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1日讯】 社会转型需要社会、理论和行为三个基础条件，如果三者皆已成熟，其后即会出现非常具体而有形的事实转变。这时尤其需要行为基础中的“推手”功能快速提升，将松散的自发性全民运动转变为具有组织性和执行性的社会团体运动，并组成团队系统和组织机构。同时，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理论体系和权利述求，以争取更多的社会共识，形成更强大的政治实力。
社会转型可能是以和平的方式，也可能表现为暴力的方式。在现实应用中，往往根据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情形，特别是针对手和自身的软硬实力对比，来合理搭配、使用和平衡和平与暴力二种不同技术手段的侧重比例。显然，此比例无法超时空预先确定，但其原则是：视对手的可改良性而定。同时应该注意：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和平非暴力或是纯粹的暴力。
在从社会改良到暴力革命的线性发展轨道上，离改良越远，就一定离革命更近。也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适用于具备改良预期的环境条件和运动对象，而暴力和革命的概率，则与暴政和其顽固僵化的程度成正比。这就是“改良是在与革命赛跑”理论中的逻辑关系。在压迫与抗争的互动中，会出现快变和慢变两种临界表现。
一、突变型
因为改良行为（如后清的“洋务运动”和当代的“改革开放”），其目的仅出于专制体制自上而下的“自保”和“强化”，故其手段必不能彻底，既有的诸多体制性矛盾无法消除，还会因为利益结构变化出现新的社会对立情绪。同时，在改良早期必须放松和放弃部分原有管制框架，容易使民间行为、思想和文化获得一定自由空间，促使民智高企和权利意识膨胀，由此引发“改良落后于民众现实需求”的“迟滞现象”。
进入中期，在深化改良即会受到利益集团阻碍而后继乏力走向僵死，不改则催生和激化社会矛盾，形成政权合法性和革命危机的进退维谷之间，迟滞的改良无疑已受到来自内部掣肘和外部冲击的双重压力。因为无法达成社会共识，使前进的动力几乎消失殆尽，于是改良陷于徘徊和迷茫期。这表明，极权专制主义已经因为改良而在主体上被部分弱化，并处于群体决策加精英利益制衡的威权主义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权威性进一步消解，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也进一步多元。
虽然改良已死，而且统治集团还会逆势寻找失去的权威，新的社会矛盾即被激活并大面积爆发。历史的进程在潜逻辑中与革命轨道慢慢趋于吻合，并最终归于革命的宿命。总之，改良无非是“不改快死，改良慢死”，作为专制体制来说，总是要“死”的。这就是“改良定律”或“专制定律”。
所谓社会转型的“突变”现象，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然大变”，表象烈度较高，代价损失较大。在临界之前的漫长过程中，从表象上观察似乎一直是执政方占据主导地位，突变的偶然性似乎一直不很明显，也容易让人产生麻木、迷惑和失望的情绪。但是这种缓慢积累的过程同样有效。当各种变革的正能量如涓涓细流般终于形成历史的合力，在某一时段达致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时，有时甚至是在人们几乎将要放弃抗争和追求的时候，却因为已达至“十月怀胎，一朝临盆”的自然成熟期，此时只要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哪怕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件，也会产生“蝴煠效应”，引起全局的突然变化。
这种突变看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实际上同样源于事物变化的自然规律，与长时间的能量积累密不可分。这方面的例子，应以“辛亥革命”的突然发生为代表。当时真正想要推翻满清的革命党大佬们虽经多年的抗争和武装暴动而皆未有所得，反倒却是来自渗透到满清新军内部的“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受外部环境的感召，而成功地实现了革命党的主体力量没有实现的目标，并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革命最终的成功。
