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四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
(接上期)
当我在一九六四年秋季上中学时，生活中的政治气氛更浓了。入学的头一天，我们就被灌输要感谢毛主席，提倡“阶级路线”，我们才能顺利入学。毛泽东指责中学、大学偏重资产阶级子弟，现在“家庭出身好”的孩子要有入学优先权了，也就是说小孩的双亲，特别是父亲要是工人、农民、军人或干部。“阶级路线”使一个人生在什么家庭更为重要了。
然而，“家庭出身”的划分本身并不精确。比如说：一位工人很可能一度是国民党的雇员；职员又是属于哪个阶级呢？知识分子好像总有点问题，但如果是共产党员又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人的孩子呢？许多招生干部决定走一条稳妥的路，把优先权让给共产党干部的孩子，因此我的同班同学有一半以上来自干部家庭。
我的中学是一所全省重点中学——成都四中，它收录省内的统一考试中分数最高的学生。前些年，入学资格完全取决于考试分数，到了我们这一年，考试成绩和家庭背景都同样重要了。
入学考试有两门：数学和语文。我的数学得了满分一百分，语文得了个不寻常的一百三十分。由于我父亲常在我们耳边叮咛：不该靠父母地位，要靠真本事。因此我对说上四中靠“阶级路线”，觉得十分不服气，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要是毛主席的话就准错不了。
就是在这段时期，“高于子弟”开始形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具有某种特殊气质，让人一望而知“血统高贵”，有来头。碰不得，不少“高干子弟”变得比以前更高傲。从毛泽东起，全国上下都担心这些人的行为。报刊上也时常讨论高干子弟问题，但越是担心，越讨论，就越使他们引人注目，显出他们与众不同。
我父亲常告诫我们脑袋里不要想自己是什么高干子弟，也不要只跟高干子弟玩，我又少有机会和其他家庭背景的孩子们接触，家庭背景的重要使得大家相互接近他们都不自然；彼此又缺乏共同经历，也不投机。就这样，我的朋友很少。
入四中后，有两位老师专门来家拜访，问我父母要我学哪种外语，英语还是俄语，我父母选择了英语。当问到我第一学期要学物理还是化学时，我父母说让老师决定好了。
我一跨入校门就爱上了这里：古色古香的大门，蓝色琉璃瓦大屋顶，精雕细琢的屋檐。门前一级石阶，门廊由六根朱红大木柱支撑。进门是两排整齐的柏树，一直通向内院，加强了肃穆的气氛。这所学校始建于汉景帝末年（公元一百四十一年）。由蜀郡太守文翁所建，是中国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学堂。校园正中是一座宏大堂皇的孔庙，保存得很好，只是目前挪作它用，安装了十几张乒乓桌在庙内，由大柱子隔开。孔庙正门前面有一条巨石组成的阶梯通往大广场，使人走向孔庙时会产生一种敬仰的感觉。不远处是一座两层教学大楼，把广场和一条小渠分开，渠上有三座拱型小石桥，石栏杆上雕着狮子和其他动物。小石桥再过去是桃、李、梧桐环绕的美丽花园。孔庙正面石阶下有两个巨大的青铜香炉，不过已不再有青烟冉冉。孔庙前的广场成了篮球场和排球场，往外去是两块草坪。春季午饭后，我们爱在这里坐着、躺着，懒洋洋地晒太阳。孔庙后面是一片草坪，草坪之外是果园，紧连着布满藤蔓、青草和矮树丛的“后山”。
实验室分散在校园各处。我们在里面做生物、化学实验，学惯用显微镜或解剖动物的尸体。我们在阶梯教室里看教学片，我还参加课外生物小组，跟着老师爬上后山，走进花园，学习辨识各类植物。我们通过控温孵化箱，观察卵蛋如何变成蝌蚪和小鸭。春天校园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桃花满树。但我最喜欢的是传统中国式建筑的图书馆，两层楼都有凉廊环绕，靠外是一圈栏杆又是椅子，油漆鲜艳，向外斜伸出去，叫做“飞来椅”。我有个最喜爱的角落，我常坐在这里看书，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近在咫尺的两棵稀罕的银杏树会使我分心。它们像两位高贵、优雅的树中君子，翩翩摇着小扇般的叶子，总让我想摸一摸。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们，他们都是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不是特级就是一级教师。听他们讲课是十足的享受，往往下课铃响，我仍兴味盎然不想离开。
但是政治已渐渐渗进校园。朝会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大会，还有定期的学习会，阅读宣传资料和报刊社论等。我们的中文课多了政治文章，少了古典文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政治课成了必修课。
