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5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一“雪中送炭”
姐弟们 朋友们（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我弟弟京明这晚也受了惊。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常去专门买卖书籍的黑市。中国人做生意的天赋是如此强烈，毛泽东最反对的资本主义活动——自由市场，居然还能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存活。
在成都市中心区最繁华的春熙路边，竖立着一尊孙逸仙先生的铜像，这是共产党掌权以前立起来的。当时很少提及毛泽东之前的革命领袖，包括孙先生，但是出于政治考虑，（此处删去一句）。孙先生的铜像被保留下来了。周围的草地成了一个苗圃，买卖花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闹闹嚷嚷要砸烂全中国所有的孙逸仙先生的纪念物。只因周恩来出面发出一道保护令，孙先生的铜像才幸存下来。而苗圃荒废了，说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爱好的玩意儿。当红卫兵开始抄家焚书时，一群人聚在这块地方买卖那些逃过大火的书籍。来这里露面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红卫兵，他们想倒卖没收来的书籍赚零用钱：有不甘寂寞的生意人，他们嗅到了钱的气味；有教师、研究人员一类的学者，他们不想使自己的藏书付之一炬，义怕继续保存它们惹来大锅；当然还有那些热爱读书的普通人。上市交易的书一般是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权后至文革开始这段时间出版的。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之外，还有莎士比亚、狄更斯、拜伦、雪莱、萧伯纳、萨克莱、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易卜生、巴尔扎克、莫泊桑、福楼拜、大仲马、小仲马、左拉等许多作家的名著，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书的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果书上有图书馆的印章。价格就会大跌。大多数买主那时仍然对公家财产敬而远之。共产党多年的铁腕统治已树立了控制和秩序的威望，如果被捉到“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证，将受到严厉惩处，大家宁愿买私人藏书。色情小说在共产党掌权后发行量非常少，所以卖价最高，当然买这种书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司汤达的《红与黑》被认为有情爱描述，能卖到极高价，相当于一般人两星期的工资。
京明经常出入这个书籍黑市。他最初的资金来源是一捆捆从废旧物资收购站买来的书。有些吓怕了的市民们把自己的藏书当作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京明和一位收购站店员拉上关系，成捆地用废纸价买下这些书籍。然后他再分门别类地以高价卖到黑市。在他很快通晓各种书籍价格之后，就在黑市上买书转卖。他先自己看，看完后再卖掉，再买更多的。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八年底，几千册书流经他的手。他抓到机会，每天以两本的速度贪婪地阅读。每次从自由市场交易下来，他只敢在手边保存十几本书，带回省委大院后小心冀翼藏好。他的一处藏书地点是省委大院内一座废弃的水塔后面。一天，一场大雨毁掉了他藏在这里的心爱书籍，包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他也把一些书偷偷带回家，藏在床上的草垫下面或贮藏室的黑暗角落里。就在抄家那天晚上，正好有本《红与黑》藏在他的床上。不过他耍了个花招，把藏在家里的书都包上了《毛泽东选集》旧皮，姚女士和她的同志们没有想到要检查。
京明也在别的黑市上进进出出。他对科学的热爱并没有因文革而降温。那时，成都唯一一处科学器材的黑市交易无线电零件、半导体材料，因为当时半导体、无线电工业可以“传播毛主席的声音”而得以发展。京明买了零件，自己安装成收音机后，再以高价卖出。这样他就有钱买更多的零件来达成他真正的目的：实验种种一直困扰着他的物理理论。
为了赚钱维持自己的科学实验，他甚至买卖毛泽东徽章。这段时间，许多工厂都停止正常生产，转而制造各式铝质毛泽东头像的徽章，优劣精粗，触目皆是。那时，各种收藏如集邮、搜集绘画等都被禁止，说是“资产阶级恶习”。人们嗜好收藏的本能就集中到了毛的徽章上——当然只敢暗地里交易。京明靠这项交易发了一笔小财。伟大舵手的光辉形象竟然也成了投机商品。