可以想像，如果没有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反抗力量长期不懈的抗争和宣传，以及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小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呼应和影响波及，从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十分强大的满清王朝，无论如何也不会倒在一伙武装军人的手里。也可以想像，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处于压抑中的人们的失望情绪，是多么地严重。所以，全民抗争运动是其中的基础，武昌兵变则是那一根细细的稻草。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看似偶然性的兵变事件，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辛亥革命”虽然爆发突然，但不论置于世界还是国内历史中进行纵向或横向比对，都会发现这是一场既显突然，却又烈度不高和代价不大的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二、渐变型
任何转型和革命都不会保证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预期，难以取得完美无缺的共认效果，即普遍认知中的“全面成功”。同时，因为受到统治者和反抗者的实力和经验等因素左右，往往会出现不止一次的反复较量。如果一波波的较量过程频率较高，间隔较短，则会被视为是连续性的一个总波次，如果最后取得成功，则为“一蹴而就”的“一次性成功”。这方面的例子似乎并不多见，如果非要找到一个以填充空白的话，则唯有争议颇多的共产革命了。理由在于，虽然在近三十年的革命进程中几经数波失败和灭亡的危机考验，但相较于世界各国更多的长跨度、大烈度和大波折的不同类型革命案例，总体而言波次频率较高，周期较短，无疑算是一个短周期成功的典型。
如果其间频率较低，间隔时间较长，则容易被视为是不同的转型周期。因为敌对双方互有得失，也容易被视为是“不成功的革命”。这方面的例子则不胜枚举，从法国革命到民国革命，再到“苏东波”之后的中亚国家，皆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反复，甚至至到今天，中亚国家仍然处于“不成功”的波折过程当中。所以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哪怕一次甚至多次的反抗和革命皆未实现主体预期目标，也并不能因此下结论说革命已经彻底失败，或是革命的目标和手段已经不可取，而试图另寻它途。
因为各个国家情况的不同和专制暴政的压迫力度各异，而使各个国家的转型之路显得有的容易，有的则非常艰难。事实上，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次正能量的积累，如果民主宪政的理想尚无消解和改变，则唯有通过这种缓慢积累和持久抗争的形式求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应该认清其前后波次存在的连续惯性关系，将一次的失败视为整体转型进程中之一波，才能在既有的基础上，沿着通向民主宪政的理想之路继续向前，终有一日得到“善果”。
这是似乎一个“不太理想”的过程，但从其种解度上来说，历史既然已经如此“天定”，则无非是要其中的受压迫民众用自己的更大付出来得到相对可靠的结果而已。跨越式的“革命大跃进”得到的速成结果，虽然看起来痛快淋漓，但因为内在的实质不足，内涵缺失，反而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在步入民放的门槛后出现诸多专制或威权主义的阴影，甚至出现被颠覆的可能。这方面，也可以从“辛亥革命”的突变和早熟因素中找到答案。
在民主实践初期，人们在潜意识中仍然深受强大的旧制度阴影的影响，从思维到行为不由自主地会用旧习惯来验证和体会民主生活。因为民主展现得并不彻底和完善，于是往往出现表面上看起来水土不服的“南橘北枳”现象，而容易令人反过来怀疑民主的内涵。这种现象在不少后民主国家如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国，较有说服力。
瓜熟蒂落，是最理想的状态，推动力量通过启蒙、维权、自卫和抗争的多种形式进行实力培养，推动社会进步。在东亚的韩国和台湾，经历了“光州事件”和“美丽岛事件”这种民主过渡期的群众抗争动动，总体而言较为和平理性，暴力成分较弱，最终走向民主的代价也较低，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革命转型模式。这两个案例，就属于上下互动较为良好的积累型，而非社会撕裂后因对立冲突引发的突变型。
决定意义上的临界事件，到底是突变还是渐变，与其本身的节点、周期、烈度、范围和影响息息相关。笔者只是试图从主色调上着眼，但作为一家之言很难合众人之口，这需要读者多从历史资料中去细细品味。
三、中国的演变
