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1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八 「特大喜訊」
進京朝聖（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
(接上期)
紅衛兵進京朝聖並沒有組織，但受到極大的鼓勵，享受免費提供的食物、住宿和交通工具。兩天後，我和學校「接待站」的另外五位姑娘就乘火車離開了成都。當火車噓噓地噴著白煙駛向北方時，我的心情既興奮，又擺脫不開為父親擔憂的陰影。窗外是廣闊的成都平原，一些稻子還是金黃金黃的，另一些已收割，露出一塊塊黑色泥土，好像一大幅拼花織錦。城裡的動亂對農村的影響很小，儘管毛夫人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不斷煽風點火，但是毛並未全力支持她，因為他很清楚：老百姓得先有飯吃，才可能去「鬧革命」。而且，農民也都明白，如果他們像城裡人那樣停止生產跑去鬧革命，第一個挨餓的就是他們自己，幾年前的大飢荒就是前車之鑒。綠竹環繞的農舍看上去仍然十分安寧，像田園牧歌。綠竹叢頂端隱約可見的煙囪上，縷縷炊煙纏綿著，由微風輕輕地搖散。文革開始還不到五個月時間，我的世界已經完全變了樣！我凝視著靜靜的田野，讓憂鬱籠罩著我。慶幸是，此刻我不必擔憂被批評為「小資產階級情調」，和我同行的五位女孩子都沒有挑剔別人的嗜好，和她們在一起，我感到很輕鬆。
富庶的成都平原景色很快就被連綿起伏的低丘所取代，西邊的雪山頂在遠方閃閃發亮。過了一段時間，我們開始在秦嶺隧道里進進出出，秦嶺像一座天然屏障把四川與中國北部隔開，西藏在四川西面，險峻的長江三峽在東部，南面被長期視為蠻夷之地。所以自古以來，四川總是自成一體，四川人也素有獨立精神之名聲。（此處刪去一句）。
過了秦嶺，窗外驟然是另一番風情：柔和的綠野變成了蒼涼的黃土地。成都平原的草屋也變成一排排山邊掘出的窯洞。就是在這樣的窯洞里，父親度過了五年歲月。火車距延安只有一百哩，毛澤東長征后在那裡建立了他的指揮中心。在延安父親編織了他的夢，變成了忠實的共產黨員。想到他，我的眼睛濕潤了。
火車連續行駛了兩天一夜，列車員不斷跑來對我們說：他們很羡慕我們就要見到毛主席了。北京站前是一幅巨大的標語：「歡迎你們，毛主席的客人！」這時雖然已是午夜，站前廣場仍被照得如同白晝。探照燈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掃來掃去，大家都戴著紅袖套，說著相互不懂的方言，又笑又叫又吵。背景是北京站，它是一所巨大敦實的蘇聯式建築，唯一的中國特色是兩邊鐘樓上的仿古大屋頂。
我半醒半睡、跌跌撞撞地走入探照燈下的人群里，面對這種現代化建築物的浮華、宏偉和閃亮的大理石，感到驚嘆，我過去常見的是傳統暗色的木柱及粗糙的磚牆。出站后，我回過頭來，一股激動的情緒霍然湧起，我看到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掛在建築物的中心，下面是毛手書的三個金色大字「北京站。」
擴音器引導我們來到站前廣場一角「接待站」。就像其他中國城市一樣，北京幹部們被派來為串聯的紅衛兵安排食宿。住宿安排在大學、中學、招待所里，甚至機關辦公室也騰出來。在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后，我們被分配到清華大學。公共汽車載我們過去，到達后，通知我們在學校食堂吃飯。安頓數百萬年輕人的工作是由周恩來親自負責，他還得處理國家繁雜的日常工作，毛澤東不會管這些事的。要是當時沒有周恩來或其他這樣的人物來管理國家，中國經濟及文化大革命都可能會垮掉。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的重要性，所以明令大家不準攻擊周。
