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日訊】消失的那兩個席位
與前兩屆政治局常委會相比，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在結構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最顯著的是人數九變七，以往實權很大、作惡甚多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失去了其常委席位，改由普通政治局委員兼任；另一個失去常委席位的角色是中央書記處原排名第一的書記兼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按常規，這個人也應該是中共人事組織系統的首腦，在換屆之前他還應該是候任的「儲君」。在前四屆常委會裡，這個席位分別屬於胡錦濤（十四、十五屆）、曾慶紅（十六屆）、習近平（十七屆），但本屆中央書記處裡排名第一的書記變成了分管宣傳和意識形態的首腦劉雲山，而劉雲山的前任李長春並無書記處的兼職。這意味著要麼由劉雲山一人擔當原來由兩個常委分擔的職責，要麼將由未搭上常委順風車的原中組部長李源潮出任國家副主席、黨校校長並分管中共人事組織系統。
政法委書記從常委會裡走人，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可謂釜底抽薪，既阻斷了薄熙來一類地方實力派和周永康一類中央強硬派暗中結盟的可能性，也多少有助於減慢中國跑步進入「流氓國家」的速度。書記處第一書記兼國家副主席走人，則未必是好事，如果因此而導致宣傳部門及其首腦劉雲山擴權，便肯定是壞事。中共最壞的「系統」有兩個：一是政法系統，以凌辱人權為能事，橫蠻、粗野、殘忍，欺壓人民，荼毒法治；二是宣傳系統，以扼殺言論自由為職志，僵化、愚蠢、霸道，泯滅良知，自欺欺人。此二系統皆已腐朽沒落，不恥於當代人類文明，是中共政治改革──假如還有所謂政治改革的話──最應該被重組、被肢解、被廢除的對象。誠然，人們樂見這兩個系統在黨內的地位降低，而憂慮他們的代理人在政治局常委會裡繼續保留甚而擴大發言權。
人數九變七，真意何在？
這次常委人數九變七，據說是為了減少高層內耗、提高決策效率。但這個目標必難實現，因為中共高層的內鬥程度和決策效率並非由常委會的規模所決定，而主要是由高層機構的功能、結構和運作機制所決定。再者，為了更容易達成意見一致而刻意縮小決策參與的規模，實無異於排斥異己、強求一律，此非所謂「黨內民主」可取之道。
在中共歷史上，文革初期常委一度多達十一人（除毛、劉、周、朱、陳、鄧之外又陸續增補林彪、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五人），但人數越多反而越有利於毛澤東一人獨裁，因為毛之外的其他常委個個禍福莫測、人人性命難保，自然也就沒有了反對的聲音，「決策效率」反而空前提高。十屆常委原有九人（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朱德、康生、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董必武），最後只剩下葉劍英一人，因為任期內有一人辭職（李德生）、五人死亡（董、康、周、朱、毛）、兩人坐牢（王、張），其間增補鄧小平入常，隨後又被打倒，提拔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卻又未明文授予華常委頭銜（估計是毛澤東頭腦不清忘記了）。隨著十屆常委人數越變越少，中共高層的內耗、內鬥反而越來越慘烈，最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哪裡還有「決策效率」可言？由此可見，只要政治局常委會的機能不變、體制不變，常委人數多兩個，決策效率未必降低，少兩個，內鬥程度未必減輕，在其他條件沒有改善的情況下，單純的人數變化是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麼，十八屆常委九變七恐怕並不那麼簡單，而是另有說不出口的原因。我們不妨猜想，九變七的真正原因大概就是為了阻止汪洋、李源潮入常。因為按照十四大以來形成的人事升遷常規，若常委人數不變，則其餘兩個常委名額必定在汪洋、李源潮、劉延東三人之中產生，又按照「傳男不傳女」的常委潛規則，汪李二人比劉延東更有勝算。九變七的犧牲品就是汪洋、李源潮二人，這是明擺著的。這顯然是某些來日無多、居心不良的政治老人──大約就是江澤民、李鵬、宋平諸人──為了確保在下一個五年裡能夠形成一個制止六四平反、制約政治改革的常委會多數，因為汪洋素有「改革派先鋒」的名聲，李源潮曾在一九八九年同情學潮、保護媒體。我以為，這就是汪李二人意外落選的真正原因，也是本屆常委人數不多不少剛好減去兩人的最合理解釋。
年齡結構
七個常委的職位與年齡搭配頗顯畸形：兩位排名在前、權力最大的老常委反而是七人當中年齡最小的（習近平五十九歲，李克強五十七歲），五位新常委則全在六十開外，其中四人已經超過了省部級幹部的退休年齡（六十五周歲）。按中共人事傳統，這樣的搭配顯得很彆扭。兩小配五老，人們大可以懷疑：這是兩個小的領導五個老的，還是五個老的盯防兩個小的？
