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1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
父亲被捕（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颜和翁两位大学生就坐在我母亲左边，当她转身看他们时，两人都笑容满面，为她高兴。两天后，母亲乘火车回成都。她一直和颜、翁呆在一起，担心“二挺”会得知周恩来纸条的消息，派人抢走它并把她抓走。翁和颜也认为和她呆在一起是他们的责任，说：“八•二六可能会来抢走你！”到成都后，他们坚持把我母亲送回家。我姥姥招待两人吃猪肉香葱烙饼，他俩吃得狼吞虎咽。
我马上就喜欢上颜、翁。他们也是造反派，但对我家是这样和善、这样友好、这样温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从他们对看的眼神里，从他们忍不住在人前互相开玩笑、打打逗逗的举动中，看出他们在谈恋爱。我听见姥姥悄悄叹着气对母亲说，应该送给他俩一些结婚礼物。母亲说不可能，别人知道了会给他们惹麻烦，接受走资派“贿赂”可是一桩不小的罪过。
颜二十四岁，在成都大学读三年级。她生动的脸上架着一副显眼的厚眼镜，她很爱笑，笑时不断把头向后仰，令人暖洋洋的。在那些日子里，深蓝和铁灰色的中山装、军便服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一律的服装。有些女人穿上这些还显得刻意打扮。颜就不同了，她看上去马马虎虎、不修边幅，好像钮扣老会扣错位置。短发像是不耐烦地向后拉到一起，束成乱乱的一把。甚至热恋也没能使她更留意自己的外貌。
翁显然可有点时髦的意识了。他穿着一双草鞋，裤脚总是挽起，以为衬托。穿草鞋在当时学生中很流行，以示“农民化”。翁非常机智又善解人意，我觉得他很不平凡。
这餐猪肉葱烙饼吃得很愉快。饭后，颜、翁两人起身告辞。我母亲送他们下楼。他们对她低声耳语，要她一定要把周恩来给的字条藏到安全地方。那时我母亲没有对我们几个孩子提及见周恩来的事。
就在那天晚上，母亲去看她的老同事陈沫，给他看了周恩来的字条。陈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曾在宜宾和我父母共过事，关系融洽。他也和“二挺”过从甚密，“二挺”平反后，他投靠了他们。我母亲流着泪求他看在共事多年的份上，解救我父亲。陈先生答应在“二挺”面前说好话。
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了。我松了口气，兴奋极了！但喜悦马上变成了恐惧，父亲的眼神很奇怪，他没说他一直都在哪里，开口说话时，我几乎不懂得他在说什么。他整夜不睡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地自言自语。一天，他强迫全家人站到院子里，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他说这是“经受革命风暴”。
又一天，他收到工资袋时，一把将它扔进厨房的火炉里，说是“与私有制决裂”。我们意识到可怕的事发生了：父亲精神失常了。
母亲成了他发狂的对象。他骂她“不知廉耻”、“是个懦夫”、“出卖灵魂”。但不一会儿，又对她异常亲热，当着我们的面一遍遍说他是多么爱她，他配不上她，恳求她“原谅我，回到我身边来吧！”
他第一天回到家时，曾用怀疑的目光审视母亲，盘问她前一阵都做了些什么。母亲说她去北京告状，要求释放他。他摇着头，不相信她，要她拿出证据来。母亲决定不告诉他周恩来字条之事，她看得出他的头脑已不清醒了，担心如果“党”下命令，他就会把字条交出去，甚至交给“二挺”。她甚至不敢提颜和翁作她的证人，我父亲绝不会同意她和红卫兵造反派有关系。
他反反复复盘问母亲上京这件事，每问一遍，母亲的“供词”就出现新的漏洞，父亲的怀疑和紊乱思维就加剧一层，他对母亲的怒气近乎暴力的边缘。我们几个孩子想帮母亲说话，努力解释一件我们也不清楚的事。当然，父亲一开始追问我们，事情就更一塌糊涂了。
原来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审讯他的人不断对他说，如果他拒绝写“认罪书”，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就会和他脱离关系，唾弃他。要人“认罪”是标准的整人作法，使牺牲品承认自己“有罪”，在摧毁他们的精神方面，占有极重要的份量。但我父亲说他无罪可认，也没什么可写的。
于是审讯人告诉他，我母亲和他“划清界线”，不要他了，他要求见她一面，他们说她拒绝来。当审讯人意识到他已经出现幻听现象——一种精神分裂症的征兆时，他们引他注意隔壁传来的微弱叽叽喳喳声，说我母亲就在那里，但不会来看他，除非他写认罪书。他们的戏演得如此活灵活现，父亲觉得自己真的听到母亲的声音。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不过，他仍是一字未写。
