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1日訊】 社會轉型需要社會、理論和行為三個基礎條件，如果三者皆已成熟，其後即會出現非常具體而有形的事實轉變。這時尤其需要行為基礎中的「推手」功能快速提升，將鬆散的自發性全民運動轉變為具有組織性和執行性的社會團體運動，並組成團隊系統和組織機構。同時，要進一步明確和細化理論體系和權利述求，以爭取更多的社會共識，形成更強大的政治實力。
社會轉型可能是以和平的方式，也可能表現為暴力的方式。在現實應用中，往往根據社會形態的整體轉變情形，特別是針對手和自身的軟硬實力對比，來合理搭配、使用和平衡和平與暴力二種不同技術手段的側重比例。顯然，此比例無法超時空預先確定，但其原則是：視對手的可改良性而定。同時應該注意：從來不存在絕對的和平非暴力或是純粹的暴力。
在從社會改良到暴力革命的線性發展軌道上，離改良越遠，就一定離革命更近。也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適用於具備改良預期的環境條件和運動對象，而暴力和革命的概率，則與暴政和其頑固僵化的程度成正比。這就是「改良是在與革命賽跑」理論中的邏輯關係。在壓迫與抗爭的互動中，會出現快變和慢變兩種臨界表現。
一、突變型
因為改良行為（如後清的「洋務運動」和當代的「改革開放」），其目的僅出於專制體制自上而下的「自保」和「強化」，故其手段必不能徹底，既有的諸多體制性矛盾無法消除，還會因為利益結構變化出現新的社會對立情緒。同時，在改良早期必須放鬆和放棄部份原有管制框架，容易使民間行為、思想和文化獲得一定自由空間，促使民智高企和權利意識膨脹，由此引發「改良落後於民眾現實需求」的「遲滯現象」。
進入中期，在深化改良即會受到利益集團阻礙而後繼乏力走向僵死，不改則催生和激化社會矛盾，形成政權合法性和革命危機的進退維谷之間，遲滯的改良無疑已受到來自內部掣肘和外部衝擊的雙重壓力。因為無法達成社會共識，使前進的動力幾乎消失殆盡，於是改良陷於徘徊和迷茫期。這表明，極權專制主義已經因為改良而在主體上被部份弱化，並處於群體決策加精英利益制衡的威權主義時代。隨著中央集權的權威性進一步消解，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也進一步多元。
雖然改良已死，而且統治集團還會逆勢尋找失去的權威，新的社會矛盾即被激活並大面積爆發。歷史的進程在潛邏輯中與革命軌道慢慢趨於吻合，並最終歸於革命的宿命。總之，改良無非是「不改快死，改良慢死」，作為專制體制來說，總是要「死」的。這就是「改良定律」或「專制定律」。
所謂社會轉型的「突變」現象，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然大變」，表象烈度較高，代價損失較大。在臨界之前的漫長過程中，從表象上觀察似乎一直是執政方佔據主導地位，突變的偶然性似乎一直不很明顯，也容易讓人產生麻木、迷惑和失望的情緒。但是這種緩慢積累的過程同樣有效。當各種變革的正能量如涓涓細流般終於形成歷史的合力，在某一時段達致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時，有時甚至是在人們幾乎將要放棄抗爭和追求的時候，卻因為已達至「十月懷胎，一朝臨盆」的自然成熟期，此時只要有「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哪怕是極其微不足道的一個小事件，也會產生「蝴煠效應」，引起全局的突然變化。
這種突變看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實際上同樣源於事物變化的自然規律，與長時間的能量積累密不可分。這方面的例子，應以「辛亥革命」的突然發生為代表。當時真正想要推翻滿清的革命黨大佬們雖經多年的抗爭和武裝暴動而皆未有所得，反倒卻是來自滲透到滿清新軍內部的「一小撮別有用心之人」受外部環境的感召，而成功地實現了革命黨的主體力量沒有實現的目標，並由此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辛亥革命最終的成功。