几乎所有的事都被政治化了。一天，在朝会上校长宣布以后每天课间十五分钟做眼部保健操，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一片关心，因为他老人家看到许多学生戴眼镜。我们听到后个个心情激动，有人还哭起来。眼部保健操是医生们设计的，我们合著音乐节拍用手指按揉眼眶周围的穴位，然后凝视窗外的白杨或柳树，因为绿色有助于消除眼睛疲劳。每当做完操，看完叶子，我觉得很舒服，于是感谢毛主席，发誓要忠于他。
有一个反复宣传的主题是防止中国“变色”，意思是防止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已有分歧，刚开始时对公众秘而不宣，到了一九六三年初爆发成公开论战。我们听说，自从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死后，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苏联向国际资本主义阵营投降，苏联孩子重新过着悲惨的生活，就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孩子一样。有一天，我们的政治课老师又讲到苏联时说：“如果我们不警惕，我们的国家就会逐渐变色，从鲜红鲜红的，变成二红二红的，再变灰，最后变黑。”这时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有的还偷偷看我，因为我的名字“二鸿”与“二红”同音。当天晚上，我要爸爸给我取个新名字。他建议改为“张章”意为“文章”和“立早”，表示他希望我能在年纪轻轻时就成为一名好作家。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说我要个有“军事味的”。那时，我有些朋友已改了名字，叫“军”、“兵”什么的。我父亲选的字展露他的古文学识，我得名“戎”，“武装”的意思，这个字除了古诗和成语之外，已不在别的地方出现了。它给人的意思是身披铠甲的古代武士，手持长矛，足跨千里马，驰骋于刀光剑影的疆场。当我带着新名字回到学校时，甚至有些老师也不认识这个“戎”字。
我要军事味的名字是因为毛泽东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林彪于一九五九年接替彭德怀元帅当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崇拜毛泽东的开路先锋。毛泽东也想使整个中国军事化，他在不久前还写了一首诗，要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得知美国人正在等待时机入侵中国，恢复国民党政权，为了抵抗美国和国民党入侵，人人都得加强军事训练。据说雷锋就是日夜苦练臂力，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手榴弹投掷手。体育一下子变得非同小可，短跑、游泳、跳高、平衡木、体操以及掷铅球和模拟手椭弹，统统非做不可。除了每星期两小时专门的体育课外，四十五分钟课外运动也由自愿变成必须。
我天生没有运动细胞，除了打网球外，对跑跑跳跳总是退避三舍。在以前这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在到处是标语：“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一和政治挂钩，事情变严重了。可惜我压力越大，运动越糟。下水游泳时，我老想到自己正被入侵的美国兵追赶，逃到一条波涛汹涌的江边，我不会游泳，所以要么淹死，要么被抓住受拷打，结果吓得我在水里直抽筋。有一次，我不小心走到深水处，一脚踩不到底就以为自己要死在游泳池里了。虽然在夏天每个星期都有游泳训练，我却从来没能学会。
掷手榴弹显然非常重要，可惜我总落在全班最后，木头手榴弹我最多只能投几码远。我心虚地觉得同学们都在怀疑我对美帝国主义战斗的决心。果然，在一天政治学习会上，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手榴弹老是掷不远。众目睽睽之下，我如坐针毡，觉得这些目光都在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天，我起了个绝早，躲在操场一角，两臂平肩抬起，每只手上各拿两块砖头，这也是从《雷锋日记》如法炮制来的，雷锋就是这样锻炼臂力成了掷弹能手。几天辛苦下来，我的手臂又红又肿，看来真是朽木不可雕，我只好灰心丧气地放弃了。从此以后，只要一拿手榴弹，我的两手就不听使唤地抖。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命令，要我们拔草坪上的草。毛泽东认为，栽花种草和饲养宠物是资产阶级的恶习，要清除。学校草坪上的那种草后来我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见过，我们叫它“爬地草”。它爬遍泥地表面，千千万万钢爪的根扎入地里，四下伸展，互相缠绕，形成地面和地下两个网路，又紧紧捆绑在一起，仿佛一团乱麻似的铁丝绞进泥土。倒楣的是我的手指，每次拔完草下来，就布满了又深又长的血口子。学校发下锄头和铁铲进行歼灭，但一场春风，一阵细雨，它们就又绿了大地，我们又得重新开战。