我們六位姑娘都很嚴肅，來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見毛澤東。不幸的是。我們剛好錯過了他第五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怎麼辦呢？觀光遊覽是不算革命的，所以我們把全部時間都花在清華校園裡抄大字報上。毛澤東說旅行是串聯，目的是「交流文化大革命經驗」，我們得把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抄下來帶回成都。
事實上，客觀條件也使我們無法觀光：大學遠在郊區，離市中心有十哩之遙。而每輛公共汽車都擠得滿滿的，門上弔著、頂上爬著都是人。儘管如此，我們還得為不出去玩耍找個革命的理由。
校園的生活極不舒服，時至今日我似乎仍能聞到當年我們的房間來自走廊那頭廁所的臭味，由於下水道不通，洗臉糟流不下去的髒水和便池的屎尿都溢出來，淌滿了瓷磚地。多虧廁所有個門坎，污水屎尿不致流到走廊上。學較管理機關陷於癱瘓，沒人來修理。可是農村來的學生還在使用這些廁所，他們已習慣於和糞便打交道。當他們拖泥帶水走出廁所后，過道房間便留下一串臭哄哄的污跡。
一個星期過去了，毛澤東似乎沒有再發動另一次檢閱的跡象。下意識里我們都急於擺脫這個骯髒的環境，於是決定先去上海，參觀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的誕生地，然後再赴湖南，瞻仰毛澤東的出生地。這都是「革命聖地」，不算遊山玩水。
沒想到旅程艱難萬分，火車大爆滿。在這段時期，高幹子弟控制紅衛兵的時代已結束了，因為他們自己的父輩已被攻擊為「黑幫」、「走資派」。過去一直受壓的「黑類」和「灰類」開始組成自己的紅衛兵，也參加了串聯。「紅」變「黑」了，「黑」又變「紅」了。我記得有一次在火車上碰到一個美麗苗條年約十八歲的姑娘，有雙非常大的黑眼球，長長的眼睫毛。一如慣例，我們見面就互通「家庭出身」。當我聽見那位可愛的女孩子毫無窘態地報出自己出身「黑類」時，我簡直驚呆了，她似乎完全確信我們這些「紅」姑娘會友好待她。
當然，我們六個人原本就毫無鬥氣。我們的座位總是車上嘰嘰喳喳聊天的中心。我們之中最年長的姑娘十八歲，也是最受歡迎的人物，大家稱她「小胖子」，因為她實在是胖嘟嘟的。她笑得最多、最開心，具有一種深沉渾厚的歌劇般嗓音。她也愛唱歌，當然只唱毛澤東的語錄歌和一些歌頌毛的歌曲。除此之外，所有的歌曲幾乎都在十年文革中被禁止了。
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最愉快的日子。但是我心裏仍挂念父親，也時時感到旅途不適。火車上每一寸地都被佔滿了，行李架上、座位下都是人，廁所里也滿滿的，根本無法擠進去，只有朝聖的虔誠信念支撐著我們。
有一次，我急於小便。當時我靠窗坐著，被擠得緊貼著車壁，原為三個人的座位現在擠了五個人。經過一番不可思議的拼搏，我終於到了廁所，卻發現根本不可能使用。就算坐在水箱蓋上的男孩子願意把他的腳從便桶蓋子上抬起來一會兒，就算坐在他雙腳之間的女孩子能被人抱起來讓出便桶。我也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下方便。他們不可能讓出廁所到過道上去，那裡也滿是人。於是我又折騰一番擠回到座位。急得幾乎掉出眼淚。結果越急就越憋不住，我嚇得兩腿發抖，決定到了下一站，無論如何得下到站台去上廁所。時間和火車行駛都好像是蝸牛行步，終於我們停在一個薄暮籠罩的小站上。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我打開窗戶，爬了出去。但返回時，我發現進不去了。
我可能是六個人當中最缺乏運動神經的一個。以往當我必須由窗戶爬進火車時，一位朋友得到站台上把我托起來，別的人在車裡全力接我。這一次，雖然有四個人合力在車上拉我，我仍無法把頭和手肘伸入車窗。儘管當時是嚴冬季節，我還一個勁兒流汗。就在此時，火車緩緩啟動了，恐慌萬分的我四下張望，想找找有沒有人可以托我一把。我的眼光落到一個瘦小、黑臉的男孩子身上，他正悄悄挨近我，但是他的目的卻不是想幫我。
