。許多年來，我天性傾心的東西統統被斥責為西方的罪惡：漂亮的衣服、花、書、娛樂、有禮貌、溫文爾雅、自然無拘、憐憫、善良、自由、對殘酷和暴力的憎恨、愛而非「階級仇恨」、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希望獨處、專業好……有時我問自己：誰能不嚮往西方呢？
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不同於我的生活的西方生活是什麼樣子，我和朋友們交換傳聞和從官方出版物中挖出的隻言片語。西方技術發達和高生活水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最使我感嘆的是他們沒有整人的政治運動，沒有無時不在的猜疑，好像人人有尊嚴，更有難以置信的自由。對我來說，西方自由的最終證明是那兒居然有那麼多人抨擊西方、讚揚中國。幾乎每隔一天，專門登載外國新聞的《參考消息》的頭版就有一些對毛澤東和文革的頌揚。最初我對這些報導很生氣，但是很快地，我從中看到那些國家是多麼寬容，那裡的人們可以有不同意見，甚至是極端「錯誤」的意見！我心想這正是我想生活的社會！我開始認識到正是這種對反對派、抗議者的容忍，才使西方不斷進步。
我還是情不自禁被一些言論所激怒。一個西方人到中國看老朋友，一些大學教授，回去后撰文說這些人高高興興地告訴他，他們是多麼喜歡被批判、下鄉勞動、是多麼樂意被改造。作者的結論是：毛澤東使中國人變成了「新人」，這些「新人」把西方人認為的悲痛看成快樂。我氣得說不出話來。難道他真的不知道沒有抱怨的時候，壓制正是登峰造極嗎？是什麼樣的高壓才使人們挨了打還要叫好？難道他真看不出這些教授已被搞到何等可悲的地步？他們心裏有多少恐懼？當時我沒意識到，西方人少見中國人那種違心的表演，不知道他們在被迫做戲。
我也不知道西方人不容易得到中國的信息，得到的大部分又被誤解了，人們不了解文革，相信了它的宣傳和高調。結果，我認定那些頌揚文革的西方人是不誠實的。朋友們和我開玩笑說他們是破我們政府的「盛情款待」收買了。尼克鬆訪華后，當外國人獲准進入中國某些指定地區時，無淪他們走到哪裡，那裡就馬上出現一塊中國人不得接近的禁地。最好的交通設施、商店、餐館、賓館和風景點都為外國人保留，掛上「今供外賓」的牌子。中國人最喜愛的茅台酒，普通中國人完全買不到，外用人卻可以隨意喝。最好的食物都留給外國人享用。紙上自豪地報導基辛格說他訪問中國后，腰轉變粗了，因為享用了多次十二道菜的宴會。而正是這段時間，在四川「天府之國」，我們的肉食供應是每月半磅，成都街上是從北方逃荒的無家可歸的農民，靠討飯過日子。老百姓普遍對把外圍人當王公貴族款待十分怨恨。朋友們和我私下常說：「為什麼要罵國民黨掛『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一——我們不是在做同樣的事嗎？」
在那些年月里，我全身心地渴望外界信息，千方百計、削尖了頭腦地找尋。懂英文給我很大便利。儘管大學圖書館在文革中被查抄，損失的多是中文書。英文藏書被翻了個底朝天，但大部分保留了下來。
圖書管理員很高興有人來借閱這些書，特別是一個學生來借，他們非常熱心地幫我找。因為目錄系統亂七八糟，他們得從一堆堆的書中翻找出我想要的。正是通過這些善良的年輕男女的大力幫助，我才看了一些英文古典名著。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婦人》是我讀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我發現閱讀像她及奧斯灃和布朗特姐妹這樣的女作家作品比狄更斯等男作家要容易很多，描述的人物也更能引起我的共鳴。我讀了一本歐美文學簡史，對希臘的民主傳統、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啟蒙運動的懷疑主義大為傾倒。當我在《格列佛遊記》中讀到皇帝發布一道文告，命令他所有的臣民必須從小的一端打雞蛋、違者處以重罰時，我想斯維夫特（ Swift）到過中國吧？眼界大展，茅塞頓開的驚喜是難以描繪的。
一人呆在圖書館對我來說是進了天堂。黃昏時分，走近它時，我的心總是激動地跳躍，期待著獨自和書本呆在一起、任外部世界消失的樂趣，當我急急忙忙跑上樓梯進入這幢中國古典式建築時，長久埋藏在不通氣的房間里的舊書味使我興奮地發抖，我憎恨樓梯太長。
藉助於一些教授借給我的字典，我開始讀朗費羅、惠特曼以及美國歷史，《獨立宣吉》我從頭到尾背了下來。當我讀到「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所有人都生來平等」，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時，我的心為淚水所鼓脹。這些觀念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為我打開一個美妙無比的新天地。我隨身總帶著的筆記本上寫滿了這樣的段落，都是我含著眼淚一字字抄下來的。（下刪十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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