花倒是容易对付，但消灭它们一样难——没有人愿意做。毛泽东早就对养花种草发过几次异议了，他还选择了替代物白菜和棉花。但只有到现在，他的指示才得到实施。不过，老百姓太爱他们的花了，许多花坛还是保留下来。
我对铲除花草也感到十分难过，但是我并不怪毛主席，反责备自己不该有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我已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不断压抑自己与毛泽东指示相违背的任何一点想法。在心里，这些想法还使我害怕，又不敢跟别人谈。我时时压制这些情绪，努力要自己“端正”思想，我经常生活在不断的自责之中。
像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特殊现象，仿佛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就能变得更新、更好。（此处删去一句）
如果没有在经济方面的惊人成就，这种崇拜毛泽东的宗教情绪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传统世俗社会里是不可能成功的。饥荒过后，中国迅速复原过来，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在成都，虽然米仍然定量供应，但肉类、蛋、蔬菜都很充足。冬瓜、萝、茄子等在菜店内堆不下，就在门外人行道上堆积如山，夜间也无人看守，没人来偷，因为便宜到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堆。一度珍贵的鸡蛋现在在店里成筐成筐地变质腐烂。几年前，市面上还一个桃子也看不见，现在买桃子算“爱国”，干部们挨家挨户要居民买“爱国桃”，非常便宜，几乎白送。
还有一些成就，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件事在报刊、广播上大为宣传，说它显示了国家在科技和工业方面的长足进步，有能力和欺凌弱小的帝国主义者相抗衡了。正巧，赫鲁晓夫下台，成了毛泽东英明伟大的证明。一九六四年，法国作为第一个西方大国承认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被欢呼成是对美国的一大胜利，因为美国仍拒绝承认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另外，这段时间没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人们心满意足。当然把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只有中央高级领导阶层心里明白毛泽东实际上的贡献有多少。（此处删去一句）在那几年里，我写了不少满腔热情的颂词，感谢毛泽东的领导，不断宣誓永远忠于他。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十月一日夜晚，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烟火庆祝晚会。广场的北面是一座建于公元三世纪的皇宫城楼，那时成都是蜀汉的首都，四面城墙环绕，已是个繁荣的城市了。城中刚被修复一新的城楼，显得富丽堂皇，很像北京的天安门，不过颜色不尽一样，绿色的琉璃瓦大屋顶下是灰色的城墙。白色大理石栏杆围着的城楼楼台上耸立着深红色立柱，此时作观礼台用。我和全家人及四川省的高官和家属们正站在城楼上，享受节日气氛，等待烟火晚会开始。下面的广场上聚集了五万名群众，唱歌、跳舞。“砰！砰！”放烟火的信号枪在我身旁几码处发射，顿时天空变成了绚丽的火树银花，变成了一波接一波五彩缤纷的海洋。人们的欢叫声与烟火声此起彼落，一派喜气洋洋。突然，天空无声无色了几秒钟，随后无数束烟火蓦然腾空而起，像天女散花般在夜空几乎同时爆开，只见一条系在气球上的长而奇大的白绸带标语从半空中飘飘而下。广场上的火光照亮了上面的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我顿时热泪夺眶而出，一遍遍对自己说：“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实在太幸福了！”我不明白资本主义世界的孩子们没有毛主席怎么办？而且他们还没有希望亲眼看见他！我直想把这些可怜的孩子救出苦海，当场下定决心要努力工作，建设强大的中国，支援世界革命。此外，努力工作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当上劳动模范去北京见毛主席，这是我生活的目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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