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2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
父亲被捕（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一俟母亲健康好转，我就回家看望父亲。家里糟得不成样了，窗户被打碎，到处是砸烂、烧焦残留下来的家具碎片，满地都是衣服。父亲似乎对我在不在家反应冷漠，只是不停地一圈圈地走。
晚上我反扣上卧室的门，怕他不能入睡，一个劲儿找我反来复去地说话。但是门上面有一扇小窗户无法上锁，一天夜里，我惊醒过来，看见他正灵活地从那扇窗户爬进来，敏捷地一跳就跳到地板上。他不注意我，只漫无目的地随手毫不费力地举起沉重的桃木家具，把它们摔回地上。精神病使他变得超乎常人地灵敏和有力。呆在家里像场恶梦，我无数次想逃到母亲那里去，但又下不了决心离开父亲。
有一两次他打我耳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逃到后院里，躲到阳台下。春夜的寒风里，我瑟缩着，倾听着楼上父亲的动静，全心盼着一切归于沉寂，逮意味着父亲睡着了。
一天，我发现他不见了，心里霍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跑到门外，迎面碰见住顶楼的邻居往下走。我们早已不打招呼了，以免飞来横祸。但是这次他开了口，说他看见我父亲到楼顶平台上去了。
我们住的那幢公寓有五层，相连的大楼只有四层。我们的顶楼有一扇小窗户通往那座四层楼楼顶平台，上面铺着砂砾、涂着沥青，边沿围着一圈低矮的铁栏杆。我跑到平台小窗户边，一眼就看见父亲正站在远处平台边缘，我看见他的左脚好像正往上抬，要跨过栏杆。
“爸爸！”我颤声地喊，竭力想使声音听上去平静自然。我的本能告诉我：不能让他受惊。他停住了，转身朝着我：“你来这里干什么？”
“爸爸，快来帮我钻过窗户。”
我总算使他离开了楼顶边缘。我抓紧他的手，拉他进到楼里，一边浑身哆嗦着，眼里含着泪。他似乎受到感动，一向漠然的脸上恢复了一种接近正常的表情，眼睛也不像往日那样只瞪着沉思。他把我抱下楼，放在沙发上，甚至拿来一条毛巾为我擦去泪水。但是这种正常迹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我还来不及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他举起手掌又要打我了，我只得逃跑。
省委宣传部造反派不但不让父亲治病，反拿他的疯来取乐。他们出了一系列大字报连载故事，配以花花绿绿的漫画刊头，标题是：“张疯内史”，以戏弄我父亲。大字报就张贴在省委大门对面最显眼的位置上，吸引一大群人。我强迫自己去读这些“故事”，我可以感觉得到四周人的异样眼光，许多人认识我。我听得见交头接耳声，那是在告诉那些不认识我的人。
我为父亲万分难过。但我清楚我的反应会传到迫害父亲的那些人耳里，所以竭力保持平静，我要让那些人知道他们不可能摧毁我们。我心里没有恐惧，也不感到羞辱，只充满蔑视。
是什么把人变成了魔鬼？为什么人们会这样盲目地残忍？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毛泽东的忠诚开始动摇了。以前，当别人受迫害时，我不能绝对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清楚我父母的为人。毛泽东不再是个十全十美的偶像了，但是在此阶段，和许多人一样，我诅咒的是他的夫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我仍然不敢怀疑毛泽东这位神一般的“皇帝”。
眼看着父亲的身体和精神日渐恶化，我母亲只得再去见陈沫，恳求他帮助，他也答应尽力一试。我们耐心等待着，但没有回音，他的沉默说明他碰了钉子。绝望之余。我母亲来到“红成”指挥部找颜和翁。
控制着四川医学院的造反派“川医九•一五”隶属“红成”。这家医学院有个附属精神病院，只要“红成”指挥部开个口，就会收下我父亲，颜和翁同情我们，但他们还得说服其他人。
那时人道主义已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虚伪”，对“阶级敌人”更不能发慈悲。颜和翁得为治疗我父亲找出个政治理由来。他们有个好理由：我父亲是受“二挺”迫害而致病的，他了解“二挺”，能够为“红成”提供攻击“二挺”的有力证据，甚至可能帮他们打倒这两人，从而使“红成”的对敌“八•二六”垮台。
