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日讯】消失的那两个席位
与前两届政治局常委会相比，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在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着的是人数九变七，以往实权很大、作恶甚多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失去了其常委席位，改由普通政治局委员兼任；另一个失去常委席位的角色是中央书记处原排名第一的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按常规，这个人也应该是中共人事组织系统的首脑，在换届之前他还应该是候任的“储君”。在前四届常委会里，这个席位分别属于胡锦涛（十四、十五届）、曾庆红（十六届）、习近平（十七届），但本届中央书记处里排名第一的书记变成了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首脑刘云山，而刘云山的前任李长春并无书记处的兼职。这意味着要么由刘云山一人担当原来由两个常委分担的职责，要么将由未搭上常委顺风车的原中组部长李源潮出任国家副主席、党校校长并分管中共人事组织系统。
政法委书记从常委会里走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谓釜底抽薪，既阻断了薄熙来一类地方实力派和周永康一类中央强硬派暗中结盟的可能性，也多少有助于减慢中国跑步进入“流氓国家”的速度。书记处第一书记兼国家副主席走人，则未必是好事，如果因此而导致宣传部门及其首脑刘云山扩权，便肯定是坏事。中共最坏的“系统”有两个：一是政法系统，以凌辱人权为能事，横蛮、粗野、残忍，欺压人民，荼毒法治；二是宣传系统，以扼杀言论自由为职志，僵化、愚蠢、霸道，泯灭良知，自欺欺人。此二系统皆已腐朽没落，不耻于当代人类文明，是中共政治改革──假如还有所谓政治改革的话──最应该被重组、被肢解、被废除的对象。诚然，人们乐见这两个系统在党内的地位降低，而忧虑他们的代理人在政治局常委会里继续保留甚而扩大发言权。
人数九变七，真意何在？
这次常委人数九变七，据说是为了减少高层内耗、提高决策效率。但这个目标必难实现，因为中共高层的内斗程度和决策效率并非由常委会的规模所决定，而主要是由高层机构的功能、结构和运作机制所决定。再者，为了更容易达成意见一致而刻意缩小决策参与的规模，实无异于排斥异己、强求一律，此非所谓“党内民主”可取之道。
在中共历史上，文革初期常委一度多达十一人（除毛、刘、周、朱、陈、邓之外又陆续增补林彪、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五人），但人数越多反而越有利于毛泽东一人独裁，因为毛之外的其他常委个个祸福莫测、人人性命难保，自然也就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决策效率”反而空前提高。十届常委原有九人（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朱德、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董必武），最后只剩下叶剑英一人，因为任期内有一人辞职（李德生）、五人死亡（董、康、周、朱、毛）、两人坐牢（王、张），其间增补邓小平入常，随后又被打倒，提拔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却又未明文授予华常委头衔（估计是毛泽东头脑不清忘记了）。随着十届常委人数越变越少，中共高层的内耗、内斗反而越来越惨烈，最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哪里还有“决策效率”可言？由此可见，只要政治局常委会的机能不变、体制不变，常委人数多两个，决策效率未必降低，少两个，内斗程度未必减轻，在其他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单纯的人数变化是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么，十八届常委九变七恐怕并不那么简单，而是另有说不出口的原因。我们不妨猜想，九变七的真正原因大概就是为了阻止汪洋、李源潮入常。因为按照十四大以来形成的人事升迁常规，若常委人数不变，则其余两个常委名额必定在汪洋、李源潮、刘延东三人之中产生，又按照“传男不传女”的常委潜规则，汪李二人比刘延东更有胜算。九变七的牺牲品就是汪洋、李源潮二人，这是明摆着的。这显然是某些来日无多、居心不良的政治老人──大约就是江泽民、李鹏、宋平诸人──为了确保在下一个五年里能够形成一个制止六四平反、制约政治改革的常委会多数，因为汪洋素有“改革派先锋”的名声，李源潮曾在一九八九年同情学潮、保护媒体。我以为，这就是汪李二人意外落选的真正原因，也是本届常委人数不多不少刚好减去两人的最合理解释。
年龄结构
七个常委的职位与年龄搭配颇显畸形：两位排名在前、权力最大的老常委反而是七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习近平五十九岁，李克强五十七岁），五位新常委则全在六十开外，其中四人已经超过了省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六十五周岁）。按中共人事传统，这样的搭配显得很别扭。两小配五老，人们大可以怀疑：这是两个小的领导五个老的，还是五个老的盯防两个小的？
