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一“雪中送炭”
姐弟们 朋友们（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一连串以各种名目整人的大小运动都是由全国各地纷纷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指挥的。四川省革委会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成立，核心领导仍然是那四个主持筹备委员会的人——张、粱、刘、张。委员会包括“红成”和“八•二六”两大造反派的头目，以及一些“革命干部”。
新权力体系的建成对我们家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是走资派的工资被扣发了，家里每人每月只给发一定数量的生活费，现在我们家的收人少了一半多。虽然我们没有挨饿，但是已买不起黑市上的东西了。国家供应每况愈下，例如肉每月只有半斤。我姥姥一天到晚都在操心，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些孩子吃得好一点，怎样才能送食物给被拘留的女儿、女婿。
省革委的另一个决定是命令所有的走资派统统搬出省委大院，腾出房间给新当官的。我们家搬进一栋三层楼小洋房的顶层，这里原是个杂志社，现在关了门。顶接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我们洗脸刷牙，甚至倒掉一杯剩茶水都得下楼。但是我并不在意，小楼是如此之优雅，生活中我已好久没有看到美丽的东西了。
我们在省委大院里住的是单调无特色的水泥大楼，而新住所是一栋别致的砖木结构两面对称的楼宇。弯弯的八角屋檐下，精工细雕的窗棂泛出柔和的棕红色。后花园种满了桑树，前园则有一个大葡萄架、一丛夹竹桃、一棵茂密的枸树，还有棵巨大的不知名的树，果实像胡椒籽，含在船形的褐色脆荚里。我特别喜爱那几棵少见的芭蕉，长长的弧形叶子，给人梦的遐想。
在那些日子里，“美”成了受鄙视的概念，我们竟会被赶到这可爱的地方作惩罚。我们分到的主要房间是长方形的，又大又亮，木条镶嵌的地板，三面全是玻璃窗。每逢天晴，隐隐可见远远的川西雪山。阳台不像一般的是水泥，而是木头的，也漆成棕红色，围栏上是云字希腊花纹。另一间朝阳台开的卧房有二十多高，一根褪色的猩红房梁横贯在半空中。我马上爱上了我们的新住宅。后来我才意识到在冬天时，那间满是窗户的大房间是寒风驰骋的战场；卧房每当刮风，尘土就像下雨一般从高高的天花板上飞下来。尽管如此，在风清夜静时，躺在床上，看月光透过窗户洒到床前，看高高的枸树影子在墙壁上婆娑起舞，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欢乐。我为能搬出省委大院，逃脱那儿肮脏的政治环境而感到轻松。我希望我们家永远不要再进那个大院。
我也很喜欢我们的新街道，它的名字是“支机石街”。几百年前，有一块巨大的陨石落到这里，传说它是支撑天上织女的纺织机的石头。这街道用碎鹅卵石铺成，我喜欢它远胜过省委外那条柏油路。只有一件事时时使我想到省委大院——我们的一些邻居，他们在我父亲部里工作，并属于姚女士的造反派。一看到我们，他们就铁着个脸，当不可避免和我们交谈时，用的也是训斥的口气。邻居中有一位是关了门的一家杂志社编辑，妻子是位中学教师，他们有个男孩子，名叫小小，和我小弟弟小方年龄相仿。一次，一个机关干部带着五岁的女儿来串门，住在他家。三个孩子老凑一块儿玩耍。我姥姥对小方和他们一起玩是说不出的忧虑，但她不敢禁止——邻居也许会说这是仇视毛主席的造反派。
通往顶楼我家的是一圈圈暗红色螺旋形扶梯。底部有一个很大的半月型桌子，过去上面放着一个大瓷花瓶，插着一束梅花或桃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三个孩子经常在上面玩。一天，他们玩“医生和病人”：小小扮医生，小方扮护士，五岁的女孩扮病人。她趴在桌上，撩起裙子准备让小方“打针”，小方拿起一根小木棍作他的“针”。就在这时，女孩子的母亲从楼外沙石梯上走了进来，她尖叫起来，从桌子上一把抓起女儿。她在女儿大腿内侧发现一些擦伤，她的反应不是带小孩子去医院，而是跑到两条街外的省委宣传部召来一群造反派，吵吵嚷嚷挤了一院子。
我母亲当时碰巧从拘留所回家呆几天，马上被抓了下来，小方也被抓住了，大人们围着他大吼大叫，威胁要打死他，逼他说出是谁支使他“强奸”小女孩。他们想强迫他承认是他哥哥们支使的。小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哭好像也不会哭。小小看上去也吓坏了，哭着说是他要小方打针的。小女孩也哭起来，说并没有真打。但是大人们叫这两个小孩闭嘴，继续吓唬小方。最后，在我母亲建议下，人群推着找母亲，拖着小方，三喝四地朝四川省人民医院走去。
一进候诊室，小女孩的母亲和造反派们就怒气冲冲地对医生、护士和别的病人说：“走资派的儿子强奸了造反派的女儿！一定要和这个走资派算账！”当医生在房内给小姑娘检查时，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在走廊上大声嚷道：“为什么你们不打死这个走资派呢？”
医生检查完毕，出来宣布：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女孩被强奸过，腿上的擦伤不是新伤痕，而且不可能由小方的那根小木棍引起。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举起小木棍给大家看它漆得很光滑，大腿上的伤痕可能是小孩爬树造成的。人群不情愿地散开了。那天晚上，小方发高烧满床乱爬，脸通红，眼睛瞪着，嘴里不停地说胡话。第二天我母亲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给他开了大量的镇静剂。几天以后，他恢复了，但是他不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了。从此，六岁的小方就告别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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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支机石街，靠的也是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但是那次我们有我姐姐小鸿的男朋友——正谊的帮助，正谊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职员，一九四九年以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背景，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患有肺结核、胃溃疡。他只得做些临时工，打扫街道或在公共水管处当收费员。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时，他和太太都又饿又病，死在重庆。