而且，這個搭配還是個「絕配」，五個新常委將只能「從一而終」──因年齡過線而失去了第二任的資格。這意味著，五年之後還得大出大進、大動干戈。熟悉中共體制的人都知道，常委會大面積換人是一件既費神費力，又具有極高政治風險的事情，弄不好就得讓全國人民為之擔驚受怕，以至吃苦受罪。常委會五年任期比美國總統多一年，但美國總統依憲法擁有組閣權，中共總書記則無權對常委會自主組合。政治局常委會的制度化水平極低，它不受憲法和法律約束，沒有最起碼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人數不定，分工不定，會期不定，議事規則不定，表決機制不定（有時是協商一致，有時是簡單多數，有時則必須奏報元老請求拍板）。常委會的組成和運作完全是一件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事情，體現為各派權力和各色利益的複雜博弈：現任、前任、前前任，他們各自的親信、嫡系、政治盟友，條條、塊塊、派別、「系統」、樞臣、疆吏、紅色家族，各有各的干政渠道，各有各的政治算盤，各有各的「核心利益」……，綜合起來，常委會基本上是個「拉郎配」。這個所謂「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根本沒有資格和美國的總統制相提並論。本屆常委會五年的時間裡前兩年忙摸底、忙磨合，後兩年忙後事、忙交接，七個人之間權、責、利的平衡剛剛建立又要打破重建，他們其實是沒有多少時間去幹正經事的。豈敢指望這樣一個「領導集體」有長遠眼光、謀宏圖大計？
知識結構
除了年齡結構欠佳之外，十八屆常委的知識結構也很成問題──而且是先天性問題。表面看來，他們已經很「知識化、專業化」了，既不再是衝動無知的草莽革命家，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國企工程師。本屆常委學經濟、學法律的不少，讀名校、拿博士的也不少。然而，他們的學歷、學位含水率太高，平壤學經濟者有之，黨校學政法者有之，在職讀博士者有之，多半是為了升官而混文憑，並沒有多少真才實學。再則這一代常委堪稱「知青一代」，亦可謂「被耽誤的一代」、「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自懂事起便接受封閉的毛式教育，青少年時代除了紅寶書和洗腦讀物之外幾乎沒有讀過什麼正經書，中學西學皆一竅不通，在應該求學的年齡因投身「運動」「造反」而喪失了正常的學習機會，在本該踐行人生理想的青春歲月又過早地遭遇了理想幻滅，被陰險歹毒的領袖逼迫「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受到毛澤東的粗暴虐待，但仍然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中毛毒太深以至不能自拔。比如薄熙來，此人全家皆是毛澤東的受害者，其人並非蠢才，精明能幹，口才上佳，但他內心深處深烙上毛主義的烙印，所謂「心裡有一個小毛澤東」，只要一急眼就只會說毛話而不會說人話──薄熙來能夠張口即來、脫口而出的全是惡狠狠的毛式話語。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毛主義忠誠的傳承人，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知青一代」之中當然也有人品優秀、天資聰穎者，在文革後期、鄧時代初期這些知青中的優異者迷途知返，比較系統地在知識上回過爐、補了課，排掉了一些毛毒。但無論如何，他們精神上的困頓、價值觀的扭曲、人格上的缺陷、人文氣質和知識素養的先天性損傷，是很難完全改善和彌補的。比如習近平，堪稱知青中的佼佼者，他有一位善良正直、開明務實的父親，本人又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官場經驗，出任最高職務以來，顯得遠比胡錦濤態度從容、舉止輕鬆、作風平實。但是，人們不難發現，習近平語言貧乏：講到「人民」便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講到慎重便是「一分為二」，講到艱難便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人間正道是滄桑」。從小背誦小紅書長大，可以不假思索引用毛語錄，是那一代人的最大特點。但千萬不要小看毛式話語的現實弊害，它正是哈耶克所謂「被毒化了的語言」，因為隱藏於、附著於毛式話語之上的，是一無是處的毛式民粹思維和十惡不赦的共產極權制度。
結語
按照制度主義的觀點，結構決定行動，我不是制度主義者，但認為這一觀點頗有道理。所以，鑒於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具有諸多結構性缺陷，我斗膽預測，這屆常委班子不大可能有優異的表現──除非這個班子裡能夠湧現出一兩位足以突破結構限制的「歷史巨人」。但這樣的期待未免奢侈了。
文章來源：《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