理论总结总是过于简化，而现实又总是过于复杂。在预测中国未来演变形式时，不得不面对中国本身这一复杂组合体的现实困境：因为仍处于历史的复合发展进程中，简单地确定一种演变形式必然“不符合国情”。不过一个不可更改的铁定规律是，中国距离社会改良的大好时机渐行渐远，已经从宽松的改良窗口走向暴力色彩欲加浓厚的中间狭窄地带，并正在进入官民完全对立、暴力情绪膨胀的“革命悬崖”。
南周事件，让人们看清了“言论自由”的本质；强行执行“73 条”，让人看清了暴力政治的本质；国内打压民众，国外软弱无能，让人看清了“大国崛起”的本质；官养N奶和强奸民女事件，让人看清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强拆强夺事件，让人看清了“经济发展”的本质；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让人看清了改革开放的本质；连续的矿难和农民工讨薪事件，让人看清了对待弱势群体的本质；保国企和垄断，轻民营的政策偏向，让人看清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各地的PX事件，让人看清了对待环保和人民健康的本质；疯狂开发自然资源，让人看清了“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涛天”的暴虐和邪恶本质…… 最后不得不特别强调一点：正是因为专制主义本身的暴虐无度和末期的腐败无能，从反面催生和制造着更多的“敌对势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选择走向追求个体权利的民主自由之路。从这点而言，暴政从来是革命的催生剂和原始推动力。
相对而言，积累型是国人的愿望，但事实上却不一定如此。中国的专制文化影响了上下阶层两种不同的人性。上层恃强权为私有，视草民如无物，往往到了黄河心仍不死，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样的暴虐型统治，往往使得下层民众平时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长期积累的怒火中烧于胸中，积郁既久，一旦社会出现大变，则多数平民从木讷的奴隶瞬间变身为杀人放火的暴民，以放纵的烧杀来得到“长恨短消”的精神快感和“王者”体验。平时没有情绪和思想的发泄渠道，则只能等到王朝更替的无政府状态下，不存在管制和压迫的时候，将一口闷气进行总爆发。这将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出现历史倒退的现象。这是中国历史周期律中的暴力成分远大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原因。
一切的一切，皆预示着专制体制天然的不可改良性，也预示着中国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当然，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深厚隐忍能力，在同样的压迫力度下出现与它国同样反弹的概率极低，所以旧体制的延续时间也相对较长。这又是一段难以具体确定时间表的事情。不过根据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分析，当仍以“五年看改，十年看埋”为据。其精准度，又系于国民的觉悟程度和反抗力度，以及压迫者在面对历史潮流和社会变革的态度。
近年来不断发生于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虽然一次次多以失败或小胜了事，但其内在影响力则是社会变革能量的积累过程；民众维权事件的增加，虽然同样败多胜少，却为未来的法治社会锻炼了民众的司法精神；网络技术的兴起，更催生了现代公民意识在中国的形成和普及；言论权利的不断争取，使启蒙工作日新月异。当代世界趋于融合，理性思维趋于强势，民主公平自由的宪政理念也深入人心，在未来出现天下大乱的几率已无限将低，这是拜全球化和信息化之福，使中国避免并可能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前提。
如果执政方能理性让度利益空间，使二者有“良性互动”，则侧重于“五年看改”，未来社会走向积累型转变，在付出较小转型代价的情况下，实现精英与草根阶层的共存和共荣；如果相反，则在大面积一片死寂的沉默和麻木失望情绪的笼罩中，用逆向积累的反抗能量一点点向临界点进行堆积，以等待那“最后的一根稻草”，而实现突变。此期间，各种动态因素混杂其中，既有在任何时间点催生突变的偶然性高概率可能性，也有长时间始终如一，但最后一鸣惊人的突变。
在这个看似漫长而无望的相持过程中，尽管执政者的机会在一点点减少，只要临界点尚未来临，暴力革命尚未爆发，从理论上说，在最后时刻之前，“回头是岸”的机会总是存在的。这也是历史给予执政者的一种自我救赎之道吧。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