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5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一「雪中送炭」
姐弟們 朋友們（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我弟弟京明這晚也受了驚。從文革一開始，他就常去專門買賣書籍的黑市。中國人做生意的天賦是如此強烈，毛澤東最反對的資本主義活動——自由市場，居然還能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存活。
在成都市中心區最繁華的春熙路邊，豎立著一尊孫逸仙先生的銅像，這是共產黨掌權以前立起來的。當時很少提及毛澤東之前的革命領袖，包括孫先生，但是出於政治考慮，（此處刪去一句）。孫先生的銅像被保留下來了。周圍的草地成了一個苗圃，買賣花卉。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紅衛兵鬧鬧嚷嚷要砸爛全中國所有的孫逸仙先生的紀念物。只因周恩來出面發出一道保護令，孫先生的銅像才倖存下來。而苗圃荒廢了，說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愛好的玩意兒。當紅衛兵開始抄家焚書時，一群人聚在這塊地方買賣那些逃過大火的書籍。來這裏露面的，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有紅衛兵，他們想倒賣沒收來的書籍賺零用錢：有不甘寂寞的生意人，他們嗅到了錢的氣味；有教師、研究人員一類的學者，他們不想使自己的藏書付之一炬，義怕繼續保存它們惹來大鍋；當然還有那些熱愛讀書的普通人。上市交易的書一般是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權后至文革開始這段時間出版的。除了中國古典文學之外，還有莎士比亞、狄更斯、拜倫、雪萊、蕭伯納、薩克萊、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訶夫、易卜生、巴爾扎克、莫泊桑、福樓拜、大仲馬、小仲馬、左拉等許多作家的名著，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在中國非常受歡迎。
書的價格取決於多種因素。如果書上有圖書館的印章。價格就會大跌。大多數買主那時仍然對公家財產敬而遠之。共產黨多年的鐵腕統治已樹立了控制和秩序的威望，如果被捉到「盜竊國家財產」的罪證，將受到嚴厲懲處，大家寧願買私人藏書。色情小說在共產黨掌權后發行量非常少，所以賣價最高，當然買這種書也要冒很大的風險。司湯達的《紅與黑》被認為有情愛描述，能賣到極高價，相當於一般人兩星期的工資。
京明經常出入這個書籍黑市。他最初的資金來源是一捆捆從廢舊物資收購站買來的書。有些嚇怕了的市民們把自己的藏書當作廢紙賣給廢品收購站，京明和一位收購站店員拉上關係，成捆地用廢紙價買下這些書籍。然後他再分門別類地以高價賣到黑市。在他很快通曉各種書籍價格之後，就在黑市上買書轉賣。他先自己看，看完后再賣掉，再買更多的。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一九六八年底，幾千冊書流經他的手。他抓到機會，每天以兩本的速度貪婪地閱讀。每次從自由市場交易下來，他只敢在手邊保存十幾本書，帶回省委大院后小心冀翼藏好。他的一處藏書地點是省委大院內一座廢棄的水塔後面。一天，一場大雨毀掉了他藏在這裏的心愛書籍，包括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他也把一些書偷偷帶回家，藏在床上的草墊下面或貯藏室的黑暗角落裡。就在抄家那天晚上，正好有本《紅與黑》藏在他的床上。不過他耍了個花招，把藏在家裡的書都包上了《毛澤東選集》舊皮，姚女士和她的同志們沒有想到要檢查。
京明也在別的黑市上進進出出。他對科學的熱愛並沒有因文革而降溫。那時，成都唯一一處科學器材的黑市交易無線電零件、半導體材料，因為當時半導體、無線電工業可以「傳播毛主席的聲音」而得以發展。京明買了零件，自己安裝成收音機后，再以高價賣出。這樣他就有錢買更多的零件來達成他真正的目的：實驗種種一直困擾著他的物理理論。
為了賺錢維持自己的科學實驗，他甚至買賣毛澤東徽章。這段時間，許多工廠都停止正常生產，轉而製造各式鋁質毛澤東頭像的徽章，優劣精粗，觸目皆是。那時，各種收藏如集郵、搜集繪畫等都被禁止，說是「資產階級惡習」。人們嗜好收藏的本能就集中到了毛的徽章上——當然只敢暗地裡交易。京明靠這項交易發了一筆小財。偉大舵手的光輝形象竟然也成了投機商品。