正谊在一家飞机发动机厂当工人，一九六八年初认识我姐姐。像这家工厂许多工人一样，他也参加了厂里的“八•二六”派，但不是积极分子。在那些完全没有娱乐活动的日子里，造反派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唱歌、跳舞队伍——文艺宣传队——以为消遣，演唱一些毛泽东的语录歌及颂扬他的歌曲。正谊爱好音乐，参加了厂文艺宣传队。虽然我姐姐并不是这家工厂的工人，但她喜欢跳跳蹦蹦，于是和小胖、青青也参加了。她很快就和正谊坠入爱河了。他们的关系引起各方面的反对，正谊的姐姐和他的同事担心他和走资派联姻会毁了他的前程，我们的高干子弟圈子嫌正谊不是干部子弟，而我则不近情理地把我姐姐想拥有她自己的生活看作是背弃父母。但是他们仍继续交往，这股爱情力量支持我姐姐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我和全家人不久就都喜欢上了正谊，十分尊重他。因为他戴眼镜，我们都叫他“眼镜”。
文艺宣传队的另一位“音乐家”是正谊的朋友，木匠，卡车司机的儿子。他是个快快活活的年轻人，有一只奇特的大鼻子，使他看上去不太像中国人。在文革时期，我们能从照片上看到的外国朋友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当时这个小小的、遥远的国家是中国唯一的盟友——甚至连北朝鲜也被认为是堕落的“修正主义”国家。于是他的朋友们都叫他“阿尔”。
阿尔拉来一辆板车帮我们把家具搬到支机石街，为了不使他负担过重，我提议放弃一些笨重的家具，但他坚持要我们带走所有东西。他脸上挂着若无其事的微笑，握紧拳头，得意地露出自己隆起的块块肌肉。我的弟弟们都羡慕地用手指戳那些硬邦邦的疙瘩。
阿尔很喜欢小胖，那次搬家后，他邀请小胖、青青和我到他家去吃饭。这是一个普通成都居民住的临街连沿房，没有窗户，泥巴地面，我是第一次走进这种住宅。当我们到达阿尔住的街道时，我看见一群年轻人站在街角，眼光跟着我们。他们对阿尔打了个招呼，阿尔挂着有点得意的神气，走过去和他们搭话。回来时，脸上换成了活泼的微笑，有意漫不经心地对我们说：“我告诉他们，你们都是高干子弟，我和你们交上朋友，文革完了好走后门买高级商品。”
我楞住了。他们似乎以为高干子弟以前都有特权买高级消费品，而我很清楚并非如此。我也很惊讶地显然觉得和我们交友很光彩，好像提升了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父母还在拘留中，我们刚被撵出了省委大院，四川省革委会刚成立，走资派被打倒了——总之，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了。但是阿尔和他的朋友们显然相信我父母这样的干部还会东山再起。
我一次又一次遇到别人以类似的态度看待我们。每当我跨出我们住处那道高高的黑漆大门时，我能感觉得到支机石街居民们注视的眼神，混合了好奇和敬畏的神情。我看得聘为。老百姓心里都明白，革命委员会只是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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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秋季，一支新队伍接管了大、中、小学校，称作“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士兵或那些没有卷入派战的工人们组成，职责是恢复秩序。和其他学校一样，我们学校的宣传队马上把所有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学生叫回学校管束。查到不在成都的学生下落后，发出电报召回，很少有人敢拒不返校。
回到学校里，即便是那些没有受迫害的教师也不敢教书。所有教材全被说成是“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没有人敢写新的。我们只好坐在教室里一遍遍地背诵毛泽东的文章，阅读《人民日报》社论。我们也唱毛泽东语录歌，集体跳“忠字舞”，随着音乐节拍，扭动身体，手里摇晃小红书。
要大家跳“忠字舞”是全中国所有革命委员会发布的重要命令之一。这种荒唐可笑的舞蹈在当时到处可见，学校、工厂、街道、商店里、火车站台上，人人都在跳。甚至在医院里，只要能走动的病人都被叫起来舞蹈。
我们学校的宣传队还算宽厚，有的宣传队就不是这样了。成都大学的宣传队是“二挺”亲自选派的，因为这所大学是他们的对头“红成”的司令部。翁和颜这下遭了大难，“二挺”下令要宣传队对他俩施加压力，要他们揭发、批判我父亲。翁、颜拒绝了。后来他们告诉我母亲，他们钦佩我父亲的骨气，决心挺起腰杆子来。
一九六八年底，中国所有在校大学生一齐“毕业”了，没有通过任何考试，都分配了工作——被打发到全国四面八方。宣传队警告翁和颜，如果他们不揭发我父亲，他们的前途就完蛋了。他们两人没有屈服，结果被分发到四川东部山区的一处小煤矿坑做工，这是可能分配到的最坏的工作。那里工作环境非常差，几乎没有什么安全设施，女人也得像男人一样伏在地下爬进低矮的坑道，用人力拖着煤筐把煤炭拉出来。颜的遭遇部分是因那个时代歪曲的漂亮话：毛夫人一直坚持说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毛泽东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女人都知道，要叫你去做重活儿时，就说是给你平等。
把大学生都打发走后，轮到中学生了。我们很快就发现大家都得“上山下乡”去做繁重劳累的农活，毛泽东要我一辈子当农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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