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7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六 「天不怕 地不怕」
毛的紅衛兵（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月）
(接上期)
我從小就討厭集體活動。現在，十四歲的我更討厭這一切了。可是，我努力壓抑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因為這有違毛主席的主張。我所受的教育是：思想一與毛的教導相衝突，就產生一種愧疚感。我不斷告誡自己：要跟上新的革命理論與實踐，不能理解時得努力改造自己。然而，儘管費了很大的努力，我仍拚命躲避紅衛兵剪行人的長頭髮、窄褲管、裙子或敲掉半高跟鞋鞋跟等激烈活動。這些東西成了紅衛兵攻擊的目標，據說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頭髮也成了同學們批評的目標，我只好把它剪成齊耳根的短髮，在責備自己「小資產階級情調」之餘，我為失去心愛的長辮而落淚。小時候，我的奶媽喜歡把我的頭髮梳成一根「衝天炮」。六十年代早期，我的頭髮盤成兩個小抓髻，用一圈小綢花繞起來。早上，當我匆匆忙忙吃早飯時，姥姥或保姆會用慈愛的手給我梳頭，我最喜歡粉紅色的綢花。
一九六四年後，由於毛澤東號召樸實的生活方式和強調階級鬥爭，我在褲子上打了補釘，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加「無產階級化」。頭髮也梳成了規矩的兩條辮子，沒有了色彩鮮艷的綢花，那時留長發還沒有受到指責。姥姥在剪我頭髮時，邊剪邊心疼地嘀咕。她的長發留了下來，因為她盤成髻，而且很少出門。
成都著名的茶館也因「腐朽」受到了攻擊。我不明白為什麼，但也沒有問。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學會了遇事不問為什麼，許多中國人早就這樣做了。四川的茶館是個獨特的去處，通常位於竹制叢中或一棵大樹的華蓋下，一圈竹椅圍著低矮的方木桌，用了多年的竹椅仍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沏茶時，一撮茶葉投入茶杯里，開水傾注進去后，茶碟鬆鬆地蓋在上面，蒸氣透過縫隙飄逸而出，帶來茉莉花或其他茶葉花的芳香。四川有很多種茶，僅茉莉花茶一種就有五級。
四川的茶館猶如英國人的酒吧。人們，特別是老人，愛到這裏來消磨時間，一口一口地吸著長煙袋，面前擺上一杯茶和一碟瓜子。提著開水壺的服務員奔忙於座位之間，從一兩尺外準確無誤地往客人杯中加開水。高手可以把水加到高於杯緣而不溢出來。我還是個孩子時，總是著迷地看著水從壺嘴劃出一條弧線落入杯中。但是我很少被帶去茶館，它有一種安閑享樂的氣氛，是我父母不贊成的。
就像歐洲的咖啡館一樣，四川茶館也提供報紙，它們通常放在竹框內。有些顧客到茶館閱讀，但茶館主要是一個會友、談天、交流訊息以及閑言碎語的去處，有時也有合著竹板節拍說書的。
可能正是因為它的悠閑氣息，坐茶館的人沒在搞革命，所以茶館得關門。一天，我和幾十個初中學生（大多數是紅衛兵）來到一個坐落在錦江河畔的小茶館。竹椅、方桌散布在一棵大槐樹下，夏日微風吹來一股股花香。當我們沿著河岸高低不平的卵石路走近茶館時，顧客們（大多數是男子）從棋盤上抬起頭來。我們在樹下停住，幾個同學開始喊道：「起來！都起來！別在這個資產階級的地方鬼混！」同年級的一位男孩子抓起就近桌子上的棋盤紙一角，猛然一扯，棋子撒了一地。
下棋的是兩個年輕人，其中一個往前一衝，拳頭也捏了起來。他的朋友忙拉了拉他的衣角，止住了他，兩人默默俯下身去揀棋子。扯棋盤的男孩繼續喊：「不許再下棋了！你們不知道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他彎腰抓起一把棋子就朝河裡扔。
我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要對年長者有禮貌，但現在的革命好像要我們殺氣騰騰。溫文爾雅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我受的批評里就有這一條，這也是不讓我入紅衛兵的理由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目睹了人們因說「謝謝您」而遭攻擊，說是「資產階級虛偽」，文明禮貌快絕滅了。
