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一「雪中送炭」
姐弟們 朋友們（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一連串以各種名目整人的大小運動都是由全國各地紛紛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指揮的。四川省革委會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成立，核心領導仍然是那四個主持籌備委員會的人——張、粱、劉、張。委員會包括「紅成」和「八•二六」兩大造反派的頭目，以及一些「革命幹部」。
新權力體系的建成對我們家有重大的影響。首先是走資派的工資被扣發了，家裡每人每月只給發一定數量的生活費，現在我們家的收人少了一半多。雖然我們沒有挨餓，但是已買不起黑市上的東西了。國家供應每況愈下，例如肉每月只有半斤。我姥姥一天到晚都在操心，怎樣才能使我們這些孩子吃得好一點，怎樣才能送食物給被拘留的女兒、女婿。
省革委的另一個決定是命令所有的走資派統統搬出省委大院，騰出房間給新當官的。我們家搬進一棟三層樓小洋房的頂層，這裏原是個雜誌社，現在關了門。頂接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我們洗臉刷牙，甚至倒掉一杯剩茶水都得下樓。但是我並不在意，小樓是如此之優雅，生活中我已好久沒有看到美麗的東西了。
我們在省委大院里住的是單調無特色的水泥大樓，而新住所是一棟別緻的磚木結構兩面對稱的樓宇。彎彎的八角屋檐下，精工細雕的窗欞泛出柔和的棕紅色。後花園種滿了桑樹，前園則有一個大葡萄架、一叢夾竹桃、一棵茂密的枸樹，還有棵巨大的不知名的樹，果實像胡椒籽，含在船形的褐色脆莢里。我特別喜愛那幾棵少見的芭蕉，長長的弧形葉子，給人夢的遐想。
在那些日子里，「美」成了受鄙視的概念，我們竟會被趕到這可愛的地方作懲罰。我們分到的主要房間是長方形的，又大又亮，木條鑲嵌的地板，三面全是玻璃窗。每逢天晴，隱隱可見遠遠的川西雪山。陽台不像一般的是水泥，而是木頭的，也漆成棕紅色，圍欄上是雲字希臘花紋。另一間朝陽台開的卧房有二十多高，一根褪色的猩紅房梁橫貫在半空中。我馬上愛上了我們的新住宅。後來我才意識到在冬天時，那間滿是窗戶的大房間是寒風馳騁的戰場；卧房每當颳風，塵土就像下雨一般從高高的天花板上飛下來。儘管如此，在風清夜靜時，躺在床上，看月光透過窗戶灑到床前，看高高的枸樹影子在牆壁上婆娑起舞，我的心裏就充滿了歡樂。我為能搬出省委大院，逃脫那兒骯髒的政治環境而感到輕鬆。我希望我們家永遠不要再進那個大院。
我也很喜歡我們的新街道，它的名字是「支機石街」。幾百年前，有一塊巨大的隕石落到這裏，傳說它是支撐天上織女的紡織機的石頭。這街道用碎鵝卵石鋪成，我喜歡它遠勝過省委外那條柏油路。只有一件事時時使我想到省委大院——我們的一些鄰居，他們在我父親部里工作，並屬於姚女士的造反派。一看到我們，他們就鐵著個臉，當不可避免和我們交談時，用的也是訓斥的口氣。鄰居中有一位是關了門的一家雜誌社編輯，妻子是位中學教師，他們有個男孩子，名叫小小，和我小弟弟小方年齡相仿。一次，一個機關幹部帶著五歲的女兒來串門，住在他家。三個孩子老湊一塊兒玩耍。我姥姥對小方和他們一起玩是說不出的憂慮，但她不敢禁止——鄰居也許會說這是仇視毛主席的造反派。
通往頂樓我家的是一圈圈暗紅色螺旋形扶梯。底部有一個很大的半月型桌子，過去上面放著一個大瓷花瓶，插著一束梅花或桃花。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三個孩子經常在上面玩。一天，他們玩「醫生和病人」：小小扮醫生，小方扮護士，五歲的女孩扮病人。她趴在桌上，撩起裙子準備讓小方「打針」，小方拿起一根小木棍作他的「針」。就在這時，女孩子的母親從樓外沙石梯上走了進來，她尖叫起來，從桌子上一把抓起女兒。她在女兒大腿內側發現一些擦傷，她的反應不是帶小孩子去醫院，而是跑到兩條街外的省委宣傳部召來一群造反派，吵吵嚷嚷擠了一院子。
