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9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3月29日
美國對延安問題的政策中最有遠見的看法,是戴維斯和謝偉思的看法。
謝偉思最後一次訪問表明,他正確地抓住了中國兩大集團的領導人之間的民族主義的共同性。這是為了美國將來的利益所作出的一種現實的政治估量,這也是他為什麼要跟周恩來作驚人坦率的會談的道理。
謝偉思遠不是一個政治空想家。
這位美國駐中國使館的二秘,跟戴維斯一樣,比他的許多著名的同胞更加目光敏銳—這是事實。同周的會談表明,謝偉思是這兒的最危險的美國人。他不是那種一味躲避“布爾什維克瘟疫”的人。他關心的不是言詞而是政治現實。
但是命運又是多麼嘲弄人哪!他的保護人—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將軍—不在這裡了。戴維斯同意他的政治見解,也調開了。
像謝偉思這樣的人,往往不能功成名就。他太有主見了。
1945年4月1日
毛澤東不能讓康生受到譴責,因為這會間接說明他的路線是錯誤的,所以康生的報告從大會日程中刪去了。毛頗為躊躇,才採取了這一步驟,因為作這樣一個報告,總結一下整風的成果,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彭真的報告也不明不白地從大會日程中刪去了。難道報告中關於中共城市工作的材料不夠?彭真原來打算講的正是這個問題。
大會發言人的名單中,博古的名字同樣被劃掉了。原因也不清楚。原定博古要向大會報告黨的新聞出版工作。毛澤東知道,要跟莫斯科搞好關係,博古肯定是個很有用的人,但是,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信任博古的。
這些決定都是3月24日作出的。
建議從日程中刪去這些問題的就是毛澤東本人。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批准了這些建議。
大會日程中還刪掉了鄞發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這也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辦的。
毛決定擋住對康生及其支持者的打擊,並不是因為他對情報局局長那麼同情。只需稍稍觀察一下整風,就可明白審幹委員會的後台是誰,以及1942-1944年的運動的思想動機何在。
毛堅決地認為,這次大會一定不能把莫斯科的注意力引到懷疑中共中央主席是否正直的那些問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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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思吐露心曲決非偶然。
他並沒有出賣自己國家的利益,儘管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這樣。他把中共領導看成是他的國家的潛在盟友,這才對他們“坦率”起來。他和戴維斯似乎已經領悟了中共領導政策的民族主義含義。他們認為,中共是一支有前途的力量,如果美國想保住它在亞洲地區的陣地,必須與中共友好相處,而且也是能夠做到的。據戴維斯看,中共領導採取的民族主義政策,使中共的綱領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實際上還會使蘇聯在遠東起不了什麼作用。
謝偉思坦率陳詞的實質,史迪威的隨員戴維斯、廬登、謝偉思和懷特邁耶的種種活動的全部含義,就在於此。這就是謝偉思有點控制不住他的感情的原因。赫爾利表現了美國整個遠東戰略的懦弱和近視。使得毛澤東發脾氣的,正是赫爾利對中共領導政策的這種“不理解”。
直到最近,毛澤東還一直在同赫爾利滿懷深情地互相通信,感謝這位具有崇高品質的將軍所作的“出色的調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