审讯者通知他可以回家时，对他说，允许他回家是让他的妻子监视他，“她是党派来监视你的。”还说他的家就是座新监狱。由于父亲完全不知道突然被释放的原因，加上精神已经分裂，这个解释就深植在他的脑子里。
我母亲一点儿也不知道监狱里发生的事，当父亲问她为什么他会被释放时，她无法给他满意的答案。她不仅不能告诉他周恩来干预此事，也不能提到她去找过陈沫。陈是“二挺”的左右手，我父亲不可能容忍他的妻子向“二挺”求情。于是，恶性循环形成了，母亲进退维谷和父亲精神失常都在加重。
母亲东奔西走，想给他治病。她去了省委门诊部，去了精神病医院，但是挂号室的护士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就摇头。没经过新的权力机构批准，他们不敢收他，而他们也不能代我家申请。
母亲找到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造反派，要求他们批准送父亲就医。他们是姚女士领导的，牢牢地掌握在“二挺”手里。挑女士对母亲恶狠狠地说父亲是在装疯以逃避惩罚，还说母亲利用从继父夏瑞堂处学来的医学知识帮他演戏。造反派引用一句标榜文化大革命冷酷无情的流行口号，说我父亲是“落水狗”，绝不能留情，要痛打。
在“二挺”的指使下，造反派的批斗会变得更加野蛮了。一天，父亲回到家，一双眼睛又青又肿。另一天，我看见他被狠狠地反扭着双臂架在一辆缓慢行驶的大卡车上游街示众。一块巨大、沉重的牌子用一根细铁丝吊在他的脖子上，铁丝深深陷进他的肉里。他拚命挣扎，想抬起头来，造反派则从后面使劲往下压。这样的摧残下来，他却看上去没一点痛的感觉。我看着万分难过，精神病似乎使他的心灵和肉体分开了。
父亲把家里相册和“二挺”合拍的照片都翻出来撕个粉碎，他还烧掉了他的被套、床单及家里的许多衣服，并把桌椅腿折断，再放火烧掉。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床上休息，父亲躺在书房内他喜欢的那张藤椅上。猛地，他跳起来，蹬蹬地重步走进卧室。我们听见脚步声，冲了进去，只见他正掐着母亲的脖子。我们惊叫起来，扑上去想把他拉开，又拉不动。母亲看上去快要窒息了。幸而，父亲松了手，一转身大步离开了房间。
母亲脸色像死灰一样，她慢慢坐起来，手捂着左耳，父亲刚才一拳打了她的耳朵，把她痛醒了。她对站在一旁抽泣的姥姥说：“别担心，我没事儿。”她的声音微弱，但是很平静。她转向我们说：“去看看你爸爸怎么了，然后回自己房间去。”她半靠着嵌在樟木床头的椭圆形镜子，从镜子里我看见她的右手紧紧抓着枕头。那天晚上，姥姥整夜守在父母的房门口，我也无法入睡，如果父亲把他们的房间锁起来打母亲，该怎么办呢？
母亲的左耳耳膜破了，几乎全聋了，她觉得呆在家里太危险，第二天便到她的部里找房子要搬过去。区委的造反派很同情她，把花园一角的花匠住房拨给她一间。房子很小，只有八平方米，放进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就连走路的地方也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姥姥、小方睡在这里，大家挤在一张床上，伸伸脚翻个身也不行。母亲的子宫出血恶化了，我们非常惊慌，刚搬到一处新地方，没有炉子，不能消毒注射器和针头，因此不能给她注射。到后来，我疲倦极了，迷迷糊糊睡着了，但是我知道母亲和姥姥都整夜没有合眼。
我们搬走后，留下京明陪父亲住。我呆在母亲的新住所照料她。我们的隔壁邻居是区委造反派头头，很年轻。遇见他时，我没有主动跟他打招呼，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和走资派的家里人说话。出乎意料，每次相遇，他总是自然地招呼我们。他待我母亲也很有礼貌，虽然态度有点生硬。见惯了省委宣传部造反派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觉得在这里非常轻松自在。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母亲正在屋檐下洗脸，这人走出他的房门招呼她，问她愿不愿意交换房间。他的房间有我们的两倍大，下午我们就搬进去了。他还帮我们找来另一张床，这样我们就能睡得舒服点了。我们非常感激他。
这位年青人眼略微斜视，他的女朋友长得很美，晚上总在他房间里长久地说笑。这种事在那个时代极少见，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我们知道。当然走资派也无权搬弄是非。当我早晨与他们碰面时，他们总给我一个愉快而和善的微笑，看得出来他俩很幸福。从这里我发现人们只要心情愉快，就会变得很和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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