黑市不斷被取締，常是幾輛滿載造反派的卡車突然風馳電掣般開來。截斷整條街，捉拿看似可疑的人。有時派來許多暗探，假扮買賣人模樣，混到正熱心交易的目標身邊，一聲哨子響，立即抓住這些人。被抓人的所有物品、錢財統統被沒收，還被毒打。一般懲罰是「放血」——用刀子戳屁股。釋放前都受到警告：下次再犯，懲罰加倍。但人們照來不誤，黑市上仍滿是做交易的熟面孔。
我的二弟小黑在一九六七年初時十二歲，因為無所事事，加入街頭兄弟隊。這類集團在文革之前幾乎不存在，現在盛行起來了。一個兄弟伙稱為一個「碼頭」，領頭的叫「舵爺」。伙內每個成員都是「兄弟」，都有一個綽號，一般和動物有關係。如果男孩子很瘦，就叫「瘦狗」。有一撮灰發叫「灰狼」。小黑的綽號是「黑蹄」，原因是他的名字有個「黑」字，皮膚又黑，此外，幫伙內跑腿做事也十分敏捷，他是他那個兄弟伙中最年少的。
起初，兄弟伙待小黑像客人似的客氣，因為這些人很少能和高幹子弟交朋友。他們多來自貧困家庭，文革前常因種種理由離開學校。他們的家庭不是文革的鬥爭對象，他們自己也無心卷進這場運動。儘管高幹現已倒了楣，看上去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勢，兄弟伙的一些孩子還是愛模仿高幹子弟的派頭。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時，高幹子弟嗜愛共產黨綠軍服，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通過父母的關係得到這些裝束。有些街頭男孩子就設法通過黑市搞來一些看上去不太走樣的舊衣服，染成綠色。但是他們還是缺乏那股子神氣，而且染的顏色也不是很正確，一看就是冒牌貨。這些可憐的孩子們成了他們的朋友和高幹子弟雙方嘲笑的對象，譏諷他們是「業餘高幹」。
突然之間，高幹子弟轉了風向，都穿清一色的深藍色軍便裝和中山服。雖然在文革期間，絕大多數人都穿藍色，但高幹子弟的「藍」藍得很特殊：顏色很深，從頭到腳清一色。腳上鞋也有特殊樣式：黑燈芯絨面配上白色塑料鞋底，鞋底和鞋面之間嵌著一條黑塑料帶。在他們選擇定下這種打扮后，別的階層的孩子要不想被嘲笑成「業餘高幹」的話，就得避免了。
一些街頭孩子於是創了自己的時髦風格：在一件外套內穿上許多層襯衫或運動衫。把領子一層層翻出來，翻出來的領子越多越時髦越瀟洒。小黑經常在夾克下面穿六七件襯衫或運動衫，即使是炎炎夏日也要穿兩件以上。穿在裏面的運動褲則從有意裁短的外褲下面露出來。他們穿白色或藍色的橡皮底、帆布面運動鞋，但不系鞋帶。他們也戴軍帽，用硬紙板墊在裏面，使周邊挺起來，希望能看上去儀錶堂堂，像個大人物模樣。
小黑的兄弟伙終日四處遊盪，消磨時光的方式之一是偷東西。不管偷到什麼，都得拿出來，上交給舵爺，由他平均分配。小黑膽小，不敢偷，他的「兄弟伙」沒有表示異議就分給他一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小偷到處都是，特別多的是摸錢和偷自行車。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有皮包被扒的經歷。我每次上街買東西，不是自己的錢被偷，就是見到有人在尖叫哭喊抓扒手。警察已分裂成幾派，無人對盜竊執法。
外國人於七十年代大批來到中國時，許多人都稱讚中國人社會道德好。一雙被扔棄的短襪會緊跟它的主人跨越千山萬水，從北京追到廣州，洗得乾乾淨淨，折得整整齊齊，重新放到主人的旅館房問里。外國來訪者沒有意識到只有外國人和受到密切監視的中國人才會享受到這種照料。他們也不知道，沒人敢偷外國人的東西，因為既便是只偷了一條手帕也會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那雙洗凈折好的襪子並沒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只是在演戲。
小黑的兄弟伙也以追逐女孩子為樂。像小黑這樣的小男孩因為太害羞，是不敢跟姑娘們正面交鋒的，於是成了大男孩的信差，負責傳遞錯別字連篇、語法混亂的情書。小黑扮演的角色是去敲女孩子的家門，那時他總是祈禱：來開門的是女孩子本人而不是她父母或兄弟，後者肯定會迎頭就是一巴掌。有時，他實在太害怕，就把信從門縫裡塞進去。
