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7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六 “天不怕 地不怕”
毛的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月）
(接上期)
我从小就讨厌集体活动。现在，十四岁的我更讨厌这一切了。可是，我努力压抑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因为这有违毛主席的主张。我所受的教育是：思想一与毛的教导相冲突，就产生一种愧疚感。我不断告诫自己：要跟上新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不能理解时得努力改造自己。然而，尽管费了很大的努力，我仍拚命躲避红卫兵剪行人的长头发、窄裤管、裙子或敲掉半高跟鞋鞋跟等激烈活动。这些东西成了红卫兵攻击的目标，据说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头发也成了同学们批评的目标，我只好把它剪成齐耳根的短发，在责备自己“小资产阶级情调”之余，我为失去心爱的长辫而落泪。小时候，我的奶妈喜欢把我的头发梳成一根“冲天炮”。六十年代早期，我的头发盘成两个小抓髻，用一圈小绸花绕起来。早上，当我匆匆忙忙吃早饭时，姥姥或保姆会用慈爱的手给我梳头，我最喜欢粉红色的绸花。
一九六四年后，由于毛泽东号召朴实的生活方式和强调阶级斗争，我在裤子上打了补钉，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无产阶级化”。头发也梳成了规矩的两条辫子，没有了色彩鲜艳的绸花，那时留长发还没有受到指责。姥姥在剪我头发时，边剪边心疼地嘀咕。她的长发留了下来，因为她盘成髻，而且很少出门。
成都著名的茶馆也因“腐朽”受到了攻击。我不明白为什么，但也没有问。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学会了遇事不问为什么，许多中国人早就这样做了。四川的茶馆是个独特的去处，通常位于竹制丛中或一棵大树的华盖下，一圈竹椅围着低矮的方木桌，用了多年的竹椅仍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沏茶时，一撮茶叶投入茶杯里，开水倾注进去后，茶碟松松地盖在上面，蒸气透过缝隙飘逸而出，带来茉莉花或其他茶叶花的芳香。四川有很多种茶，仅茉莉花茶一种就有五级。
四川的茶馆犹如英国人的酒吧。人们，特别是老人，爱到这里来消磨时间，一口一口地吸着长烟袋，面前摆上一杯茶和一碟瓜子。提着开水壶的服务员奔忙于座位之间，从一两尺外准确无误地往客人杯中加开水。高手可以把水加到高于杯缘而不溢出来。我还是个孩子时，总是着迷地看着水从壶嘴划出一条弧线落入杯中。但是我很少被带去茶馆，它有一种安闲享乐的气氛，是我父母不赞成的。
就像欧洲的咖啡馆一样，四川茶馆也提供报纸，它们通常放在竹框内。有些顾客到茶馆阅读，但茶馆主要是一个会友、谈天、交流讯息以及闲言碎语的去处，有时也有合著竹板节拍说书的。
可能正是因为它的悠闲气息，坐茶馆的人没在搞革命，所以茶馆得关门。一天，我和几十个初中学生（大多数是红卫兵）来到一个坐落在锦江河畔的小茶馆。竹椅、方桌散布在一棵大槐树下，夏日微风吹来一股股花香。当我们沿着河岸高低不平的卵石路走近茶馆时，顾客们（大多数是男子）从棋盘上抬起头来。我们在树下停住，几个同学开始喊道：“起来！都起来！别在这个资产阶级的地方鬼混！”同年级的一位男孩子抓起就近桌子上的棋盘纸一角，猛然一扯，棋子撒了一地。
下棋的是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往前一冲，拳头也捏了起来。他的朋友忙拉了拉他的衣角，止住了他，两人默默俯下身去拣棋子。扯棋盘的男孩继续喊：“不许再下棋了！你们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弯腰抓起一把棋子就朝河里扔。
我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要对年长者有礼貌，但现在的革命好像要我们杀气腾腾。温文尔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我受的批评里就有这一条，这也是不让我入红卫兵的理由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目睹了人们因说“谢谢您”而遭攻击，说是“资产阶级虚伪”，文明礼貌快绝灭了。