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以革命黨人為代表的反抗力量長期不懈的抗爭和宣傳，以及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小規模群體性事件的呼應和影響波及，從表面上看起來仍然十分強大的滿清王朝，無論如何也不會倒在一夥武裝軍人的手裡。也可以想像，在辛亥革命的前夜，處於壓抑中的人們的失望情緒，是多麼地嚴重。所以，全民抗爭運動是其中的基礎，武昌兵變則是那一根細細的稻草。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所以看似偶然性的兵變事件，實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辛亥革命」雖然爆發突然，但不論置於世界還是國內歷史中進行縱向或橫向比對，都會發現這是一場既顯突然，卻又烈度不高和代價不大的中國式的「光榮革命」。
二、漸變型
任何轉型和革命都不會保證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預期，難以取得完美無缺的共認效果，即普遍認知中的「全面成功」。同時，因為受到統治者和反抗者的實力和經驗等因素左右，往往會出現不止一次的反覆較量。如果一波波的較量過程頻率較高，間隔較短，則會被視為是連續性的一個總波次，如果最後取得成功，則為「一蹴而就」的「一次性成功」。這方面的例子似乎並不多見，如果非要找到一個以填充空白的話，則唯有爭議頗多的共產革命了。理由在於，雖然在近三十年的革命進程中幾經數波失敗和滅亡的危機考驗，但相較於世界各國更多的長跨度、大烈度和大波折的不同類型革命案例，總體而言波次頻率較高，週期較短，無疑算是一個短週期成功的典型。
如果其間頻率較低，間隔時間較長，則容易被視為是不同的轉型週期。因為敵對雙方互有得失，也容易被視為是「不成功的革命」。這方面的例子則不勝枚舉，從法國革命到民國革命，再到「蘇東波」之後的中亞國家，皆經歷了一波三折的反覆，甚至至到今天，中亞國家仍然處於「不成功」的波折過程當中。所以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是，哪怕一次甚至多次的反抗和革命皆未實現主體預期目標，也並不能因此下結論說革命已經徹底失敗，或是革命的目標和手段已經不可取，而試圖另尋它途。
因為各個國家情況的不同和專制暴政的壓迫力度各異，而使各個國家的轉型之路顯得有的容易，有的則非常艱難。事實上，每一次的失敗都是一次正能量的積累，如果民主憲政的理想尚無消解和改變，則唯有通過這種緩慢積累和持久抗爭的形式求得最後的勝利。所以，應該認清其前後波次存在的連續慣性關係，將一次的失敗視為整體轉型進程中之一波，才能在既有的基礎上，沿著通向民主憲政的理想之路繼續向前，終有一日得到「善果」。
這是似乎一個「不太理想」的過程，但從其種解度上來說，歷史既然已經如此「天定」，則無非是要其中的受壓迫民眾用自己的更大付出來得到相對可靠的結果而已。跨越式的「革命大躍進」得到的速成結果，雖然看起來痛快淋漓，但因為內在的實質不足，內涵缺失，反而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會在步入民放的門檻後出現諸多專制或威權主義的陰影，甚至出現被顛覆的可能。這方面，也可以從「辛亥革命」的突變和早熟因素中找到答案。
在民主實踐初期，人們在潛意識中仍然深受強大的舊制度陰影的影響，從思維到行為不由自主地會用舊習慣來驗證和體會民主生活。因為民主展現得並不徹底和完善，於是往往出現表面上看起來水土不服的「南橘北枳」現象，而容易令人反過來懷疑民主的內涵。這種現象在不少後民主國家如東南亞的菲律賓等國，較有說服力。
瓜熟蒂落，是最理想的狀態，推動力量通過啟蒙、維權、自衛和抗爭的多種形式進行實力培養，推動社會進步。在東亞的韓國和台灣，經歷了「光州事件」和「美麗島事件」這種民主過渡期的群眾抗爭動動，總體而言較為和平理性，暴力成分較弱，最終走向民主的代價也較低，算是比較理想的一種革命轉型模式。這兩個案例，就屬於上下互動較為良好的積累型，而非社會撕裂後因對立衝突引發的突變型。
決定意義上的臨界事件，到底是突變還是漸變，與其本身的節點、週期、烈度、範圍和影響息息相關。筆者只是試圖從主色調上著眼，但作為一家之言很難合眾人之口，這需要讀者多從歷史資料中去細細品味。
三、中國的演變
理論總結總是過於簡化，而現實又總是過於複雜。在預測中國未來演變形式時，不得不面對中國本身這一複雜組合體的現實困境：因為仍處於歷史的復合發展進程中，簡單地確定一種演變形式必然「不符合國情」。不過一個不可更改的鐵定規律是，中國距離社會改良的大好時機漸行漸遠，已經從寬鬆的改良窗口走向暴力色彩欲加濃厚的中間狹窄地帶，並正在進入官民完全對立、暴力情緒膨脹的「革命懸崖」。