而且，这个搭配还是个“绝配”，五个新常委将只能“从一而终”──因年龄过线而失去了第二任的资格。这意味着，五年之后还得大出大进、大动干戈。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常委会大面积换人是一件既费神费力，又具有极高政治风险的事情，弄不好就得让全国人民为之担惊受怕，以至吃苦受罪。常委会五年任期比美国总统多一年，但美国总统依宪法拥有组阁权，中共总书记则无权对常委会自主组合。政治局常委会的制度化水平极低，它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没有最起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人数不定，分工不定，会期不定，议事规则不定，表决机制不定（有时是协商一致，有时是简单多数，有时则必须奏报元老请求拍板）。常委会的组成和运作完全是一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事情，体现为各派权力和各色利益的复杂博弈：现任、前任、前前任，他们各自的亲信、嫡系、政治盟友，条条、块块、派别、“系统”、枢臣、疆吏、红色家族，各有各的干政渠道，各有各的政治算盘，各有各的“核心利益”……，综合起来，常委会基本上是个“拉郎配”。这个所谓“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根本没有资格和美国的总统制相提并论。本届常委会五年的时间里前两年忙摸底、忙磨合，后两年忙后事、忙交接，七个人之间权、责、利的平衡刚刚建立又要打破重建，他们其实是没有多少时间去干正经事的。岂敢指望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有长远眼光、谋宏图大计？
知识结构
除了年龄结构欠佳之外，十八届常委的知识结构也很成问题──而且是先天性问题。表面看来，他们已经很“知识化、专业化”了，既不再是冲动无知的草莽革命家，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国企工程师。本届常委学经济、学法律的不少，读名校、拿博士的也不少。然而，他们的学历、学位含水率太高，平壤学经济者有之，党校学政法者有之，在职读博士者有之，多半是为了升官而混文凭，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再则这一代常委堪称“知青一代”，亦可谓“被耽误的一代”、“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自懂事起便接受封闭的毛式教育，青少年时代除了红宝书和洗脑读物之外几乎没有读过什么正经书，中学西学皆一窍不通，在应该求学的年龄因投身“运动”“造反”而丧失了正常的学习机会，在本该践行人生理想的青春岁月又过早地遭遇了理想幻灭，被阴险歹毒的领袖逼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受到毛泽东的粗暴虐待，但仍然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中毛毒太深以至不能自拔。比如薄熙来，此人全家皆是毛泽东的受害者，其人并非蠢才，精明能干，口才上佳，但他内心深处深烙上毛主义的烙印，所谓“心里有一个小毛泽东”，只要一急眼就只会说毛话而不会说人话──薄熙来能够张口即来、脱口而出的全是恶狠狠的毛式话语。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毛主义忠诚的传承人，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知青一代”之中当然也有人品优秀、天资聪颖者，在文革后期、邓时代初期这些知青中的优异者迷途知返，比较系统地在知识上回过炉、补了课，排掉了一些毛毒。但无论如何，他们精神上的困顿、价值观的扭曲、人格上的缺陷、人文气质和知识素养的先天性损伤，是很难完全改善和弥补的。比如习近平，堪称知青中的佼佼者，他有一位善良正直、开明务实的父亲，本人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官场经验，出任最高职务以来，显得远比胡锦涛态度从容、举止轻松、作风平实。但是，人们不难发现，习近平语言贫乏：讲到“人民”便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讲到慎重便是“一分为二”，讲到艰难便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从小背诵小红书长大，可以不假思索引用毛语录，是那一代人的最大特点。但千万不要小看毛式话语的现实弊害，它正是哈耶克所谓“被毒化了的语言”，因为隐藏于、附着于毛式话语之上的，是一无是处的毛式民粹思维和十恶不赦的共产极权制度。
结语
按照制度主义的观点，结构决定行动，我不是制度主义者，但认为这一观点颇有道理。所以，鉴于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具有诸多结构性缺陷，我斗胆预测，这届常委班子不大可能有优异的表现──除非这个班子里能够涌现出一两位足以突破结构限制的“历史巨人”。但这样的期待未免奢侈了。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