當時在茶館外，我可以看到大多數同學都對這種橫蠻無理的時髦說話方式感到羞愧不安，沒有幾個人跟著吵吵嚷嚷。一些人默默地在茶館牆上和槐樹榦上張貼長方形標語。
顧客們開始靜靜地沿河岸散去。看著他們離開的身影，一種失落感籠罩了我。幾個月之前，這些成年人可能會擺擺手把這幫小孩子趕走，但現在他們知道毛澤東賦予紅衛兵無上權力。後來我回想時，才明白好多孩子一定是因為能指揮大人而興奮。不過，紅衛兵並未享受到自我表達的真正自由，從一開始，他們就只是工具，一條口號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我們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
當然，一九六六年八月，站在河岸旁的我並沒有想到這許多，只是感到迷惑。我和同學們一起走進茶館，有的要經理關門，有的貼標語，顧客紛紛悄然離去。但在一個角落裡，一位老人仍舊坐在他的桌子旁，平靜地呷荼。我走到他身邊，感到很窘，因為此刻我應按照紅衛兵的規矩用一種權威式的口吻說話。他看了看我，又繼續發出呷茶的聲音。他有一張滿是皺紋的臉，像宣傳畫上典型的「工人階級」。他的手使我想起一課短文里描繪的老農民的手：它們可以抓起多刺的木柴而不感到痛。
可能因這位老人自信無可挑剔的背景，或因他的高齡，或者他不把我放在眼裡，反正他就是坐在那兒，不理會我。我鼓起勇氣，小聲地請求他：「請您離開，行嗎？」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說：「去哪裡？」「當然是回家。」我說。
這回他轉過臉來看我了，聲音有點激動，儘管話說得很輕：「家？什麼家？我和兩個孫子合住一間小屋子，我只有一個竹簾圍起來的角落，只夠放一張床。就這麼大點。當孩子們回到家時，我就來這裏找點清靜。為什麼你們連這個也不準？」他的話使我既震驚又慚愧，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竟然有這樣狹小的家。我沒再說什麼，轉身走開了。
這家茶館像四川其他茶館一樣關閉了十五年，一直到一九八一年鄧小平的改革政策使它重新開了門。一九八五年，我和一位英國朋友去到那裡，坐在那棵老槐村下。一位服務員過來用開水壺從兩尺外給我們加水。周圍的人們在下棋、聊天。這是那次回中國旅行中最愉快的時刻。
當林彪號召「破四舊」時，我們學校的一些學生也開始砸學校了。我們學校有兩千多年歷史，到處是古物。這些成了狂熱分子攻擊的目標。雕花屋檐的古老房頂被敲破，已成為乒乓室的孔廟大殿琉璃瓦屋頂也遭到同樣命運。大廟前的那對大銅香爐被掀翻，一些男孩子朝裏面撒尿。學生們拿著榔頭和鐵棒走上後花園的小石橋，打碎石欄杆上的小雕像玩。大操場一側有一對長方形巨大石碑，約二十尺高，上面用漂亮的書法刻著孔子生平。現在，一根粗繩把它們捆了起來，兩隊學生使勁拉，要把它們拉倒。一兩天也沒拉動，因為地基太深。紅衛兵只好從外面請來些工人沿著基座四周挖了兩個大坑。當這兩塊碑終於在歡呼聲中倒下時，後面的小路也被掀翻了。
所有我喜愛的東西都消失了。對我來說，最心疼的是圖書館。那些金色琉璃瓦屋頂、精緻的雕花窗框、漆成藍色的飛來椅……都被打得稀爛，書架也被推倒了。一些學生著了魔似地撕書取樂。然後，寫上黑字的白紙條以×形貼在門上、窗上，以示查封。
書籍是毛澤東的「破」的主要目標。由於它們不是在最近幾個月寫的，沒有在每頁引用毛的語錄，紅衛兵宣布它們都是「毒草」。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已故魯迅的作品外，大多數的書都付之一炬。（此處刪去一句）焚書使中國失去了一大筆珍貴的文化遺產，即使有的書逃過紅衛兵的手。後來也因為「讀書無用」而成了人們爐里的燃料。
我們學校沒有點燃焚書的火把。因為學校紅衛兵頭頭是一位好學的學生，一位溫文爾雅的十七歲男孩子。他當上紅衛兵領袖是因為他父親的地位，而不是他本人的野心。雖然他無法阻止普遍的破壞情形，但儘力保護了書籍。