当时在茶馆外，我可以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对这种横蛮无理的时髦说话方式感到羞愧不安，没有几个人跟着吵吵嚷嚷。一些人默默地在茶馆墙上和槐树干上张贴长方形标语。
顾客们开始静静地沿河岸散去。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一种失落感笼罩了我。几个月之前，这些成年人可能会摆摆手把这帮小孩子赶走，但现在他们知道毛泽东赋予红卫兵无上权力。后来我回想时，才明白好多孩子一定是因为能指挥大人而兴奋。不过，红卫兵并未享受到自我表达的真正自由，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是工具，一条口号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
当然，一九六六年八月，站在河岸旁的我并没有想到这许多，只是感到迷惑。我和同学们一起走进茶馆，有的要经理关门，有的贴标语，顾客纷纷悄然离去。但在一个角落里，一位老人仍旧坐在他的桌子旁，平静地呷荼。我走到他身边，感到很窘，因为此刻我应按照红卫兵的规矩用一种权威式的口吻说话。他看了看我，又继续发出呷茶的声音。他有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像宣传画上典型的“工人阶级”。他的手使我想起一课短文里描绘的老农民的手：它们可以抓起多刺的木柴而不感到痛。
可能因这位老人自信无可挑剔的背景，或因他的高龄，或者他不把我放在眼里，反正他就是坐在那儿，不理会我。我鼓起勇气，小声地请求他：“请您离开，行吗？”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说：“去哪里？”“当然是回家。”我说。
这回他转过脸来看我了，声音有点激动，尽管话说得很轻：“家？什么家？我和两个孙子合住一间小屋子，我只有一个竹帘围起来的角落，只够放一张床。就这么大点。当孩子们回到家时，我就来这里找点清静。为什么你们连这个也不准？”他的话使我既震惊又惭愧，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竟然有这样狭小的家。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开了。
这家茶馆像四川其他茶馆一样关闭了十五年，一直到一九八一年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使它重新开了门。一九八五年，我和一位英国朋友去到那里，坐在那棵老槐村下。一位服务员过来用开水壶从两尺外给我们加水。周围的人们在下棋、聊天。这是那次回中国旅行中最愉快的时刻。
当林彪号召“破四旧”时，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也开始砸学校了。我们学校有两千多年历史，到处是古物。这些成了狂热分子攻击的目标。雕花屋檐的古老房顶被敲破，已成为乒乓室的孔庙大殿琉璃瓦屋顶也遭到同样命运。大庙前的那对大铜香炉被掀翻，一些男孩子朝里面撒尿。学生们拿着榔头和铁棒走上后花园的小石桥，打碎石栏杆上的小雕像玩。大操场一侧有一对长方形巨大石碑，约二十尺高，上面用漂亮的书法刻着孔子生平。现在，一根粗绳把它们捆了起来，两队学生使劲拉，要把它们拉倒。一两天也没拉动，因为地基太深。红卫兵只好从外面请来些工人沿着基座四周挖了两个大坑。当这两块碑终于在欢呼声中倒下时，后面的小路也被掀翻了。
所有我喜爱的东西都消失了。对我来说，最心疼的是图书馆。那些金色琉璃瓦屋顶、精致的雕花窗框、漆成蓝色的飞来椅……都被打得稀烂，书架也被推倒了。一些学生着了魔似地撕书取乐。然后，写上黑字的白纸条以×形贴在门上、窗上，以示查封。
书籍是毛泽东的“破”的主要目标。由于它们不是在最近几个月写的，没有在每页引用毛的语录，红卫兵宣布它们都是“毒草”。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已故鲁迅的作品外，大多数的书都付之一炬。（此处删去一句）焚书使中国失去了一大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即使有的书逃过红卫兵的手。后来也因为“读书无用”而成了人们炉里的燃料。
我们学校没有点燃焚书的火把。因为学校红卫兵头头是一位好学的学生，一位温文尔雅的十七岁男孩子。他当上红卫兵领袖是因为他父亲的地位，而不是他本人的野心。虽然他无法阻止普遍的破坏情形，但尽力保护了书籍。
虽然照规矩我应该参加“革命行动”，但跟大多数学生一样，我躲避开了。之所以能逃过是由于这些破坏行为不是有组织的，没有人强迫我们参加。我可以看得出来，许多学生不愿意做，但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劝阻。一些同学可能和我一样在压抑自己离经叛道的意识，训斥自己要改造思想。我们心里也都有数，任何异议都会给自己惹来大祸。