我母親當時碰巧從拘留所回家呆幾天，馬上被抓了下來，小方也被抓住了，大人們圍著他大吼大叫，威脅要打死他，逼他說出是誰支使他「強姦」小女孩。他們想強迫他承認是他哥哥們支使的。小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連哭好像也不會哭。小小看上去也嚇壞了，哭著說是他要小方打針的。小女孩也哭起來，說並沒有真打。但是大人們叫這兩個小孩閉嘴，繼續嚇唬小方。最後，在我母親建議下，人群推著找母親，拖著小方，三喝四地朝四川省人民醫院走去。
一進候診室，小女孩的母親和造反派們就怒氣沖沖地對醫生、護士和別的病人說：「走資派的兒子強姦了造反派的女兒！一定要和這個走資派算賬！」當醫生在房內給小姑娘檢查時，一個陌生的年輕人在走廊上大聲嚷道：「為什麼你們不打死這個走資派呢？」
醫生檢查完畢，出來宣布：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個女孩被強姦過，腿上的擦傷不是新傷痕，而且不可能由小方的那根小木棍引起。為了證明這一點，她舉起小木棍給大家看它漆得很光滑，大腿上的傷痕可能是小孩爬樹造成的。人群不情願地散開了。那天晚上，小方發高燒滿床亂爬，臉通紅，眼睛瞪著，嘴裏不停地說胡話。第二天我母親帶他去醫院檢查，醫生給他開了大量的鎮靜劑。幾天以後，他恢復了，但是他不再和別的孩子一起玩了。從此，六歲的小方就告別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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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支機石街，靠的也是姥姥和我們五個孩子。但是那次我們有我姐姐小鴻的男朋友——正誼的幫助，正誼的父親曾是國民黨政府職員，一九四九年以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背景，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患有肺結核、胃潰瘍。他只得做些臨時工，打掃街道或在公共水管處當收費員。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時，他和太太都又餓又病，死在重慶。
正誼在一家飛機發動機廠當工人，一九六八年初認識我姐姐。像這家工廠許多工人一樣，他也參加了廠里的「八•二六」派，但不是積極分子。在那些完全沒有娛樂活動的日子里，造反派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唱歌、跳舞隊伍——文藝宣傳隊——以為消遣，演唱一些毛澤東的語錄歌及頌揚他的歌曲。正誼愛好音樂，參加了廠文藝宣傳隊。雖然我姐姐並不是這家工廠的工人，但她喜歡跳跳蹦蹦，於是和小胖、青青也參加了。她很快就和正誼墜入愛河了。他們的關係引起各方面的反對，正誼的姐姐和他的同事擔心他和走資派聯姻會毀了他的前程，我們的高幹子弟圈子嫌正誼不是幹部子弟，而我則不近情理地把我姐姐想擁有她自己的生活看作是背棄父母。但是他們仍繼續交往，這股愛情力量支持我姐姐度過了文革的艱難歲月。我和全家人不久就都喜歡上了正誼，十分尊重他。因為他戴眼鏡，我們都叫他「眼鏡」。
文藝宣傳隊的另一位「音樂家」是正誼的朋友，木匠，卡車司機的兒子。他是個快快活活的年輕人，有一隻奇特的大鼻子，使他看上去不太像中國人。在文革時期，我們能從照片上看到的外國朋友都是阿爾巴尼亞人，當時這個小小的、遙遠的國家是中國唯一的盟友——甚至連北朝鮮也被認為是墮落的「修正主義」國家。於是他的朋友們都叫他「阿爾」。
阿爾拉來一輛板車幫我們把傢具搬到支機石街，為了不使他負擔過重，我提議放棄一些笨重的傢具，但他堅持要我們帶走所有東西。他臉上掛著若無其事的微笑，握緊拳頭，得意地露出自己隆起的塊塊肌肉。我的弟弟們都羡慕地用手指戳那些硬邦邦的疙瘩。
