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8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十七 “你要我们的孩子变成黑五类吗？”
父母进退两难（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月）
但是家已不再是避风港。父母显得心事重重，几乎没注意到我。父亲不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母亲不时地走进厨房，拿着塞得满满的字纸篓，把成团的稿纸往炉里塞。姥姥看上去好像预感到大祸临头，焦虑的眼神直跟着他们转。我提心吊胆地观察着大人的情绪，又不敢问。
父母亲没有告诉我几天前他们的一次谈话。他们坐在临街的面前，不远处的电线杆上架着扩音器，不停地呼喊毛泽东语录，特别是那句：“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些翻来覆去的叫声挑起了人们害怕的情绪，也掀起了某些人兴奋的情绪。扩音器还不时宣传红卫兵取得的胜利成果：他们又抄了多少“阶级敌人”的家，砸烂了多少“反革命狗头”。
父亲当时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血红的夕阳，良久，他才转身对着母亲慢慢地说：“我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但我相信现在所发生的事完全是错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人们连最基本的权利和保障都没有了，简直不堪设想。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有责任要阻止这一场灾难，我要写信给党中央，给毛主席。”在中国，除了向领导者上诉外，几乎没有其他反映民情、影响政策的渠道。现在又只有毛泽东可以改变局势，因而父亲只能向毛泽东上书。
母亲的经验告诉她，这样做非常危险。过去上书的人大多受到打击报复，还累及全家。但她一声不响，两眼盯着远处被夕阳染红的天空，竭力压抑自己既提心又生气又有怨说不清的复杂情感。最后，她说，“你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父亲答道：“这是场不寻常的大火，不知又会有多少人要遭殃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烧。”
母亲提高了嗓门，满是怨气地说：“好吧，好吗！你不要你的命了，你也不管你的妻子，这我知道。但是，你想过我们的孩子没有？你要是倒了楣，他们就是‘狗崽子’。你要我们的孩子变成‘黑五类’吗？”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话了，像在对自己说：“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子女，‘知否兴风狂啸者，回头犹看小於菟’吃人的野兽尚且如此，何况人乎？但是共产党员不比一般人，还要想想别人的孩子。这么多被整的人，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母亲站起来，走开了。她知道父亲已打定主意，再劝也没用。她独自一人时，才抽泣起来。
父亲开始写信了。他一遍遍地打草稿，又揉成团重写。他平时就认真得很，一个字、一个标点都要推敲半天，现在写这封信给毛泽东，更是非同小可，不仅要准确地表达他想说的话，还得小心翼翼地措辞，尽可能减少潜在的，特别是可能祸及全家的后果。换句话说，他的批评不能叫人看出是批评，他得罪不起毛泽东。
父亲早在六月份就开始考虑写这封信，那时省里抛替罪羊的浪潮已经掀翻了几位他的同事，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他自己也将要成为替罪羊。一天，我母亲在市中心一个显眼处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指名道姓说我父亲是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反对派。大字报上面主要批评的是两件事：一是去年冬天他抵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此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号角；二是他起草《四月意见》，力图把文革局限在纯学术讨论范围里，“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我母亲告诉父亲这张大字报时，他马上说这一定是省委领导指使的，因为这两件事只有省上少数几个领导知道。我父亲据此相信这些人已打定主意抛他出来做替罪羊了，当时成都各大学的学生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省上的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转达给大学生的讯息比中学生多，他们告诉大学生说毛泽东真正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共产党内握有权力的干部。大学生中高干子弟少，因为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结婚的，他们的孩子此时还不到上大学的年龄。所以大学生不必“保爹保娘”，乐意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干部。
四川省的权力核心虽然已被中学生无法无天的暴力行动弄得昏头转向，但大学生们的进攻才真正使他们心惊胆颤。他们觉得必须抛出一个够份量的替罪羊来安抚大学生。我父亲是四川文化领域负责人之一，这个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他向来以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而闻名。此刻正逢大家最需要全体一致服从时，他们觉得最好能把这个不听话的人打哑。