另一个理由是：毛泽东说新的革命委员会包含革命干部、造反派和军人三种势力。“红成”和“八•二六”此刻都在过去的共产党干部中寻找“自己人”，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加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此外，造反派也开始发现政治斗争太复杂了，他们需要有能力的官员充当顾问。“红成”认为我父亲是个理想人选。
“红成”当然也知道我父亲说过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这些都是在他们对手的大字披上看到的，而大字报是个大杂烩，既有事实也有谣言，他们可以不予理会。最后“红成”准许替我父亲治病。
父亲于是被送进了四川医学院附属精神病院。医院坐落在成都郊区，周围是稻田。一丛丛竹子从高墙和铁门上探出轻轻摇曳。进去后是诊病室，然后又是一道铁门和砖墙，围着医生、护士居住的内院，内院满地是绿茸茸的青苔，尽头是一段红砂石台阶，伸向一座没有窗户的两层楼房，它的两侧是坚固的高墙。那些石阶是唯一入口，通入精神病房。
两位男护士身着普通衣服从家里带走父亲，说是押送他去参加批斗会。到达精神病院时，父亲拚命反抗着要离开。他们把他架上楼梯，拖进一间空着的小屋子，然后关上了门，这样我和母亲就不会看见他们强行给我父亲穿上紧身衣了。我看见父亲被又拉又拖，心里非常难过，但我知道这是为他好。
精种病科的医生苏先生，年约三十，有一张文雅的脸，和一种让病人一望便生信赖之感的气质。他告诉我母亲，在作诊断前，他得花一周的时间观察我父亲。一周后，他得出结论：
精神分裂症。他用电疗和胰岛素注射治疗我父亲，每次治疗时得把他紧紧绑在床上。几天后，父亲开始恢复正常了。一天他流着泪恳求母亲要医生换一种疗法，“太难受了！做一次就死一次！”他说。但是苏医生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过一阵子，我去看父亲时，他正坐在床上和母亲、颜翁交谈。他们都在笑，父亲甚至时时开心地大笑，他看上去已完全复原了。我心里非常激动，借口上厕所去擦掉眼泪。
由于有“红成”指挥部的命令，父亲受到很好的待遇，有特别饭菜和专门护士。颜和翁常来看他，并带来父亲部里那些同情他，也遭到姚女士迫害的善良、正直的人。父亲很喜欢颜和翁，虽然他平素不留心个人私事，但他看出两人在谈恋爱，风趣地跟他们开玩笑。我看得出颜和翁跟他在一起很快乐。我心想，恶梦终于结束了，父亲现在恢复正常，我们可以在一起顶住任何灾难了。
在医院治疗了四十天后，已是七月中旬，父亲出院了，他和母亲一起被载到成都大学，住进了一座小小的独立院落。院门口有学生把守，“红成”还给父亲取了个假名字，他们请他不要在白天走出院子，说是为了他的安全。母亲从一个特别的食堂取来饭菜给他吃。颜和翁每天都来看他，“红成”的头头们也来，他们对他都十分殷勤、周到。
我也常去看望父母，借了辆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乡间道路上骑一个钟头。父亲看上去似乎很平静，他一再向学生们道谢，感谢他们替他治好了精神病。
天黑后，他可以出小院，我们就在校园里散步。身后不远处跟着两名学生。我们沿着弯曲的小道走去，路边拳头般大小的栀子花在夏日黄昏的凉风中散发着浓浓的香气。这种安宁好像是一场梦，远离暴力和恐怖。我知道这里是父亲的监狱，但我希望他永远呆在这里。
一九六七年夏天，全中国的造反派之间的派战变成小型内战，他们敌对的情绪远远超过了对走资派的仇恨，因为他们棋逢对手，现在才是真正在为自己争夺权力。以毛泽东的情报首脑康生和毛夫人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火上加油，称两派的武斗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延续”，却又不说明哪派是共产党，哪派是国民党。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军队武装造反派，让造反派“文攻武卫”，但又没有告诉军队应该支持哪一派，结果各个部队纷纷武装自己偏爱的那一派。
军队此刻已处在大动荡中，林彪正忙于清洗军队里的对手，安插他的亲信。毛泽东明白军队不能乱，便约束住了林彪的行动。不过，他对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态度暖昧。（此处删去三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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