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讯】中国需要老百姓供养的政府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这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科研攻关项目，我国政府有关方面的统计是“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请无论如何记住一点，在政府机构的人员中，公务员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财政饭有三层意思，第一种财政饭是国家法理许可的财政拔款，比如公务员的部分账面工资就是合法的吃“财政饭”。第二种财政饭是政府有关规定赋予的“自收自支”权利而获取的，如工商，城管等部门。第三种财政饭是法理法规皆不许可,但却被社会完全默认的财政来源，也就是每一个政府部门皆在干着的乱收费乱经营搞实业拿干股，这是政府默许的潜规则范围内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有一点要指出，以上三种政府收入皆是被社会默许的财源，与贪污受贿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些数据就能够大致得出中国老百姓需要赡养的人员总数了吗？绝对不是。比如国有企业（可以依此来类推政府情况），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借调”人员——“借调”人员不属于编制内，但实际就是靠他们干活的员工，这些人都是隐身人，不在正常的统计报表内，但数量惊人。再如，在城市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突然出现，上面跳下来几个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和不穿制服的农民工，一阵鸡飞狗跳后，在城管部队的指挥下，农民工将缴获的战利品搬上汽车扬长而去，这城管部队是法律不承认，但可以吃部分财政饭的人员，而这种农民工就是俗称“白员”中的最贱层。高级的白员是小有头面的小官员的家属们，他们被安插在政府各衙门里，活得绝对不比一般政府小职员差，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拟似“白员”群体，比如交警部门的暂扣车辆停车场，很多交警部门的停车场都是由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管理”的，可以疏通他们来要回自己被扣的车辆，这些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
举这些例子目的很简单：中国除了包括600万公务员在内的，在党政机关中“国有”身份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外，政府机构里还有很多很多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甚至比公务员的数量不知要多了几倍。其实中国那些行业协会也是属于吃自收财政饭的群体，因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有威慑力来获取利益还是靠政府这张老虎皮给予的权力。
现在人们应该有个大致的印象了，中国除了四千多万国家承认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属於潜规则范围内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实在没有能力得出他们的实际数量，但一两千万人总是要有的，这个数字还相当保守。请注意，农村这块地方还没计算呢，根据官方数字，1995年，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还不包括700万村官，又说是500万村官。
用多少钱来供养政府职员这是一个科研难题。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37亿，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近五万亿元，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的估计，中国2007年实际财政收入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不知道这些蛋糕怎么分配，但可以用其他一些数据以分析：“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约为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266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1500亿，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由这些被供养的公务人员所消耗；国家预算收入、有统计的预算外5000亿收入、没有被统计的3000亿预算外收入，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 %，由被供养的行政公务人员所消耗，而中国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这都是官方的数据。从以上的官方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被政府人员消耗掉了。
以官方认可的6百多万金牌公务员为例，这些人一年实际要花多少钱供养？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台湾），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那么由此推类：全国各地就至少有一千多个省级干部，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至于京城及军队有多少高级低级干部我就不能得知了。
现在沿海地区政府部门里一般职员年收入十万元是很平常的，属于中低收入，很多发达地方的政府普通公务员年收入二十万元也极普遍。这是合法的收入，是基本可以拿出来晒工资的收入。但养一个公务员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需要供养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说，国家除了没给政府职员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必须提供的，举些小例子：比如很多即使是普通公务员的家庭基本上都是不用开火做饭的。现在高调进行公车改革，交通费也给了公务员们，可是来来去去还是都有车子接送，现在政府职员每月的车贴就比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只要是稍有点权力的公仆，他们家庭外出海吃海喝哪个是自己买单的？政府人员中买个床单都要开个发票去报销。在很多地方做几年公务员后要是不搞个几套房子那简直是丢人。至于那些村乡县市省等等的书记及某某长们，这些人及其家族一年需要多少财富来赡养？简直没法想像。
人们自己可以估算一下：一千多个省级干部及其家庭一年要花费多少钱供养？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及其家庭需要多少钱供养？十来万个县级干部及其家庭又需要多少钱供养？再统计全国好几百万金牌公务员又需要多少财富来为他们全方位服务？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上千万人员呢？还有三千余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有几百万村官一千多万乡村混饭吃的人员，还有千百万个政府雇佣的形形色色的白员……。可以说，中国国民收入的至少半数以上都装进了政府人员的口袋里。