阿爾很喜歡小胖，那次搬家后，他邀請小胖、青青和我到他家去吃飯。這是一個普通成都居民住的臨街連沿房，沒有窗戶，泥巴地面，我是第一次走進這種住宅。當我們到達阿爾住的街道時，我看見一群年輕人站在街角，眼光跟著我們。他們對阿爾打了個招呼，阿爾掛著有點得意的神氣，走過去和他們搭話。回來時，臉上換成了活潑的微笑，有意漫不經心地對我們說：「我告訴他們，你們都是高幹子弟，我和你們交上朋友，文革完了好走後門買高級商品。」
我楞住了。他們似乎以為高幹子弟以前都有特權買高級消費品，而我很清楚並非如此。我也很驚訝地顯然覺得和我們交友很光彩，好像提升了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的父母還在拘留中，我們剛被攆出了省委大院，四川省革委會剛成立，走資派被打倒了——總之，文化大革命已經勝利了。但是阿爾和他的朋友們顯然相信我父母這樣的幹部還會東山再起。
我一次又一次遇到別人以類似的態度看待我們。每當我跨出我們住處那道高高的黑漆大門時，我能感覺得到支機石街居民們注視的眼神，混合了好奇和敬畏的神情。我看得聘為。老百姓心裏都明白，革命委員會只是過眼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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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秋季，一支新隊伍接管了大、中、小學校，稱作「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由士兵或那些沒有捲入派戰的工人們組成，職責是恢復秩序。和其他學校一樣，我們學校的宣傳隊馬上把所有文革開始時在校的學生叫回學校管束。查到不在成都的學生下落後，發出電報召回，很少有人敢拒不返校。
回到學校里，即便是那些沒有受迫害的教師也不敢教書。所有教材全被說成是「散布資產階級毒素」，沒有人敢寫新的。我們只好坐在教室里一遍遍地背誦毛澤東的文章，閱讀《人民日報》社論。我們也唱毛澤東語錄歌，集體跳「忠字舞」，隨著音樂節拍，扭動身體，手裡搖晃小紅書。
要大家跳「忠字舞」是全中國所有革命委員會發布的重要命令之一。這種荒唐可笑的舞蹈在當時到處可見，學校、工廠、街道、商店裡、火車站台上，人人都在跳。甚至在醫院里，只要能走動的病人都被叫起來舞蹈。
我們學校的宣傳隊還算寬厚，有的宣傳隊就不是這樣了。成都大學的宣傳隊是「二挺」親自選派的，因為這所大學是他們的對頭「紅成」的司令部。翁和顏這下遭了大難，「二挺」下令要宣傳隊對他倆施加壓力，要他們揭發、批判我父親。翁、顏拒絕了。後來他們告訴我母親，他們欽佩我父親的骨氣，決心挺起腰杆子來。
一九六八年底，中國所有在校大學生一齊「畢業」了，沒有通過任何考試，都分配了工作——被打發到全國四面八方。宣傳隊警告翁和顏，如果他們不揭發我父親，他們的前途就完蛋了。他們兩人沒有屈服，結果被分發到四川東部山區的一處小煤礦坑做工，這是可能分配到的最壞的工作。那裡工作環境非常差，幾乎沒有什麼安全設施，女人也得像男人一樣伏在地下爬進低矮的坑道，用人力拖著煤筐把煤炭拉出來。顏的遭遇部分是因那個時代歪曲的漂亮話：毛夫人一直堅持說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毛澤東的口號是：「婦女能頂半邊天。」但是女人都知道，要叫你去做重活兒時，就說是給你平等。
把大學生都打發走後，輪到中學生了。我們很快就發現大家都得「上山下鄉」去做繁重勞累的農活，毛澤東要我一輩子當農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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