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1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 「我不出賣靈魂」
父親被捕（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顏和翁兩位大學生就坐在我母親左邊，當她轉身看他們時，兩人都笑容滿面，為她高興。兩天後，母親乘火車回成都。她一直和顏、翁呆在一起，擔心「二挺」會得知周恩來紙條的消息，派人搶走它並把她抓走。翁和顏也認為和她呆在一起是他們的責任，說：「八•二六可能會來搶走你！」到成都后，他們堅持把我母親送回家。我姥姥招待兩人吃豬肉香蔥烙餅，他倆吃得狼吞虎咽。
我馬上就喜歡上顏、翁。他們也是造反派，但對我家是這樣和善、這樣友好、這樣溫暖！我簡直不敢相信。我也從他們對看的眼神里，從他們忍不住在人前互相開玩笑、打打逗逗的舉動中，看出他們在談戀愛。我聽見姥姥悄悄嘆著氣對母親說，應該送給他倆一些結婚禮物。母親說不可能，別人知道了會給他們惹麻煩，接受走資派「賄賂」可是一樁不小的罪過。
顏二十四歲，在成都大學讀三年級。她生動的臉上架著一副顯眼的厚眼鏡，她很愛笑，笑時不斷把頭向後仰，令人暖洋洋的。在那些日子里，深藍和鐵灰色的中山裝、軍便服是男人、女人和孩子們一律的服裝。有些女人穿上這些還顯得刻意打扮。顏就不同了，她看上去馬馬虎虎、不修邊幅，好像鈕扣老會扣錯位置。短髮像是不耐煩地向後拉到一起，束成亂亂的一把。甚至熱戀也沒能使她更留意自己的外貌。
翁顯然可有點時髦的意識了。他穿著一雙草鞋，褲腳總是挽起，以為襯托。穿草鞋在當時學生中很流行，以示「農民化」。翁非常機智又善解人意，我覺得他很不平凡。
這餐豬肉蔥烙餅吃得很愉快。飯後，顏、翁兩人起身告辭。我母親送他們下樓。他們對她低聲耳語，要她一定要把周恩來給的字條藏到安全地方。那時我母親沒有對我們幾個孩子提及見周恩來的事。
就在那天晚上，母親去看她的老同事陳沫，給他看了周恩來的字條。陳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曾在宜賓和我父母共過事，關係融洽。他也和「二挺」過從甚密，「二挺」平反后，他投靠了他們。我母親流著淚求他看在共事多年的份上，解救我父親。陳先生答應在「二挺」面前說好話。
一天，我父親突然出現了。我鬆了口氣，興奮極了！但喜悅馬上變成了恐懼，父親的眼神很奇怪，他沒說他一直都在哪裡，開口說話時，我幾乎不懂得他在說什麼。他整夜不睡覺，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大聲地自言自語。一天，他強迫全家人站到院子里，當時正下著傾盆大雨，他說這是「經受革命風暴」。
又一天，他收到工資袋時，一把將它扔進廚房的火爐里，說是「與私有制決裂」。我們意識到可怕的事發生了：父親精神失常了。
母親成了他發狂的對象。他罵她「不知廉恥」、「是個懦夫」、「出賣靈魂」。但不一會兒，又對她異常親熱，當著我們的面一遍遍說他是多麼愛她，他配不上她，懇求她「原諒我，回到我身邊來吧！」
他第一天回到家時，曾用懷疑的目光審視母親，盤問她前一陣都做了些什麼。母親說她去北京告狀，要求釋放他。他搖著頭，不相信她，要她拿出證據來。母親決定不告訴他周恩來字條之事，她看得出他的頭腦已不清醒了，擔心如果「黨」下命令，他就會把字條交出去，甚至交給「二挺」。她甚至不敢提顏和翁作她的證人，我父親絕不會同意她和紅衛兵造反派有關係。
他反反覆復盤問母親上京這件事，每問一遍，母親的「供詞」就出現新的漏洞，父親的懷疑和紊亂思維就加劇一層，他對母親的怒氣近乎暴力的邊緣。我們幾個孩子想幫母親說話，努力解釋一件我們也不清楚的事。當然，父親一開始追問我們，事情就更一塌糊塗了。
原來在父親被關押期間，審訊他的人不斷對他說，如果他拒絕寫「認罪書」，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就會和他脫離關係，唾棄他。要人「認罪」是標準的整人作法，使犧牲品承認自己「有罪」，在摧毀他們的精神方面，佔有極重要的份量。但我父親說他無罪可認，也沒什麼可寫的。