我的錢包放在外衣口袋裡，在爬窗戶時露了出來。那個男孩用兩根指頭把它夾就夾出來了。顯然，他先前一直在等火車啟動這個時機。我一下子哭了起來，那個男孩子愣住了。他看著我，露出躊躇的神色。然後，他很快把錢包又塞回我的衣袋，雙手托起我的右腿，把我舉起來。火車開始加速了，而我已爬上了車內桌面。
有了這次經歷后，我對小扒手們總心懷同情。文革期間，當經濟一團糟時，小偷到處都是。有一次，我全年的糧票被扒光。即便如此，每當我看到警察或別的人打小偷時，我就覺得揪心地難過。那位小站上的扒手比偽善的「社會棟樑」們表現更多的人性。
我們一共旅行了兩千多哩，我從來沒有這麼疲憊不堪過。我們去了韶山，參觀了毛澤東的故居，修得像座博物館。使我十分驚奇的是，毛家住宅看上去很寬大，一點兒也不像我想象中的「受剝削」的貧苦農家。一幅巨大的毛澤東母親照片下有一行註腳。說她很仁慈，因為毛家富有，她經常把糧食分給貧苦農民。這樣說來，我們偉大領袖的父母原來竟是富農！但富農是「階級敵人」呀！為何偉大領袖的父母是英雄，而其他富農是仇恨的對象？一連串閃現的問題把我嚇壞了，我不敢往下想。
當我們於十一月中旬回到北京時，這裏已是冰天雪地了。接待站已不再設在車站，站外面積太小，不足以容納四面八方湧來、日益增加的年輕人。一輛卡車把我們載到一個公園。整整一個晚上我們站在雪地上不斷跺腳，排隊等待分配住宿。地上全是冰霜，坐也不能坐。我又累又倦，站著站著就打起盹來。我這個四川人是第一次見識到北方嚴寒氣候，而且我是秋天離家的，沒帶任何冬衣。此時此刻，我真正體會到北風刺骨的滋味了。黑夜彷彿無止盡的漫長，隊伍也一圈又一圈地繞著公園中心冰凍的湖。
指曉來了又去。我們仍在排隊，我已筋疲力盡。天又黑了，我們才挪到接待窗口，分到了住處：中央戲劇學院。我們的房間以前是歌唱教室，現在地上鋪著兩排草墊，既沒有床單，也沒有枕頭。一些空軍軍官來接待我們，說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照料紅衛兵的親人」，並指導我們軍訓。我們為毛主席的這份關心感動得痛哭流涕。
軍訓對紅衛兵來說，是個新發展。毛澤東此刻已決定剎住他造成的混亂局面。住在中央戲劇學院的紅衛兵被空軍軍官們編成了班、排、連、營，由他們指揮操練。我們幾個姑娘和軍官們關係處得很好，特別喜歡兩位直接指揮我們的軍官。按慣例，我們一見面就互相通報了家庭背景。連長是位北方農民，政治指導員生長在著名的園林城市——蘇州，出身知識分子家庭。一天，他們提議帶我們六個人到動物園去，但要我們不告訴其他人，因為他們的吉普車裝不下太多人。他們也暗示說他們不想製造一種壞印象：帶我們去玩耍，偏離了「文化大革命」。由於不想給他們惹麻煩，我們謝絕了，說「要一心一意鬧革命」。結果那兩位軍官帶來大包成都少見的大紅蘋果，還有冰糖葫蘆——早有所聞的北京一大名產。為了報答他們的盛情，我們偷偷溜進他們的卧室，把他們的臟衣服收集起來，清洗乾淨。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自己是如何使盡全身力氣對付在冰冷的水裡又硬又重的卡其布軍服。姑娘們幫戰士洗衣服是許多書籍、文章、歌曲和舞蹈的題材。原因是毛澤東要「全國人民學解放軍」，上上下下都要像軍隊那樣服從他、於是學習軍人與愛軍宣傳齊頭並進。
我甚至洗了他們的內褲，但我的腦子裡從來沒有過絲毫性的念頭。大概很多我這一代的中國姑娘都被政治激變所支配，無從發展青春性意識。當然，並非人人如此。沒有家長的管束，有些少男少女便自由放縱。回到成都時，我聽說以前的一位同學自殺了。她是位俊俏的十五歲女孩子，和一些來自北京的紅衛兵一起去各地串聯。她和同伴在途中發生了性關係，回家后發現懷了孕。她被父親毒打了一頓，左鄰右舍以鄙視的目光對待她，紅衛兵戰友也在背後說長道短。她無法忍受，上吊自殺了，留下一張字條，說她「沒臉見人」。這種封建的羞恥觀本應是文化革命的真正目標，（此處刪去一句）卻沒有列在要紅衛兵破除的「四舊」之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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