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9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3月29日
美国对延安问题的政策中最有远见的看法，是戴维斯和谢伟思的看法。
谢伟思最后一次访问表明，他正确地抓住了中国两大集团的领导人之间的民族主义的共同性。这是为了美国将来的利益所作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估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跟周恩来作惊人坦率的会谈的道理。
谢伟思远不是一个政治空想家。
这位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二秘，跟戴维斯一样，比他的许多著名的同胞更加目光敏锐—这是事实。同周的会谈表明，谢伟思是这儿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他不是那种一味躲避“布尔什维克瘟疫”的人。他关心的不是言词而是政治现实。
但是命运又是多么嘲弄人哪！他的保护人—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不在这里了。戴维斯同意他的政治见解，也调开了。
像谢伟思这样的人，往往不能功成名就。他太有主见了。
1945年4月1日
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受到谴责，因为这会间接说明他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康生的报告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毛颇为踌躇，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为作这样一个报告，总结一下整风的成果，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彭真的报告也不明不白地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难道报告中关于中共城市工作的材料不够？彭真原来打算讲的正是这个问题。
大会发言人的名单中，博古的名字同样被划掉了。原因也不清楚。原定博古要向大会报告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毛泽东知道，要跟莫斯科搞好关系，博古肯定是个很有用的人，但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信任博古的。
这些决定都是3月24日作出的。
建议从日程中删去这些问题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些建议。
大会日程中还删掉了鄞发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这也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的。
毛决定挡住对康生及其支持者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对情报局局长那么同情。只需稍稍观察一下整风，就可明白审干委员会的后台是谁，以及1942-1944年的运动的思想动机何在。
毛坚决地认为，这次大会一定不能把莫斯科的注意力引到怀疑中共中央主席是否正直的那些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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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吐露心曲决非偶然。
他并没有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他把中共领导看成是他的国家的潜在盟友，这才对他们“坦率”起来。他和戴维斯似乎已经领悟了中共领导政策的民族主义含义。他们认为，中共是一支有前途的力量，如果美国想保住它在亚洲地区的阵地，必须与中共友好相处，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据戴维斯看，中共领导采取的民族主义政策，使中共的纲领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实际上还会使苏联在远东起不了什么作用。
谢伟思坦率陈词的实质，史迪威的随员戴维斯、庐登、谢伟思和怀特迈耶的种种活动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这就是谢伟思有点控制不住他的感情的原因。赫尔利表现了美国整个远东战略的懦弱和近视。使得毛泽东发脾气的，正是赫尔利对中共领导政策的这种“不理解”。
直到最近，毛泽东还一直在同赫尔利满怀深情地互相通信，感谢这位具有崇高品质的将军所作的“出色的调解”。(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