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8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十七 「你要我們的孩子變成黑五類嗎？」
父母進退兩難（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月）
但是家已不再是避風港。父母顯得心事重重，幾乎沒注意到我。父親不是在房間里踱來踱去，就是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母親不時地走進廚房，拿著塞得滿滿的字紙簍，把成團的稿紙往爐里塞。姥姥看上去好像預感到大禍臨頭，焦慮的眼神直跟著他們轉。我提心弔膽地觀察著大人的情緒，又不敢問。
父母親沒有告訴我幾天前他們的一次談話。他們坐在臨街的面前，不遠處的電線杆上架著擴音器，不停地呼喊毛澤東語錄，特別是那句：「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些翻來覆去的叫聲挑起了人們害怕的情緒，也掀起了某些人興奮的情緒。擴音器還不時宣傳紅衛兵取得的勝利成果：他們又抄了多少「階級敵人」的家，砸爛了多少「反革命狗頭」。
父親當時若有所思地望著窗外血紅的夕陽，良久，他才轉身對著母親慢慢地說：「我無法理解文化大革命，但我相信現在所發生的事完全是錯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人們連最基本的權利和保障都沒有了，簡直不堪設想。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有責任要阻止這一場災難，我要寫信給黨中央，給毛主席。」在中國，除了向領導者上訴外，幾乎沒有其他反映民情、影響政策的渠道。現在又只有毛澤東可以改變局勢，因而父親只能向毛澤東上書。
母親的經驗告訴她，這樣做非常危險。過去上書的人大多受到打擊報復，還累及全家。但她一聲不響，兩眼盯著遠處被夕陽染紅的天空，竭力壓抑自己既提心又生氣又有怨說不清的複雜情感。最後，她說，「你這不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嗎？」
父親答道：「這是場不尋常的大火，不知又會有多少人要遭殃了，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火燒。」
母親提高了嗓門，滿是怨氣地說：「好吧，好嗎！你不要你的命了，你也不管你的妻子，這我知道。但是，你想過我們的孩子沒有？你要是倒了楣，他們就是『狗崽子』。你要我們的孩子變成『黑五類』嗎？」
父親沉思了一會兒，說話了，像在對自己說：「沒有人不愛自己的子女，『知否興風狂嘯者，回頭猶看小於菟』吃人的野獸尚且如此，何況人乎？但是共產黨員不比一般人，還要想想別人的孩子。這麼多被整的人，他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母親站起來，走開了。她知道父親已打定主意，再勸也沒用。她獨自一人時，才抽泣起來。
父親開始寫信了。他一遍遍地打草稿，又揉成團重寫。他平時就認真得很，一個字、一個標點都要推敲半天，現在寫這封信給毛澤東，更是非同小可，不僅要準確地表達他想說的話，還得小心翼翼地措辭，儘可能減少潛在的，特別是可能禍及全家的後果。換句話說，他的批評不能叫人看出是批評，他得罪不起毛澤東。
父親早在六月份就開始考慮寫這封信，那時省里拋替罪羊的浪潮已經掀翻了幾位他的同事，從那時起，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他自己也將要成為替罪羊。一天，我母親在市中心一個顯眼處看到一張大字報，上面指名道姓說我父親是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頭號反對派。大字報上面主要批評的是兩件事：一是去年冬天他抵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此文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號角；二是他起草《四月意見》，力圖把文革局限在純學術討論範圍里，「轉移鬥爭大方向」。
當我母親告訴父親這張大字報時，他馬上說這一定是省委領導指使的，因為這兩件事只有省上少數幾個領導知道。我父親據此相信這些人已打定主意拋他出來做替罪羊了，當時成都各大學的學生開始把鬥爭矛頭指向省上的領導人，中央文革小組轉達給大學生的訊息比中學生多，他們告訴大學生說毛澤東真正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共產黨內握有權力的幹部。大學生中高幹子弟少，因為大多數共產黨幹部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結婚的，他們的孩子此時還不到上大學的年齡。所以大學生不必「保爹保娘」，樂意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幹部。
四川省的權力核心雖然已被中學生無法無天的暴力行動弄得昏頭轉向，但大學生們的進攻才真正使他們心驚膽顫。他們覺得必須拋出一個夠份量的替罪羊來安撫大學生。我父親是四川文化領域負責人之一，這個領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擊目標，而且他向來以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而聞名。此刻正逢大家最需要全體一致服從時，他們覺得最好能把這個不聽話的人打啞。