雖然照規矩我應該參加「革命行動」，但跟大多數學生一樣，我躲避開了。之所以能逃過是由於這些破壞行為不是有組織的，沒有人強迫我們參加。我可以看得出來，許多學生不願意做，但也沒有人敢站出來勸阻。一些同學可能和我一樣在壓抑自己離經叛道的意識，訓斥自己要改造思想。我們心裏也都有數，任何異議都會給自己惹來大禍。
這時「批鬥大會」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現象，多由情緒激昂的人群參加，會中少不了肉體折磨。在毛澤東親自支持下，北京大學的學生帶頭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批鬥了六十多位教授、系主任、校長。他們戴著塗寫侮辱性口號的高帽子，臉上塗著黑墨，表示「黑幫」，身上也貼著標語，在地上一跪就是幾個小時。批鬥時，這些人由兩名學生從後面揪住頭髮，狠狠地反扭雙臂，好像要把骨頭折斷，這叫做「坐噴氣式飛機」。此模式很快風靡全國，大大小小的批鬥會都非有不可。
一次我被我們班的紅衛兵叫去參加一個批鬥大會。當我看見十幾個老師被押上操場的檯子，低著頭，手臂被扭與「噴氣式飛機」時，那種恐怖氣氛使我在盛夏的午後感到渾身冰涼。不久，一些人被踢得跪在地上。另一些人，包括我的英文老師，一位年長、學者味十足的男子，被迫站在一條長而窄的長凳上。我的老師年齡大了，開始顫抖，重心不能保持平衡，終於摔了下來，前額被板凳的尖角劃破。一個站在他旁邊的紅衛兵本能地伸手去扶他，但那位紅衛兵大概馬上發現自己「失態」，於是立即站直了身子，努力做出一副嚴厲的樣子，握緊拳頭，吼叫道：「滾上板凳去！」他不想讓別人看到他對「階級敵人」軟弱。血順著老師的前額往下流，在臉側凝成血塊。這些老師被指控有各種稀奇古怪的罪，但他們被押上台批鬥的真正原因是他們都是高級教師，屬「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不然就是有些學生對他們懷有怨氣。
在後來的年月里，我才得知我們學校的學生表現還算溫和，因為四中是明星學校，學生多是用功讀書和成績優秀的。在一些性情較野的孩子集中的學校，有的老師被活活打死。在我的學校，我只親眼見過一次打老師的情形。我的哲學老師對成績較差的學生有時有點太嚴厲。有些學生恨她，就說她「道德敗壞」，理由是她和她丈夫是在公共汽車上認識的，婚姻源自偶然一面。「一見鍾情」也成了罪，這說明文化大革命其實是最封建、最「舊」的。男孩子們把老師帶到一間辦公室，說要對她「採取革命行動」——打人的代名詞。他們動手前，特別要我到場，說：「當她看到你這個得意門生也來了，那才好呢！」我之所以被稱作是她的得意門生，是因為她經常讚揚我。同學們也覺得我太軟弱，需要接受「革命教育」。
那天小辦公室里擠滿了人，我縮在外圈。一開始打老師時，有人用肘部碰我，要我到前排去打，我沒理會。我的老師被前排的男孩子們用腳猛踢，躺在地上痛苦的翻滾，頭髮散亂著，哭著求他們住手。打她的男孩子則用冷冰冰的語調對她說：「現在你知道求饒了，你過去不是凶得很嗎？現在好好求饒！」他們一邊踢她，一邊令她向大家磕頭，並喊：「請革命小將們饒我一命！」磕頭求饒是一個人最大的恥辱。老師坐了起來，茫然地看著前面。我從她披散在臉上的亂髮中，看到她的眼裡是極度痛苦、絕望而木然的神情。她急促地喘氣，臉色像死人一樣鉛灰。我轉身溜了出去，好幾位同學也離開了。背後傳來口號聲，聲音有點兒勉強，想必是大家都害怕才喊口號壯膽，我加快步子逃走，一顆心怦怦亂跳，擔心自己會被抓去挨打。但沒有人追我，後來也沒有受到懲罰。
在那些瘋狂的日子里，儘管我明顯地缺乏熱情，經常躲在家裡，我也沒有遇到麻煩。原因除了紅衛兵本身組織鬆散外，還因為我父親是個高級幹部，根據「血統論」，我是「自來紅」。雖然有些好鬥的紅衛兵對我不滿，但我只是挨批評，沒有人對我採取什麼「革命行動」。
紅衛兵把學生分為三大類：「紅五類」、「黑五類」、「麻灰類」。「紅五類」的人出身「工人、農民、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黑五類」出身「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麻灰類」介於兩者之間，是那些划不進兩邊的人。我那個年級本已按毛澤東的「階級路線」招生了，所有學生理應是「紅五類」了。但文革使得每個班級好像都得找些「壞人」作為革命對象，結果我的年級有十多個人成為「黑五類」或「麻灰類」。