这时“批斗大会”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现象，多由情绪激昂的人群参加，会中少不了肉体折磨。在毛泽东亲自支持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带头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批斗了六十多位教授、系主任、校长。他们戴着涂写侮辱性口号的高帽子，脸上涂着黑墨，表示“黑帮”，身上也贴着标语，在地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批斗时，这些人由两名学生从后面揪住头发，狠狠地反扭双臂，好像要把骨头折断，这叫做“坐喷气式飞机”。此模式很快风靡全国，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都非有不可。
一次我被我们班的红卫兵叫去参加一个批斗大会。当我看见十几个老师被押上操场的台子，低着头，手臂被扭与“喷气式飞机”时，那种恐怖气氛使我在盛夏的午后感到浑身冰凉。不久，一些人被踢得跪在地上。另一些人，包括我的英文老师，一位年长、学者味十足的男子，被迫站在一条长而窄的长凳上。我的老师年龄大了，开始颤抖，重心不能保持平衡，终于摔了下来，前额被板凳的尖角划破。一个站在他旁边的红卫兵本能地伸手去扶他，但那位红卫兵大概马上发现自己“失态”，于是立即站直了身子，努力做出一副严厉的样子，握紧拳头，吼叫道：“滚上板凳去！”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对“阶级敌人”软弱。血顺着老师的前额往下流，在脸侧凝成血块。这些老师被指控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罪，但他们被押上台批斗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都是高级教师，属“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不然就是有些学生对他们怀有怨气。
在后来的年月里，我才得知我们学校的学生表现还算温和，因为四中是明星学校，学生多是用功读书和成绩优秀的。在一些性情较野的孩子集中的学校，有的老师被活活打死。在我的学校，我只亲眼见过一次打老师的情形。我的哲学老师对成绩较差的学生有时有点太严厉。有些学生恨她，就说她“道德败坏”，理由是她和她丈夫是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婚姻源自偶然一面。“一见钟情”也成了罪，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最封建、最“旧”的。男孩子们把老师带到一间办公室，说要对她“采取革命行动”——打人的代名词。他们动手前，特别要我到场，说：“当她看到你这个得意门生也来了，那才好呢！”我之所以被称作是她的得意门生，是因为她经常赞扬我。同学们也觉得我太软弱，需要接受“革命教育”。
那天小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我缩在外圈。一开始打老师时，有人用肘部碰我，要我到前排去打，我没理会。我的老师被前排的男孩子们用脚猛踢，躺在地上痛苦的翻滚，头发散乱着，哭着求他们住手。打她的男孩子则用冷冰冰的语调对她说：“现在你知道求饶了，你过去不是凶得很吗？现在好好求饶！”他们一边踢她，一边令她向大家磕头，并喊：“请革命小将们饶我一命！”磕头求饶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老师坐了起来，茫然地看着前面。我从她披散在脸上的乱发中，看到她的眼里是极度痛苦、绝望而木然的神情。她急促地喘气，脸色像死人一样铅灰。我转身溜了出去，好几位同学也离开了。背后传来口号声，声音有点儿勉强，想必是大家都害怕才喊口号壮胆，我加快步子逃走，一颗心怦怦乱跳，担心自己会被抓去挨打。但没有人追我，后来也没有受到惩罚。
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尽管我明显地缺乏热情，经常躲在家里，我也没有遇到麻烦。原因除了红卫兵本身组织松散外，还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根据“血统论”，我是“自来红”。虽然有些好斗的红卫兵对我不满，但我只是挨批评，没有人对我采取什么“革命行动”。