父親的預感很快得到證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被召去參加四川省最有聲望的大學——四川大學學生所召開的一個大會。大學生已經開始批鬥校長、教授、系主任等，現在矛頭又指向省上領導。這次大會名義上是省上領導聽取學生的批評意見，在成都市最大的「錦江大禮堂」內（那時改名「東方紅」）召開。省的領導幹部齊齊一排坐在台上，台下擠得滿滿的。
學生們是來找碴的，大廳里的氣氛不久就沸騰了起來。他們一邊喊口號，揮旗幟，一邊往台上沖。要搶麥克風控制會場。雖然我父親並不是會議主持人，但是省領導卻指定他控制混亂局面。當他和學生對峙時，別的領導人都一溜煙地走了。
中國官吏一般要保持一種不動聲色、居高臨下的威嚴。但我父親卻像個學生一樣跟年輕人對吵，「你們到底是受過教育的學生，還是流氓？你們講不講道理？」可惜他的真誠、無官氣並不為學生所欣賞，反而召來更多反對的口號聲。事後，大字報、大標語馬上攻擊他「死硬頑固地鎮壓學生運動」。
這次大會成了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里程碑。四川大學紅衛兵組織因此得名「川大八•二六」。以後「八•二六派」成了四川省文革兩支主要勢力之一，成員有數百萬之多。
就在這次會議后，省上領導規定我父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離家，理由是要保護他。我父親明白他是先被故意拋給學生當靶子打，后又被軟禁在家。他馬上把這些遭遇加進給毛澤東的信里，一天夜晚，他流著眼淚，請求我母親把信交到北京去，因為他已失去了自由。
我母親原先並不贊成他寫信，現在卻改變了主意，原因是父親就要成了替罪羊，孩子們也要變成「黑五類」，要吃苦受罪了。不管希望有多麼渺茫，到北京去申訴是救丈夫和孩子的唯一辦法，她答應父親去送信。
八月的最後一天，父母房內的喧雜聲使我從心神不定的午睡中驚醒。我踮著腳尖，悄悄走到父親的書房門口，透過虛掩的門，我看見父親站在正中央，幾個人圍著他。我認識這些人，他們是父親宣傳部里的工作人員，此刻看上去個個表情嚴厲，失去了平時的笑臉。我聽見父親說：「請代我感謝省委領導，感謝他們的關心。但是我不想躲起來，共產黨不怕學生。」
他的語調雖然平靜，但話里深藏的激動卻使我害怕。這時一個男人大聲說：「不過，張部長，你應該相信黨組織。大學生會攻擊你，他們不講道理，還可能打你，黨認為你應該轉移到安全地方。這是黨的決定，你知道共產黨員要無條件服從。」
一陣沉默后，才聽見父親說：「好吧！我服從黨的決定，我跟你們走。」此時，母親問：「去哪裡？」一個男人不耐煩地說：「黨指示，不讓其他人知道。」當父親走出書房時，他看見我，就拉起我的手說：「爸爸要外出一段時間，聽媽媽的話，做個好孩子。」
我和母親隨父親走到樓下，朝大院門口走，沿途站著宣傳部的幹部。我的心怦怦亂跳，雙腳就像踩在棉花堆上。父親看上去激動不安，他握著我的手，我感覺到他在顫動。我伸出另一隻手撫摩他的手背。門外停著一輛汽車，車門打開者，顯然是在等他。車裡坐著兩個人，一個坐前排，一個坐後排。母親的臉緊繃著，但看起來並不慌亂。她注視著父親的眼睛說：「我一定去北京。」父親沒有摟我，也沒有擁抱母親，就上車去了。中國人通常不在公共場合里擁抱、親吻，即使是在非常時刻。
當時我不知道父親被隔離了，只聽說這次行動是保護他。
我那時才十四歲，還不懂得洞識虛偽手法。他們需要虛偽，是因為沒打定主意拿我父親怎麼辦。大多數像這樣的帶走人都不是由警察辦的，來的人都是父親部里的下屬，憑的是省領導一句口頭命令。
父親剛一離開，母親就把幾件衣服塞進一隻提包，說她要到北京去。父親的信還是草稿，寫得很潦草，滿是塗改處。看見來人時，他加了幾句話，就把信匆匆忙忙塞到母親手裡。
姥姥緊摟著四歲的弟弟小方哭了起來，我說我陪母親去火車站。我們沒時間等公共汽車，於是跳上一輛腳蹬三輪車。我又害怕又慌亂，母親也沒向我解釋前因後果。她看上去很緊張、心事重重。當我小心翼翼問她發生了什麼事時，她只簡短回答：到時就會明白。我想她一定是覺得太難解釋清楚了，我也習慣了大人說我太小，有的事理解不了。母親似乎在集中精神思索下一步該幹什麼，我也就不打攪她了。我沒有看出來的是：她自己也正努力想從這團亂麻中理出頭緒來。
就這樣，我們沉默而緊張地坐在三輪車上，手握著手。母親不斷回頭張望。她知道省上是不准她到北京去的，母親讓我陪她，就是擔心可能出事，我好做個見證。到了車站，她買了張硬坐票，乘下一班車赴北京。由於第二天凌晨才發車，我們就坐在一間大棚子似的候車室板凳上過夜。
我蜷成一團靠著她，靜靜挨過這漫長的一夜。車站前的水泥地廣場上，有幾盞沒有燈罩的路燈掛在木燈桿上，發出黯淡的光，映出地面上的一灘灘積水。那天上午剛下了一場雷雨，我只穿了件襯衫，現在冷了，母親就用她的雨衣把我包起來。
夜深了，她要我睡一會兒，我太困了，頭倒在她膝上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朦朧中我感覺到她膝蓋在抖動，把我搖醒了。抬起頭來，只見兩個身穿帶帽雨衣的人站在我們面前，正低聲說什麼。我仍睡意朦朧，聽不清楚他們的話，也看不出他們是男是女。只聽見母親平靜、克制的聲音，「那我就喊紅衛兵。」那兩人沉默了，相互低語一陣走開了，顯然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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