中国就是一个超级二元社会，一部分相对数量很少但是绝对数量很庞大的中国人早已过上发达国家水准的生活，而其他中国人则是标准的贫穷中国的国民。
直到现在，和家乡村里老人聊天时他们常说：还是你们那时读书好，有分配。其实我读书时整个教育环境已经是末日狂花了，只不过我这等草民总算能够安家煳口，还算对得起父母养育之恩。我绝对不赞成“有分配”之说，但现在的农村确实又回到“读书无用”的时代了。
1980年代，那时有过“读书无用”的争论，不过那仅仅是针对一小部分群体而言的，比如对那时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还真的无用，反正总有工作，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往往还不如高中毕业直接分配的工作待遇好，如一些大型国企职工子弟等等。而对农村孩子而言，读书几乎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道路，那时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不高，除了极少数非常困难的家庭之外，都是可以供得起孩子读书的，那时中小学的学生流失也比较严重，原因多为他们学习成绩太差，实在不愿意再读。那时的教育总体环境也确实很差，但对农村孩子来说，只要你想读书，愿意读书，还是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而现在，首先要承认现在社会发财致富的机会应该说是大大的增加了，然而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发财总是少数人的机会，创业更是少数人的成功之路，比尔•盖兹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美国其他青年没有把握机会。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教育投资结果的感觉普遍是负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有大问题。而对于中国的平民来说，对教育投资的普遍感觉早已经是负数了。现在的读书成本究竟有多高早已有无数的计算版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国30年来高等教育学费上涨了25倍。可
在中国什么职业好？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水电气等等特殊国有企业单位。公务员是全民招聘的，事业单位等等职位也是招聘的，先统考再面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潜规则，凡去考试的人之前都找好关系了，这才去考试去面试，你要是连考试关都不过那就不好说了，考试可能是真，面试就是做个样子。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儿子的就业能力要靠老子掌握的权力来决定。今天的中国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某些大型国企等少数职业可以给你好的福利待遇之外，还有多少职业能够给予？不要太抱怨私有企业，一些私有企业确实是够黑的，但是就总体情况来说，他们要是按“规矩”办事的话，它们早就死完了。
可是，公务员这样的优厚职业现在基本上是给利益集团垄断了，官员世袭化，公务员世袭化。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现在大学生就业薪水竟然低到几百元的地步了，估计薪水低到如此地步的职业，恐怕也不可能给你各种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了。农村建筑工人中，木工瓦工这样的人一天工资是一百元，加班另算，还供三餐及住宿，而像牙塔里的黄金一代竟然比提泥桶的工人还凄惨。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一方面，中国获取国家权利的部门及企业的员工薪水之高令人乍舌，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利部门的员工生活水准已经达到或超过港台韩国这些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便宜得跟奴隶一样，因此而获得众多的外国投资。政府并且以此为荣，以中国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毕业后却只能获取几百元的薪水为荣。不得不佩服某些中国人的无耻程度，在这个国家里有数亿人迫切需要一个工作来养家煳口时，而喉舌竟然说用工紧缺，要求民工不要过分挑剔，而就在如此低廉的劳动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层出不穷的奴隶黑窑工事件出现。
读十几年书能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倾家荡产，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学校甚至靠检垃圾桶里的食品生活，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毕业即失业，毕业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不时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将平民翻身的机会彻底堵死，而现在的现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晋昇机会已经基本被堵死，贫民永远是贫民，官员永远是官员。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几年前就有正式披露：中国大陆银行体系存款中的80%，集中由20%的存户持有。但国家统计的数据：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
什么叫没有解决温饱？就是还没有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肚子保持饿着，身体保持冻着。那些一年收入不到9百元的8千多万农民，他们的财富基本为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的财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两亿多每天收入在一美圆以下的人，他们拥有的财富也是极其微薄的，中国有九亿农民，其中也有人生活富裕，但是大多数人的状况可以用三个字表达：还活着。也就是勉强使自己的生活运转着，为了这种“运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打工或者在自己那点土地上拼死拼活的刨食，这里面有多少艰辛和血泪已经不需要再重复，城市里的贫民也许还有可以安慰之处，他们或多或少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国家救济和照顾，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一般的估计在3千万左右。孩子缀学厉害，主要是因为学费太高，很多家庭觉得供不起读书更划不来，农民如果生大病多数去医院治疗几天之后一般也就出院了，撑一天算一天。
从以上分析得知：中国近十四亿人口中有一亿人属于被遗忘的群体，这个世界与他们无关，有一亿人基本不存在拥有财富问题，也就是说“财富”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他们，还有至少四亿人不存在“购买”能力，他们仅仅能保证煳口，商品生产者完全不必考虑他们的消费能力，有一定购买力的是其余近八亿人口。