黑市不断被取缔，常是几辆满载造反派的卡车突然风驰电掣般开来。截断整条街，捉拿看似可疑的人。有时派来许多暗探，假扮买卖人模样，混到正热心交易的目标身边，一声哨子响，立即抓住这些人。被抓人的所有物品、钱财统统被没收，还被毒打。一般惩罚是“放血”——用刀子戳屁股。释放前都受到警告：下次再犯，惩罚加倍。但人们照来不误，黑市上仍满是做交易的熟面孔。
我的二弟小黑在一九六七年初时十二岁，因为无所事事，加入街头兄弟队。这类集团在文革之前几乎不存在，现在盛行起来了。一个兄弟伙称为一个“码头”，领头的叫“舵爷”。伙内每个成员都是“兄弟”，都有一个绰号，一般和动物有关系。如果男孩子很瘦，就叫“瘦狗”。有一撮灰发叫“灰狼”。小黑的绰号是“黑蹄”，原因是他的名字有个“黑”字，皮肤又黑，此外，帮伙内跑腿做事也十分敏捷，他是他那个兄弟伙中最年少的。
起初，兄弟伙待小黑像客人似的客气，因为这些人很少能和高干子弟交朋友。他们多来自贫困家庭，文革前常因种种理由离开学校。他们的家庭不是文革的斗争对象，他们自己也无心卷进这场运动。尽管高干现已倒了楣，看上去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兄弟伙的一些孩子还是爱模仿高干子弟的派头。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时，高干子弟嗜爱共产党绿军服，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通过父母的关系得到这些装束。有些街头男孩子就设法通过黑市搞来一些看上去不太走样的旧衣服，染成绿色。但是他们还是缺乏那股子神气，而且染的颜色也不是很正确，一看就是冒牌货。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成了他们的朋友和高干子弟双方嘲笑的对象，讥讽他们是“业余高干”。
突然之间，高干子弟转了风向，都穿清一色的深蓝色军便装和中山服。虽然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人都穿蓝色，但高干子弟的“蓝”蓝得很特殊：颜色很深，从头到脚清一色。脚上鞋也有特殊样式：黑灯芯绒面配上白色塑料鞋底，鞋底和鞋面之间嵌着一条黑塑料带。在他们选择定下这种打扮后，别的阶层的孩子要不想被嘲笑成“业余高干”的话，就得避免了。
一些街头孩子于是创了自己的时髦风格：在一件外套内穿上许多层衬衫或运动衫。把领子一层层翻出来，翻出来的领子越多越时髦越潇洒。小黑经常在夹克下面穿六七件衬衫或运动衫，即使是炎炎夏日也要穿两件以上。穿在里面的运动裤则从有意裁短的外裤下面露出来。他们穿白色或蓝色的橡皮底、帆布面运动鞋，但不系鞋带。他们也戴军帽，用硬纸板垫在里面，使周边挺起来，希望能看上去仪表堂堂，像个大人物模样。
小黑的兄弟伙终日四处游荡，消磨时光的方式之一是偷东西。不管偷到什么，都得拿出来，上交给舵爷，由他平均分配。小黑胆小，不敢偷，他的“兄弟伙”没有表示异议就分给他一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偷到处都是，特别多的是摸钱和偷自行车。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有皮包被扒的经历。我每次上街买东西，不是自己的钱被偷，就是见到有人在尖叫哭喊抓扒手。警察已分裂成几派，无人对盗窃执法。
外国人于七十年代大批来到中国时，许多人都称赞中国人社会道德好。一双被扔弃的短袜会紧跟它的主人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追到广州，洗得干干净净，折得整整齐齐，重新放到主人的旅馆房问里。外国来访者没有意识到只有外国人和受到密切监视的中国人才会享受到这种照料。他们也不知道，没人敢偷外国人的东西，因为既便是只偷了一条手帕也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那双洗净折好的袜子并没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只是在演戏。
小黑的兄弟伙也以追逐女孩子为乐。像小黑这样的小男孩因为太害羞，是不敢跟姑娘们正面交锋的，于是成了大男孩的信差，负责传递错别字连篇、语法混乱的情书。小黑扮演的角色是去敲女孩子的家门，那时他总是祈祷：来开门的是女孩子本人而不是她父母或兄弟，后者肯定会迎头就是一巴掌。有时，他实在太害怕，就把信从门缝里塞进去。
当女孩拒绝求爱时，失恋的人会想办法报复，小黑和别的少年就成了工具，不是去姑娘家门口大吵大闹，就是用弹弓打碎她家的玻璃窗。姑娘一出门，小男孩们就一拥而上朝她吐口水，叫骂他们自己也不会懂的脏话。中国语言里骂女人的话是极有声有色的，如：”梭叶子——妇女的生殖器；“马鞍”——即骑上去的形象；“漏灯盏——性交次数太多；“破鞋”——“用”得太旧。