當女孩拒絕求愛時，失戀的人會想辦法報復，小黑和別的少年就成了工具，不是去姑娘家門口大吵大鬧，就是用彈弓打碎她家的玻璃窗。姑娘一出門，小男孩們就一擁而上朝她吐口水，叫罵他們自己也不會懂的髒話。中國語言里罵女人的話是極有聲有色的，如：」梭葉子——婦女的生殖器；「馬鞍」——即騎上去的形象；「漏燈盞——性交次數太多；「破鞋」——「用」得太舊。
有些女孩子只得在兄弟伙里找保護人，更能幹的，自己就成了女舵爺。那些卷進這種男性世界的姑娘給自己取了些生動的綽號，如「黑牡丹」、「破酒壺」、「女蛇妖」。
兄弟伙的第三大消遣是打群架，只要稍受挑釁就大打出手。小黑對打群架非常興奮，遺憾的是，他的膽子實在算不得大，每當有惡鬥徵兆出現時，他的辦法是拔腿就跑。多虧他缺乏所謂大丈夫氣概，他沒缺胳膊、斷腿。當時許多孩子在這些毫無意義的打鬥中受傷，甚至死亡。
一天下午，他和一些兄弟伙像往常一樣四下閑逛，一個兄弟飛快跑來報信，說一個兄弟的家被另一個碼頭的人抄砸了，這個兄弟本人也被放了血。大家一聽，群情激昂，馬上跑回自己碼頭「倉庫」取武器：木棍、磚頭、刀子、鋼鞭及鐵棒。小黑把一根三節棍掖在腰帶里。他們迅速跑到出事地點，發現「敵人」已經撤走了，受傷的兄弟已被父母送往醫院。小黑的舵爺寫了一封錯字連篇的挑戰書，由小黑負責送到對方的碼頭去。信中提出到空曠的人民體育場決鬥。體育場此刻已不再用來舉行體育比賽了，毛澤東說那是「錦標主義」，而且運動員也得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
在約定的那天，小黑的兄弟伙邀約了七八十個男孩子，在跑道上等待，眼巴巴地等了兩個多小時，才見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小夥子一瘸一拐出現了。他是成都市黑社會有名的唐跛子，雖然還很年輕，但已「德高望重」。唐踱子是因小兒麻痹症變瘸的。他父親曾是國民黨官員，他只能去做那種無人肯乾的活兒，在一家街道工廠當工人，那裡的工人沒有國營工廠工人的福利待遇，如鐵飯碗、公費醫療和養老金。那家工廠就建在共產黨沒收的他家住宅里。
唐跛子的家庭背景也使他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此人腦袋很靈光，很快成了成都黑社會的首腦。眼下他是應另外那個碼頭之邀來講和的，他先掏出幾盒最好的香煙，散發給所有在場的人，然後拿出一封道歉信：賠償一切損失，包括受傷者的醫療費。小黑的舵爺不得已地接受了：唐跛子的面子很大，很難對他說「不」字。
不久后，唐踱子就被逮捕了。一九六八年初，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個階段開始了。第一階段是中學生、大學生的紅衛兵運動；第二階段是造反派鬥爭走資派；第三階段是造反派內部的派系武鬥。現在毛澤東總算決定停止派系之戰，新的恐怖又製造出來，以表明誰不聽話都不行。於是，一大批迄今還沒受衝擊的人，包括造反派，成了犧牲品。整人的名堂層出不窮，有一個稱為「清理階級隊伍」。就在這次浪潮中，唐跛子遭了殃。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結束時他才從監獄里放了出來。八十年代初，他奇迹般地變成了一位企業家、百萬富翁，是成都市最有錢的人之一。他家被佔用的住宅現在退還給了他，他把它重建成一幢頗為洋氣的兩層樓房。在成都最豪華的舞廳內常能看見他坐在顯眼處，以長者的神氣看著同來的少男少女跳舞。他不跳，只付錢，用一種故作漫不經心的姿態點厚厚一疊鈔票，支付所有在場者的花費。他在享受新獲得的權力———金錢。
這都是后話了。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抓了唐跛子，也毀掉了數百萬人的生活。僅所謂「內蒙古人民黨」一案就約有十分之一的成年蒙古族人遭受迫害，至少有兩萬人致死。當時所謂「六廠二校」經驗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典範。（此處刪去一句）。六廠之一的北京新華印刷廠有這麼一段報告：「在給這個女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後，在勞動時，她趁著看管她的民兵一時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衝上女宿舍的四樓，跳樓摔死了。當然，反革命自殺是難免的，但是少了一個反面教員。」毛澤東在這個資料上批道：「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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