对中国阶层的分类是这样的：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惊人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上万或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的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高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所以，中国有六亿人拥有的财富微乎其微，几亿平民阶层拥有的财富肯定不及第一第二个阶层所拥有财富的总和多，中国的主要财富掌握在前三个阶层的手里。
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身虽然是有调节社会资源的效率，使分配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的作用，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机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很多先天的制度上的缺陷，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在公共权利、政治体制方面没有做到同步的发展或者实行相匹配的改革措施，那有可能出现很多的灰色地带，使得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更加难以解决，以至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许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靠市场机制本身解决贫富悬殊或者是贫富差异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政府更多地在税收分配体制方面加以介入或者干预，来调节社会分配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更多地通过健全税收体制，在贫富收入出现差异的时候进行调节。比如可以通过增加高收入人群纳税，如房产税、资本所得税、遗产税等，包括收益、利益、利息所得税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实现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尽可能缩小贫富差异。
同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法，对社会当中的底层收入人群进行补贴和转移支付。如对于特别贫困的家庭和个人在财政方面给予支持，在子女就业、住房、工作机会当中有补贴或者是补助金。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弥补由于市场本身所带来的在贫富差异方面的问题。同时，加强法制，以打击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在政府体制改革和公共权利改革方面，需要下更大的力气，以杜绝腐败的通道和渠道。
现在不仅贪污受贿的案件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而且贪污受贿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隐秘，从过去简单的行贿受贿发展成更多通过第三方，也就是代理人，包括家里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相关的代理人开办的公司来进行寻租和收取贿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机制性腐败”、“潜规则”。由于在制度环节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反而扰乱了分配秩序，使得市场分配的机制失灵，更多的社会资源向既得利益群体，或者是权力相关群体汇集，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
简单地把贫富悬殊、贫富差异归结于市场经济改革之错，这种论断是不成立的；同样简单地把贫富悬殊归纳为政治腐败，这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上述几方面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们未来对贫富悬殊、贫富差异的调节会困难重重。因为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特别是在它发展的原生态的教育之下，收入分配确实是在资本发展早期被忽视的，所以才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血淋淋的”这样的形容。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对于社会公平方面的欠缺，所以更多是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方式来解决问题，尽可能地调整收入分配当中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生活在当前的中国，我们应该意识到，由于经济发展的层次差别很大，人口各方面先天的素质差异也很大，所以强调回到过去完全吃大锅饭、公平这样的思路是不可取的，也是回不了头的。但是必须考虑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兼顾到贫富差异的问题，特别要强调贫富差异在解决过程当中，思路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或者是平均化、大锅饭这样的模式，而是要给每个人公平发展的机会。
对于社会当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政府应该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这种手段来进行调节。在正常状况之下，在税收这个环节当中就应该对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差别对待。而对中国来说，目前特别有意义的或者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灰色收入、寻租方面的问题。
贫富差异问题的解决，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乎人们勤劳致富或者是先富起来，最痛恨和讨厌的是不公平的手段，如通过垄断或者掠夺的方式取得不合理的收入和财富，这是老百姓不愿意接受的。
这种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是需要从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权力的制度方面包括执行体制方面进行改变，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贫富差异的发展势头遏制住，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公共行政权力的体制改革，把贫富悬殊的问题进一步缩小到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当中。
当然，这一切的主旨，主要是要考虑到给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不是简单地以财富的多少作为一个比较差异。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去考虑在社会当中营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有公平发展、成长的机会，包括教育、工作、事业发展、社会地位的上升等方面的一系列公平发展的机会，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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