有些女孩子只得在兄弟伙里找保护人，更能干的，自己就成了女舵爷。那些卷进这种男性世界的姑娘给自己取了些生动的绰号，如“黑牡丹”、“破酒壶”、“女蛇妖”。
兄弟伙的第三大消遣是打群架，只要稍受挑衅就大打出手。小黑对打群架非常兴奋，遗憾的是，他的胆子实在算不得大，每当有恶斗征兆出现时，他的办法是拔腿就跑。多亏他缺乏所谓大丈夫气概，他没缺胳膊、断腿。当时许多孩子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打斗中受伤，甚至死亡。
一天下午，他和一些兄弟伙像往常一样四下闲逛，一个兄弟飞快跑来报信，说一个兄弟的家被另一个码头的人抄砸了，这个兄弟本人也被放了血。大家一听，群情激昂，马上跑回自己码头“仓库”取武器：木棍、砖头、刀子、钢鞭及铁棒。小黑把一根三节棍掖在腰带里。他们迅速跑到出事地点，发现“敌人”已经撤走了，受伤的兄弟已被父母送往医院。小黑的舵爷写了一封错字连篇的挑战书，由小黑负责送到对方的码头去。信中提出到空旷的人民体育场决斗。体育场此刻已不再用来举行体育比赛了，毛泽东说那是“锦标主义”，而且运动员也得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
在约定的那天，小黑的兄弟伙邀约了七八十个男孩子，在跑道上等待，眼巴巴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见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瘸一拐出现了。他是成都市黑社会有名的唐跛子，虽然还很年轻，但已“德高望重”。唐踱子是因小儿麻痹症变瘸的。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他只能去做那种无人肯干的活儿，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那里的工人没有国营工厂工人的福利待遇，如铁饭碗、公费医疗和养老金。那家工厂就建在共产党没收的他家住宅里。
唐跛子的家庭背景也使他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此人脑袋很灵光，很快成了成都黑社会的首脑。眼下他是应另外那个码头之邀来讲和的，他先掏出几盒最好的香烟，散发给所有在场的人，然后拿出一封道歉信：赔偿一切损失，包括受伤者的医疗费。小黑的舵爷不得已地接受了：唐跛子的面子很大，很难对他说“不”字。
不久后，唐踱子就被逮捕了。一九六八年初，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开始了。第一阶段是中学生、大学生的红卫兵运动；第二阶段是造反派斗争走资派；第三阶段是造反派内部的派系武斗。现在毛泽东总算决定停止派系之战，新的恐怖又制造出来，以表明谁不听话都不行。于是，一大批迄今还没受冲击的人，包括造反派，成了牺牲品。整人的名堂层出不穷，有一个称为“清理阶级队伍”。就在这次浪潮中，唐跛子遭了殃。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结束时他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八十年代初，他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位企业家、百万富翁，是成都市最有钱的人之一。他家被占用的住宅现在退还给了他，他把它重建成一幢颇为洋气的两层楼房。在成都最豪华的舞厅内常能看见他坐在显眼处，以长者的神气看着同来的少男少女跳舞。他不跳，只付钱，用一种故作漫不经心的姿态点厚厚一叠钞票，支付所有在场者的花费。他在享受新获得的权力———金钱。
这都是后话了。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抓了唐跛子，也毁掉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仅所谓“内蒙古人民党”一案就约有十分之一的成年蒙古族人遭受迫害，至少有两万人致死。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典范。（此处删去一句）。六厂之一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有这么一段报告：“在给这个女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后，在劳动时，她趁着看管她的民兵一时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女宿舍的四楼，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毛泽东在这个资料上批道：“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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