我有個好朋友叫艾玲。我經常到她家去玩，和她家很熟。她的祖父是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全家過著優越的生活。他們的住宅寬大，有一個精巧的小花園，雅緻又奢華——比我家的住所好得多。我特別為她家所收藏的古董所吸引，尤其是一套鼻煙壺，那是艾玲祖父二十年代在牛津大學留學時，從英國帶回來的。
現在艾玲突然成了「黑五類」。我聽說她同學抄了她家，砸爛了所有的古董，包括那些鼻煙壺，還用銅頭皮帶打她的父母和祖父。我第二天見到她時，她頭上圍著頭巾：同學給她剃了個「陰陽頭」，她只好把頭髮都剃光。她見到我時低頭流淚，我覺得無能為力，找不到半句話來安慰她。
在我們班上，紅衛兵召開會議，要大家自報家庭出身，以供分類。我說出「革命幹部」時，大大鬆了口氣。有三四個學生說他們的出身是「職員」，這其實也是「幹部」。但按當時紅衛兵規定，只有高幹才算「革干」，一般幹部不算。但界限不清，結果所有出身「職員」的孩子和一個父親是營業員的女孩一塊被班上的紅衛兵劃成「麻灰類」。會上宣布將監督他們打掃學校操場、廁所，他們得隨時保持低頭狀，聽從紅衛兵的管教，還必須每天彙報思想和行動。
這些同學情緒一下子落了千丈，滿臉頹喪，平素的激動和熱情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的一位女同學低著頭，眼淚一個勁地流。我們曾是朋友，會後，我走過去，想說點什麼。她卻抬起頭來，滿眼儘是憤恨。我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就走開了。我在校園內若有所失地走著。已是八月底了，梔子花開了，香味好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與周圍的氣氛完全不協調。
黃昏降臨時，我朝宿舍走去。突然看見四十碼外教學大樓二樓一扇窗外有東西在晃動，緊接著傳來沉悶的一響。由於面前柚子樹杈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看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一大群人朝那個方向跑。從混亂的騷動和驚叫聲中，我判斷出是有人跳樓了。
我下意識地用手捂住眼睛，飛快跑回宿舍。我怕極了，腦里浮現出空中那一具模糊、扭曲的人形。我趕緊關上窗戶，但人們緊張的嘈雜聲仍透過薄薄的玻璃窗傳來。
一位十七歲的女孩企圖跳樓自殺。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是學校共青團的一名負責人，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和雷鋒的模範，她常做「好事」，為同學洗衣服、打掃廁所，還不斷在學校里講話，說她如何「聽毛主席的話」。我常看見她和同學散步、談話，顯然是在對那些想入團的人「談心」，臉上總是一副認真極了的表情；現在她卻突然成了「黑五類」。其實，她的父親是黨員幹部，在市政府里工作。但是她班上有些父親職務較高的同學向來嫌她多事，討厭她，眼下有了權，決定把她算成「黑五類」。幾天來，她一直和其他「黑、麻」學生在一起，由紅衛兵看管在操場除草。紅衛兵為了羞辱她，剪掉了她美麗的黑髮，把她的頭剃成怪誕的禿子。那天晚上，她班上的紅衛兵又訓斥她和其他「黑、麻」類，她咽不下這口氣，反駁他們說，她更忠於毛主席。有個男孩子甩了她一耳光，說她根本不配提忠於毛主席的話，她是階級敵人。她跑到窗口，跳了下去。紅衛兵在震驚之餘，趕緊把她送到醫院。她沒有死，但終身殘廢。好幾個月後，我在街上看到她時，她腋下夾著拐杖，雙眼茫然。
在她跳樓那天晚上，我整夜無法入睡。一閉上眼，一個巨大、模糊的人形就在眼前晃動，渾身上下都是血，我嚇得發抖。第二天，我跑去請病假，被批准了。現在似乎只有家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我只想能永遠不出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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