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近期，于中纪委全体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调表达了他的“反腐决心”，他发言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声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时间，在习近平的“宪政梦里”，将是“党大还是法大”的议题，再次成为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党大还是法大 彭真都搞不清
１月28日《香港经济日报》发表评论表示，习近平想要造的那个把权力关进去的“笼子”，是落实宪政的桥梁，还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中国式笼子”，势必掀起改革保守两派新一波激烈斗争。
文章分析认为，公权力无限膨胀成为贪腐的温床，将官员权力纳入制度框架及监察，这本来应该是常识性问题，而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始终未能解决，就是因为一谈到权力限制问题，就必然触及“一党专政”的核心问题。而且，习近平发言消息出来的翌日，《环球时报》随即发表的社评，就针对习近平的“笼子”之说，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中国大陆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这就反映出一谈到制约权力，必然冲击“共产党领导”，也必然引来保守派的阻碍。
与此同步，在大陆网上却有一班“年轻的金融才俊”在论坛提出，反腐关键是建立三大机制，即：新闻媒体自由监督；政治权力法治约束；官员行为公开透明。若做不到这三点，中国大陆的所谓“反腐”将永远是“治标不治本”。
文章表示，进入反腐“深水区”，民主、自由的议题难以回避，必然回到落实宪政的层面上去，因为宪政就是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的大前提。文章并引述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的言论表示，习近平的讲话究竟是真的想要实施宪政还是只是一种口号，只是表态而已，还“很难说”。胡对未来习近平能否如言实施宪政表示“很难乐观”。
最后，文章表示，前中共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彭真曾被人追问到“党大还是法大”，他答称“我也搞不清楚！”而最近的《南周》事件也表明，在某些人眼中“宪政”两字是向共产党夺权的“大逆不道”之举。
据公开的资料，作为中共元老的彭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被免去所有职务，遭到惨无人道的“揪斗”，并与1966年底被捕入狱，九年后才出狱。四人帮倒台后，彭真重新回到中共体制内，回北京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亲自起草了《宪法》序言。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曾经一度出现了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社会大讨论。当时，彭真公开表示：“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当时外界普遍解读为：表示“法大”。而当彭真被人明确地追问到究竟应该是“党大还是法大”时，他答称“我也搞不清楚！”
“党大还是法大”成为舆论界讨论热点
今年1月中旬，由大陆财经杂志主办的第3届财经法治论坛，在北京发布《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2）》，并举行第4次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中国大陆多位法律专家学者在该研讨会上，批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党大于法”演变成“一把手专政”，呼吁落实宪法，并大力主张推动撤销中共各级政法委，实现司法独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在开幕演讲中，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并指大陆的问题是“党大于法，往往变成一把手专权，甚至一把手专政。”他认为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象薄熙来“重庆模式”治下一样，“没有宪法，只有王法”。
著名畅销书作家徐志频近日也在网络上发贴表示：“好体制将人性恶限死在法的规则铁墙内，坏体制诱使人性恶从法的笼子里钻出来。……官员也是父母所生，他们背后也有一个大的家庭，如果制度诱惑他们去源源不断地送死，杀戒大开，社会总归会怨气聚结。当怨气变成戾气，互害社会形成，事实上每个人都将变得寸步难行。再健康的人，如果生活中遭遇太多的阴暗与扭曲的人，最终会一起走进疯人院。”而这“才是中国幸福梦的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研究员，近日在参与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时明确表示，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是看它的宪法和法律条文是怎样规定的，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把宪法和法律条文变成行动，能不能兑现。前苏联就是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而且最高领袖又高于党，于是就演变为最高领袖的言就是法。
马龙闪并批判前苏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 “极端的虚伪性和虚假性”、 “极端的脆弱性”；而苏共历次残酷的政治镇压和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维护着这样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使之成为了“谁要稍一触碰，就大祸临头”的金科玉律。这种情况，使苏联从赫鲁雪夫到柯西金等的改革，都不敢越出雷池一步，都没敢触动史达林体制，没敢突破史达林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所以，苏联的改革屡改屡败，到戈巴契夫时期，已经积重难返，最终使苏共理论和意识形态支撑的史达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便轰然倒塌，苏联解体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