红卫兵把学生分为三大类：“红五类”、“黑五类”、“麻灰类”。“红五类”的人出身“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麻灰类”介于两者之间，是那些划不进两边的人。我那个年级本已按毛泽东的“阶级路线”招生了，所有学生理应是“红五类”了。但文革使得每个班级好像都得找些“坏人”作为革命对象，结果我的年级有十多个人成为“黑五类”或“麻灰类”。
我有个好朋友叫艾玲。我经常到她家去玩，和她家很熟。她的祖父是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全家过着优越的生活。他们的住宅宽大，有一个精巧的小花园，雅致又奢华——比我家的住所好得多。我特别为她家所收藏的古董所吸引，尤其是一套鼻烟壶，那是艾玲祖父二十年代在牛津大学留学时，从英国带回来的。
现在艾玲突然成了“黑五类”。我听说她同学抄了她家，砸烂了所有的古董，包括那些鼻烟壶，还用铜头皮带打她的父母和祖父。我第二天见到她时，她头上围着头巾：同学给她剃了个“阴阳头”，她只好把头发都剃光。她见到我时低头流泪，我觉得无能为力，找不到半句话来安慰她。
在我们班上，红卫兵召开会议，要大家自报家庭出身，以供分类。我说出“革命干部”时，大大松了口气。有三四个学生说他们的出身是“职员”，这其实也是“干部”。但按当时红卫兵规定，只有高干才算“革干”，一般干部不算。但界限不清，结果所有出身“职员”的孩子和一个父亲是营业员的女孩一块被班上的红卫兵划成“麻灰类”。会上宣布将监督他们打扫学校操场、厕所，他们得随时保持低头状，听从红卫兵的管教，还必须每天汇报思想和行动。
这些同学情绪一下子落了千丈，满脸颓丧，平素的激动和热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一位女同学低着头，眼泪一个劲地流。我们曾是朋友，会后，我走过去，想说点什么。她却抬起头来，满眼尽是愤恨。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走开了。我在校园内若有所失地走着。已是八月底了，栀子花开了，香味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与周围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黄昏降临时，我朝宿舍走去。突然看见四十码外教学大楼二楼一扇窗外有东西在晃动，紧接着传来沉闷的一响。由于面前柚子树杈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大群人朝那个方向跑。从混乱的骚动和惊叫声中，我判断出是有人跳楼了。
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眼睛，飞快跑回宿舍。我怕极了，脑里浮现出空中那一具模糊、扭曲的人形。我赶紧关上窗户，但人们紧张的嘈杂声仍透过薄薄的玻璃窗传来。
一位十七岁的女孩企图跳楼自杀。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是学校共青团的一名负责人，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雷锋的模范，她常做“好事”，为同学洗衣服、打扫厕所，还不断在学校里讲话，说她如何“听毛主席的话”。我常看见她和同学散步、谈话，显然是在对那些想入团的人“谈心”，脸上总是一副认真极了的表情；现在她却突然成了“黑五类”。其实，她的父亲是党员干部，在市政府里工作。但是她班上有些父亲职务较高的同学向来嫌她多事，讨厌她，眼下有了权，决定把她算成“黑五类”。几天来，她一直和其他“黑、麻”学生在一起，由红卫兵看管在操场除草。红卫兵为了羞辱她，剪掉了她美丽的黑发，把她的头剃成怪诞的秃子。那天晚上，她班上的红卫兵又训斥她和其他“黑、麻”类，她咽不下这口气，反驳他们说，她更忠于毛主席。有个男孩子甩了她一耳光，说她根本不配提忠于毛主席的话，她是阶级敌人。她跑到窗口，跳了下去。红卫兵在震惊之余，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她没有死，但终身残废。好几个月后，我在街上看到她时，她腋下夹着拐杖，双眼茫然。
在她跳楼那天晚上，我整夜无法入睡。一闭上眼，一个巨大、模糊的人形就在眼前晃动，浑身上下都是血，我吓得发抖。第二天，我跑去请病假，被批准了。现在似乎只有家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我只想能永远不出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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