父亲的预感很快得到证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被召去参加四川省最有声望的大学——四川大学学生所召开的一个大会。大学生已经开始批斗校长、教授、系主任等，现在矛头又指向省上领导。这次大会名义上是省上领导听取学生的批评意见，在成都市最大的“锦江大礼堂”内（那时改名“东方红”）召开。省的领导干部齐齐一排坐在台上，台下挤得满满的。
学生们是来找碴的，大厅里的气氛不久就沸腾了起来。他们一边喊口号，挥旗帜，一边往台上冲。要抢麦克风控制会场。虽然我父亲并不是会议主持人，但是省领导却指定他控制混乱局面。当他和学生对峙时，别的领导人都一溜烟地走了。
中国官吏一般要保持一种不动声色、居高临下的威严。但我父亲却像个学生一样跟年轻人对吵，“你们到底是受过教育的学生，还是流氓？你们讲不讲道理？”可惜他的真诚、无官气并不为学生所欣赏，反而召来更多反对的口号声。事后，大字报、大标语马上攻击他“死硬顽固地镇压学生运动”。
这次大会成了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里程碑。四川大学红卫兵组织因此得名“川大八•二六”。以后“八•二六派”成了四川省文革两支主要势力之一，成员有数百万之多。
就在这次会议后，省上领导规定我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离家，理由是要保护他。我父亲明白他是先被故意抛给学生当靶子打，后又被软禁在家。他马上把这些遭遇加进给毛泽东的信里，一天夜晚，他流着眼泪，请求我母亲把信交到北京去，因为他已失去了自由。
我母亲原先并不赞成他写信，现在却改变了主意，原因是父亲就要成了替罪羊，孩子们也要变成“黑五类”，要吃苦受罪了。不管希望有多么渺茫，到北京去申诉是救丈夫和孩子的唯一办法，她答应父亲去送信。
八月的最后一天，父母房内的喧杂声使我从心神不定的午睡中惊醒。我踮着脚尖，悄悄走到父亲的书房门口，透过虚掩的门，我看见父亲站在正中央，几个人围着他。我认识这些人，他们是父亲宣传部里的工作人员，此刻看上去个个表情严厉，失去了平时的笑脸。我听见父亲说：“请代我感谢省委领导，感谢他们的关心。但是我不想躲起来，共产党不怕学生。”
他的语调虽然平静，但话里深藏的激动却使我害怕。这时一个男人大声说：“不过，张部长，你应该相信党组织。大学生会攻击你，他们不讲道理，还可能打你，党认为你应该转移到安全地方。这是党的决定，你知道共产党员要无条件服从。”
一阵沉默后，才听见父亲说：“好吧！我服从党的决定，我跟你们走。”此时，母亲问：“去哪里？”一个男人不耐烦地说：“党指示，不让其他人知道。”当父亲走出书房时，他看见我，就拉起我的手说：“爸爸要外出一段时间，听妈妈的话，做个好孩子。”
我和母亲随父亲走到楼下，朝大院门口走，沿途站着宣传部的干部。我的心怦怦乱跳，双脚就像踩在棉花堆上。父亲看上去激动不安，他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到他在颤动。我伸出另一只手抚摩他的手背。门外停着一辆汽车，车门打开者，显然是在等他。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坐前排，一个坐后排。母亲的脸紧绷着，但看起来并不慌乱。她注视着父亲的眼睛说：“我一定去北京。”父亲没有搂我，也没有拥抱母亲，就上车去了。中国人通常不在公共场合里拥抱、亲吻，即使是在非常时刻。
当时我不知道父亲被隔离了，只听说这次行动是保护他。
我那时才十四岁，还不懂得洞识虚伪手法。他们需要虚伪，是因为没打定主意拿我父亲怎么办。大多数像这样的带走人都不是由警察办的，来的人都是父亲部里的下属，凭的是省领导一句口头命令。
父亲刚一离开，母亲就把几件衣服塞进一只提包，说她要到北京去。父亲的信还是草稿，写得很潦草，满是涂改处。看见来人时，他加了几句话，就把信匆匆忙忙塞到母亲手里。
姥姥紧搂着四岁的弟弟小方哭了起来，我说我陪母亲去火车站。我们没时间等公共汽车，于是跳上一辆脚蹬三轮车。我又害怕又慌乱，母亲也没向我解释前因后果。她看上去很紧张、心事重重。当我小心翼翼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时，她只简短回答：到时就会明白。我想她一定是觉得太难解释清楚了，我也习惯了大人说我太小，有的事理解不了。母亲似乎在集中精神思索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也就不打搅她了。我没有看出来的是：她自己也正努力想从这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来。
就这样，我们沉默而紧张地坐在三轮车上，手握着手。母亲不断回头张望。她知道省上是不准她到北京去的，母亲让我陪她，就是担心可能出事，我好做个见证。到了车站，她买了张硬坐票，乘下一班车赴北京。由于第二天凌晨才发车，我们就坐在一间大棚子似的候车室板凳上过夜。
我蜷成一团靠着她，静静挨过这漫长的一夜。车站前的水泥地广场上，有几盏没有灯罩的路灯挂在木灯杆上，发出黯淡的光，映出地面上的一滩滩积水。那天上午刚下了一场雷雨，我只穿了件衬衫，现在冷了，母亲就用她的雨衣把我包起来。
夜深了，她要我睡一会儿，我太困了，头倒在她膝上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我感觉到她膝盖在抖动，把我摇醒了。抬起头来，只见两个身穿带帽雨衣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正低声说什么。我仍睡意朦胧，听不清楚他们的话，也看不出他们是男是女。只听见母亲平静、克制的声音，“那我就喊红卫兵。”那两人沉默了，相互低语一阵走开了，显然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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