於是審訊人告訴他，我母親和他「劃清界線」，不要他了，他要求見她一面，他們說她拒絕來。當審訊人意識到他已經出現幻聽現象——一種精神分裂症的徵兆時，他們引他注意隔壁傳來的微弱嘰嘰喳喳聲，說我母親就在那裡，但不會來看他，除非他寫認罪書。他們的戲演得如此活靈活現，父親覺得自己真的聽到母親的聲音。他的精神終於崩潰，不過，他仍是一字未寫。
審訊者通知他可以回家時，對他說，允許他回家是讓他的妻子監視他，「她是黨派來監視你的。」還說他的家就是座新監獄。由於父親完全不知道突然被釋放的原因，加上精神已經分裂，這個解釋就深植在他的腦子裡。
我母親一點兒也不知道監獄里發生的事，當父親問她為什麼他會被釋放時，她無法給他滿意的答案。她不僅不能告訴他周恩來干預此事，也不能提到她去找過陳沫。陳是「二挺」的左右手，我父親不可能容忍他的妻子向「二挺」求情。於是，惡性循環形成了，母親進退維谷和父親精神失常都在加重。
母親東奔西走，想給他治病。她去了省委門診部，去了精神病醫院，但是挂號室的護士一聽到我父親的名字就搖頭。沒經過新的權力機構批准，他們不敢收他，而他們也不能代我家申請。
母親找到省委宣傳部的主要造反派，要求他們批准送父親就醫。他們是姚女士領導的，牢牢地掌握在「二挺」手裡。挑女士對母親惡狠狠地說父親是在裝瘋以逃避懲罰，還說母親利用從繼父夏瑞堂處學來的醫學知識幫他演戲。造反派引用一句標榜文化大革命冷酷無情的流行口號，說我父親是「落水狗」，絕不能留情，要痛打。
在「二挺」的指使下，造反派的批鬥會變得更加野蠻了。一天，父親回到家，一雙眼睛又青又腫。另一天，我看見他被狠狠地反扭著雙臂架在一輛緩慢行駛的大卡車上遊街示眾。一塊巨大、沉重的牌子用一根細鐵絲吊在他的脖子上，鐵絲深深陷進他的肉里。他拚命掙扎，想抬起頭來，造反派則從後面使勁往下壓。這樣的摧殘下來，他卻看上去沒一點痛的感覺。我看著萬分難過，精神病似乎使他的心靈和肉體分開了。
父親把家裡相冊和「二挺」合拍的照片都翻出來撕個粉碎，他還燒掉了他的被套、床單及家裡的許多衣服，並把桌椅腿折斷，再放火燒掉。
一天下午，母親正在床上休息，父親躺在書房內他喜歡的那張藤椅上。猛地，他跳起來，蹬蹬地重步走進卧室。我們聽見腳步聲，沖了進去，只見他正掐著母親的脖子。我們驚叫起來，撲上去想把他拉開，又拉不動。母親看上去快要窒息了。幸而，父親鬆了手，一轉身大步離開了房間。
母親臉色像死灰一樣，她慢慢坐起來，手捂著左耳，父親剛才一拳打了她的耳朵，把她痛醒了。她對站在一旁抽泣的姥姥說：「別擔心，我沒事兒。」她的聲音微弱，但是很平靜。她轉向我們說：「去看看你爸爸怎麼了，然後回自己房間去。」她半靠著嵌在樟木床頭的橢圓形鏡子，從鏡子里我看見她的右手緊緊抓著枕頭。那天晚上，姥姥整夜守在父母的房門口，我也無法入睡，如果父親把他們的房間鎖起來打母親，該怎麼辦呢？
母親的左耳耳膜破了，幾乎全聾了，她覺得呆在家裡太危險，第二天便到她的部里找房子要搬過去。區委的造反派很同情她，把花園一角的花匠住房撥給她一間。房子很小，只有八平方米，放進一張床和一張書桌，就連走路的地方也沒有了。
那天晚上，我和母親、姥姥、小方睡在這裏，大家擠在一張床上，伸伸腳翻個身也不行。母親的子宮出血惡化了，我們非常驚慌，剛搬到一處新地方，沒有爐子，不能消毒注射器和針頭，因此不能給她注射。到後來，我疲倦極了，迷迷糊糊睡著了，但是我知道母親和姥姥都整夜沒有合眼。
我們搬走後，留下京明陪父親住。我呆在母親的新住所照料她。我們的隔壁鄰居是區委造反派頭頭，很年輕。遇見他時，我沒有主動跟他打招呼，不敢肯定他是否願意和走資派的家裡人說話。出乎意料，每次相遇，他總是自然地招呼我們。他待我母親也很有禮貌，雖然態度有點生硬。見慣了省委宣傳部造反派凶神惡煞的樣子，我覺得在這裏非常輕鬆自在。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母親正在屋檐下洗臉，這人走出他的房門招呼她，問她願不願意交換房間。他的房間有我們的兩倍大，下午我們就搬進去了。他還幫我們找來另一張床，這樣我們就能睡得舒服點了。我們非常感激他。
這位年青人眼略微斜視，他的女朋友長得很美，晚上總在他房間里長久地說笑。這種事在那個時代極少見，他們似乎並不在意我們知道。當然走資派也無權搬弄是非。當我早晨與他們碰面時，他們總給我一個愉快而和善的微笑，看得出來他倆很幸福。從這裏我發現人們只要心情愉快，就會變得很和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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