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1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八 “特大喜讯”
进京朝圣（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
(接上期)
红卫兵进京朝圣并没有组织，但受到极大的鼓励，享受免费提供的食物、住宿和交通工具。两天后，我和学校“接待站”的另外五位姑娘就乘火车离开了成都。当火车嘘嘘地喷着白烟驶向北方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摆脱不开为父亲担忧的阴影。窗外是广阔的成都平原，一些稻子还是金黄金黄的，另一些已收割，露出一块块黑色泥土，好像一大幅拼花织锦。城里的动乱对农村的影响很小，尽管毛夫人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风点火，但是毛并未全力支持她，因为他很清楚：老百姓得先有饭吃，才可能去“闹革命”。而且，农民也都明白，如果他们像城里人那样停止生产跑去闹革命，第一个挨饿的就是他们自己，几年前的大饥荒就是前车之鉴。绿竹环绕的农舍看上去仍然十分安宁，像田园牧歌。绿竹丛顶端隐约可见的烟囱上，缕缕炊烟缠绵着，由微风轻轻地摇散。文革开始还不到五个月时间，我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我凝视着静静的田野，让忧郁笼罩着我。庆幸是，此刻我不必担忧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我同行的五位女孩子都没有挑剔别人的嗜好，和她们在一起，我感到很轻松。
富庶的成都平原景色很快就被连绵起伏的低丘所取代，西边的雪山顶在远方闪闪发亮。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在秦岭隧道里进进出出，秦岭像一座天然屏障把四川与中国北部隔开，西藏在四川西面，险峻的长江三峡在东部，南面被长期视为蛮夷之地。所以自古以来，四川总是自成一体，四川人也素有独立精神之名声。（此处删去一句）。
过了秦岭，窗外骤然是另一番风情：柔和的绿野变成了苍凉的黄土地。成都平原的草屋也变成一排排山边掘出的窑洞。就是在这样的窑洞里，父亲度过了五年岁月。火车距延安只有一百哩，毛泽东长征后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指挥中心。在延安父亲编织了他的梦，变成了忠实的共产党员。想到他，我的眼睛湿润了。
火车连续行驶了两天一夜，列车员不断跑来对我们说：他们很羡慕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了。北京站前是一幅巨大的标语：“欢迎你们，毛主席的客人！”这时虽然已是午夜，站前广场仍被照得如同白昼。探照灯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扫来扫去，大家都戴着红袖套，说着相互不懂的方言，又笑又叫又吵。背景是北京站，它是一所巨大敦实的苏联式建筑，唯一的中国特色是两边钟楼上的仿古大屋顶。
我半醒半睡、跌跌撞撞地走入探照灯下的人群里，面对这种现代化建筑物的浮华、宏伟和闪亮的大理石，感到惊叹，我过去常见的是传统暗色的木柱及粗糙的砖墙。出站后，我回过头来，一股激动的情绪霍然涌起，我看到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挂在建筑物的中心，下面是毛手书的三个金色大字“北京站。”
扩音器引导我们来到站前广场一角“接待站”。就像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北京干部们被派来为串联的红卫兵安排食宿。住宿安排在大学、中学、招待所里，甚至机关办公室也腾出来。在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后，我们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公共汽车载我们过去，到达后，通知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安顿数百万年轻人的工作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他还得处理国家繁杂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不会管这些事的。要是当时没有周恩来或其他这样的人物来管理国家，中国经济及文化大革命都可能会垮掉。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重要性，所以明令大家不准攻击周。