南周事件，讓人們看清了「言論自由」的本質；強行執行「73 條」，讓人看清了暴力政治的本質；國內打壓民眾，國外軟弱無能，讓人看清了「大國崛起」的本質；官養N奶和強姦民女事件，讓人看清了「為人民服務」的本質；強拆強奪事件，讓人看清了「經濟發展」的本質；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讓人看清了改革開放的本質；連續的礦難和農民工討薪事件，讓人看清了對待弱勢群體的本質；保國企和壟斷，輕民營的政策偏向，讓人看清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各地的PX事件，讓人看清了對待環保和人民健康的本質；瘋狂開發自然資源，讓人看清了「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濤天」的暴虐和邪惡本質…… 最後不得不特別強調一點：正是因為專制主義本身的暴虐無度和末期的腐敗無能，從反面催生和製造著更多的「敵對勢力」，迫使人們不得不選擇走向追求個體權利的民主自由之路。從這點而言，暴政從來是革命的催生劑和原始推動力。
相對而言，積累型是國人的願望，但事實上卻不一定如此。中國的專制文化影響了上下階層兩種不同的人性。上層恃強權為私有，視草民如無物，往往到了黃河心仍不死，撞了南牆也不回頭。這樣的暴虐型統治，往往使得下層民眾平時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長期積累的怒火中燒於胸中，積鬱既久，一旦社會出現大變，則多數平民從木訥的奴隸瞬間變身為殺人放火的暴民，以放縱的燒殺來得到「長恨短消」的精神快感和「王者」體驗。平時沒有情緒和思想的發洩渠道，則只能等到王朝更替的無政府狀態下，不存在管制和壓迫的時候，將一口悶氣進行總爆發。這將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甚至會出現歷史倒退的現象。這是中國歷史週期律中的暴力成分遠大於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原因。
一切的一切，皆預示著專制體制天然的不可改良性，也預示著中國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當然，因為中國人先天的深厚隱忍能力，在同樣的壓迫力度下出現與它國同樣反彈的概率極低，所以舊體制的延續時間也相對較長。這又是一段難以具體確定時間表的事情。不過根據現有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分析，當仍以「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為據。其精準度，又繫於國民的覺悟程度和反抗力度，以及壓迫者在面對歷史潮流和社會變革的態度。
近年來不斷發生於各地的群體性事件，雖然一次次多以失敗或小勝了事，但其內在影響力則是社會變革能量的積累過程；民眾維權事件的增加，雖然同樣敗多勝少，卻為未來的法治社會鍛鍊了民眾的司法精神；網絡技術的興起，更催生了現代公民意識在中國的形成和普及；言論權利的不斷爭取，使啟蒙工作日新月異。當代世界趨於融合，理性思維趨於強勢，民主公平自由的憲政理念也深入人心，在未來出現天下大亂的幾率已無限將低，這是拜全球化和信息化之福，使中國避免並可能走出歷史週期率的前提。
如果執政方能理性讓度利益空間，使二者有「良性互動」，則側重於「五年看改」，未來社會走向積累型轉變，在付出較小轉型代價的情況下，實現精英與草根階層的共存和共榮；如果相反，則在大面積一片死寂的沉默和麻木失望情緒的籠罩中，用逆向積累的反抗能量一點點向臨界點進行堆積，以等待那「最後的一根稻草」，而實現突變。此期間，各種動態因素混雜其中，既有在任何時間點催生突變的偶然性高概率可能性，也有長時間始終如一，但最後一鳴驚人的突變。
在這個看似漫長而無望的相持過程中，儘管執政者的機會在一點點減少，只要臨界點尚未來臨，暴力革命尚未爆發，從理論上說，在最後時刻之前，「回頭是岸」的機會總是存在的。這也是歷史給予執政者的一種自我救贖之道吧。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