我们六位姑娘都很严肃，来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见毛泽东。不幸的是。我们刚好错过了他第五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怎么办呢？观光游览是不算革命的，所以我们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清华校园里抄大字报上。毛泽东说旅行是串联，目的是“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我们得把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抄下来带回成都。
事实上，客观条件也使我们无法观光：大学远在郊区，离市中心有十哩之遥。而每辆公共汽车都挤得满满的，门上吊着、顶上爬着都是人。尽管如此，我们还得为不出去玩耍找个革命的理由。
校园的生活极不舒服，时至今日我似乎仍能闻到当年我们的房间来自走廊那头厕所的臭味，由于下水道不通，洗脸糟流不下去的脏水和便池的屎尿都溢出来，淌满了瓷砖地。多亏厕所有个门坎，污水屎尿不致流到走廊上。学较管理机关陷于瘫痪，没人来修理。可是农村来的学生还在使用这些厕所，他们已习惯于和粪便打交道。当他们拖泥带水走出厕所后，过道房间便留下一串臭哄哄的污迹。
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泽东似乎没有再发动另一次检阅的迹象。下意识里我们都急于摆脱这个肮脏的环境，于是决定先去上海，参观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的诞生地，然后再赴湖南，瞻仰毛泽东的出生地。这都是“革命圣地”，不算游山玩水。
没想到旅程艰难万分，火车大爆满。在这段时期，高干子弟控制红卫兵的时代已结束了，因为他们自己的父辈已被攻击为“黑帮”、“走资派”。过去一直受压的“黑类”和“灰类”开始组成自己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串联。“红”变“黑”了，“黑”又变“红”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个美丽苗条年约十八岁的姑娘，有双非常大的黑眼球，长长的眼睫毛。一如惯例，我们见面就互通“家庭出身”。当我听见那位可爱的女孩子毫无窘态地报出自己出身“黑类”时，我简直惊呆了，她似乎完全确信我们这些“红”姑娘会友好待她。
当然，我们六个人原本就毫无斗气。我们的座位总是车上叽叽喳喳聊天的中心。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姑娘十八岁，也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大家称她“小胖子”，因为她实在是胖嘟嘟的。她笑得最多、最开心，具有一种深沉浑厚的歌剧般嗓音。她也爱唱歌，当然只唱毛泽东的语录歌和一些歌颂毛的歌曲。除此之外，所有的歌曲几乎都在十年文革中被禁止了。
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最愉快的日子。但是我心里仍挂念父亲，也时时感到旅途不适。火车上每一寸地都被占满了，行李架上、座位下都是人，厕所里也满满的，根本无法挤进去，只有朝圣的虔诚信念支撑着我们。
有一次，我急于小便。当时我靠窗坐着，被挤得紧贴着车壁，原为三个人的座位现在挤了五个人。经过一番不可思议的拼搏，我终于到了厕所，却发现根本不可能使用。就算坐在水箱盖上的男孩子愿意把他的脚从便桶盖子上抬起来一会儿，就算坐在他双脚之间的女孩子能被人抱起来让出便桶。我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下方便。他们不可能让出厕所到过道上去，那里也满是人。于是我又折腾一番挤回到座位。急得几乎掉出眼泪。结果越急就越憋不住，我吓得两腿发抖，决定到了下一站，无论如何得下到站台去上厕所。时间和火车行驶都好像是蜗牛行步，终于我们停在一个薄暮笼罩的小站上。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打开窗户，爬了出去。但返回时，我发现进不去了。
我可能是六个人当中最缺乏运动神经的一个。以往当我必须由窗户爬进火车时，一位朋友得到站台上把我托起来，别的人在车里全力接我。这一次，虽然有四个人合力在车上拉我，我仍无法把头和手肘伸入车窗。尽管当时是严冬季节，我还一个劲儿流汗。就在此时，火车缓缓启动了，恐慌万分的我四下张望，想找找有没有人可以托我一把。我的眼光落到一个瘦小、黑脸的男孩子身上，他正悄悄挨近我，但是他的目的却不是想帮我。
我的钱包放在外衣口袋里，在爬窗户时露了出来。那个男孩用两根指头把它夹就夹出来了。显然，他先前一直在等火车启动这个时机。我一下子哭了起来，那个男孩子愣住了。他看着我，露出踌躇的神色。然后，他很快把钱包又塞回我的衣袋，双手托起我的右腿，把我举起来。火车开始加速了，而我已爬上了车内桌面。
有了这次经历后，我对小扒手们总心怀同情。文革期间，当经济一团糟时，小偷到处都是。有一次，我全年的粮票被扒光。即便如此，每当我看到警察或别的人打小偷时，我就觉得揪心地难过。那位小站上的扒手比伪善的“社会栋梁”们表现更多的人性。
我们一共旅行了两千多哩，我从来没有这么疲惫不堪过。我们去了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修得像座博物馆。使我十分惊奇的是，毛家住宅看上去很宽大，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中的“受剥削”的贫苦农家。一幅巨大的毛泽东母亲照片下有一行注脚。说她很仁慈，因为毛家富有，她经常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这样说来，我们伟大领袖的父母原来竟是富农！但富农是“阶级敌人”呀！为何伟大领袖的父母是英雄，而其他富农是仇恨的对象？一连串闪现的问题把我吓坏了，我不敢往下想。
当我们于十一月中旬回到北京时，这里已是冰天雪地了。接待站已不再设在车站，站外面积太小，不足以容纳四面八方涌来、日益增加的年轻人。一辆卡车把我们载到一个公园。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站在雪地上不断跺脚，排队等待分配住宿。地上全是冰霜，坐也不能坐。我又累又倦，站着站着就打起盹来。我这个四川人是第一次见识到北方严寒气候，而且我是秋天离家的，没带任何冬衣。此时此刻，我真正体会到北风刺骨的滋味了。黑夜仿佛无止尽的漫长，队伍也一圈又一圈地绕着公园中心冰冻的湖。
指晓来了又去。我们仍在排队，我已筋疲力尽。天又黑了，我们才挪到接待窗口，分到了住处：中央戏剧学院。我们的房间以前是歌唱教室，现在地上铺着两排草垫，既没有床单，也没有枕头。一些空军军官来接待我们，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照料红卫兵的亲人”，并指导我们军训。我们为毛主席的这份关心感动得痛哭流涕。
军训对红卫兵来说，是个新发展。毛泽东此刻已决定刹住他造成的混乱局面。住在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被空军军官们编成了班、排、连、营，由他们指挥操练。我们几个姑娘和军官们关系处得很好，特别喜欢两位直接指挥我们的军官。按惯例，我们一见面就互相通报了家庭背景。连长是位北方农民，政治指导员生长在著名的园林城市——苏州，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一天，他们提议带我们六个人到动物园去，但要我们不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的吉普车装不下太多人。他们也暗示说他们不想制造一种坏印象：带我们去玩耍，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不想给他们惹麻烦，我们谢绝了，说“要一心一意闹革命”。结果那两位军官带来大包成都少见的大红苹果，还有冰糖葫芦——早有所闻的北京一大名产。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情，我们偷偷溜进他们的卧室，把他们的脏衣服收集起来，清洗干净。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使尽全身力气对付在冰冷的水里又硬又重的卡其布军服。姑娘们帮战士洗衣服是许多书籍、文章、歌曲和舞蹈的题材。原因是毛泽东要“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上上下下都要像军队那样服从他、于是学习军人与爱军宣传齐头并进。
我甚至洗了他们的内裤，但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过丝毫性的念头。大概很多我这一代的中国姑娘都被政治激变所支配，无从发展青春性意识。当然，并非人人如此。没有家长的管束，有些少男少女便自由放纵。回到成都时，我听说以前的一位同学自杀了。她是位俊俏的十五岁女孩子，和一些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一起去各地串联。她和同伴在途中发生了性关系，回家后发现怀了孕。她被父亲毒打了一顿，左邻右舍以鄙视的目光对待她，红卫兵战友也在背后说长道短。她无法忍受，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张字条，说她“没脸见人”。这种封建的羞耻观本应是文化革命的真正目标，（此处删去一句）却没有列在要红卫兵破除的“四旧”之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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