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0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与清官共同生活（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年）
(接上期)
我姥姥出院后，和我父母、我姐姐和她的奶妈，以及我和我的奶妈住在一起。我奶妈自己的女儿比我大十二天，由于没钱，迫不得已当奶妈。她的丈夫是个手工匠，因为赌博和贩卖鸦片而被关进牢里——共产党一上台就禁赌禁烟。宜宾曾是鸦片交易的中心，据估计有两万五千人吸毒上瘾，鸦片甚至可当货币流通。鸦片生意通常和黑社会组织有关，国民党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也靠它，共产党来到宜宾后两年就禁绝了鸦片。
我奶妈这样的妇女没有社会福利，到我家后，政府付她薪水，才能把钱给她婆婆照看她的孩子。她个子小，皮肤细腻，眼睛分外大而圆，一头浓密黑发梳成圆髻。她心地很好，待我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民间习俗说姑娘家宽肩膀不好看，削肩才算美丽，所以我的肩膀被紧紧裹住，以便长成削肩。但我总是放声大哭，使我奶妈心疼地松开绑我肩膀的束带，由我在客人面前挥舞胳膊并抓他们。这是我在幼儿时喜爱的举动，我母亲认为我开朗的个性是因为她在怀我时心情愉快。
我们住在父亲的办公院里，从前是一个大地主的府邸。院中的大花园有花椒树、芭蕉丛和其他散发香味的亚热带花木，由于未公职园丁看管。我父亲在花园里种上西红柿和辣椒，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一个原则：共产党干部应从事体力劳动，不应像从前的达官贵人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父亲非常爱我。当我会爬时，他每每趴在地板上用背当成一座“山”，让我在上面爬上爬下。我出世后不久，他升为宜宾地区专员，是仅次于党委第一书记的第二号人物。党和政府名义上有别，但实际上不分家。
当我父亲刚到宜宾时，他的亲属和老友都指望沾光，在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势的人理应先照顾他的亲属。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我父亲认为这是腐败的象征，是旧中国罪恶的渊薮。他也知道，当地民众正瞪着眼睛看他如何行事，他所做的一切都事关共产党的声誉。
我父亲不帮亲友任何忙，让人觉得他“六亲不认”。他的一个哥哥要他介绍到电影院当收票员，他说：“这事应由劳动部门安排。”这种绝情的答复闻所未闻，从此以后大家庭再没人找他帮忙了。在他被任命为地区专员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他的另一个哥哥是茶叶专家，在茶厂工柞。五十年代早期经济发展情形好转，生产扩大，管理部门推荐他为专区工商科副科长。当时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擢升，须由我父亲审批。推荐资料放到他桌上时，却被他否决了。他全家人都很生气，我母亲也发火道：“又不是要你提拔他，人家靠自己本事，你不帮助他情有可原，但你也不能压制他呀！”我父亲说，他哥哥没有足够能力，可能是人家看在他专员兄弟的面子上。推荐部门很愤怒，因为我父亲的话意味着他们的推荐动机不良，结果我父亲两面不是人，他这个哥哥从此不再和他说话了。
我父亲并不后悔，他认为把个人、家庭置于社会之上的传统危害极大，要堵死。他不让亲人享有任何特权，跟外人一样公开对等。但什么叫公平，没有客观标准，于是他靠自己的直觉去做，唯恐亲人得到不该得的好处。他甚至不和同事们商量，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亲友不够格。
他对传统的挑战在一九五三年达到高潮，那年所有的共产党干部被分成二十五级，最高一级薪金是最低一级的二十倍。级别不同，各种待遇都不一样，服装质地是高级毛料还是低廉的棉布，住房的大小，能否有室内厕所等等，都视级别而定。
这个级别制还决定了每个干部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共产党不仅控制信息，而且按级别高低来分配。共比方说，有的文件只传达到“地师级”，有的则可传达到“县团级”。
尽管级别制的重要意义在当时还没完全显现出来，但干部们已能隐约感到这对他们的生活会有重大影响，他们都很紧张地等待评定结果。我父亲已经被上级定为十一级，此时被指定审批宜宾地区干部的级别，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小妹妹的丈夫。当基层报上给他定的级数时，我父亲决定降他两级，大家庭中人人都很生气：人家老老实实工作，和你妹妹结婚就该少两级吗？然后轮到我母亲，我母亲的单位推荐她为十五级，我父亲大笔一挥，把她也降两级，定成十七级了。
一个人的级别并不直接和他的职务有关，职务升了不一定会升级。在以后的近四十年里，我母亲只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八二年升过两次级别，每次只升了一级。四十年终于扳回了我父亲扣去的两级。八十年代，她的级别使她无权购买飞机票或火车上的软卧，因为只有十四级以上的干部才准买。她不能住旅馆的单人套房，这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享用的。当她想把屋里的电表储存安数换大一点时，住屋管理员告诉她，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准用大电表。
这些使我父亲全家都大为恼怒的事，却深受当地民众的赞扬，他的好名声持续至今。一九五二年一天，市第一中学的校长向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他正愁着教师们没地方住。你父亲立即回答说：“那么，就住我家大院好了。这么大个院子才住了三个人！”他不管三个人实际上是谁：她的母亲、姐姐俊英和他一位智能不足的弟弟。学校喜出望外，他家里的人却很伤心。这栋带有迷人花园和竹林的老屋，在过去很困难时也没舍得卖。尽管我父亲为他们三人在城中找了一栋小房子。他母亲心里还是不痛快。但她很豁达，心地又善良，所以也没多加计较。
并不是每位干部都像我父亲那么清廉。共产党掌权后不久，发现面临的危机。他们先前正是因为号称要建立清廉政府，所以才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支持，但是现在一些共产党干部却开始受贿，为自己的亲友捞取好处。一些共产党员还大开宴席，既是请客，也是炫耀。花费都由公款支付，而当时正是政府资金极为短缺的关头，一方面耍重建破碎的经济，一方面朝鲜战争又吃掉了国家预算的一半。
由于一些干部开始大规模贪污，共产党政府担心老百姓的拥护、共产党员的纪律及献身精神都会消蚀殆尽。一九五一年底，政府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枪毙了一些贪官，也关了一批人，还撒掉了很多人的职务，甚至有一些长征老红军因牵涉到大规模贪污或贿赂案中而被处决，以杀鸡儆猴。这一场疾风暴雨后，共产党干部在二十多年里少有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
我父亲负责宜宾地区的三反运动。这里没有发现贪污的官员。但我父亲说，为了让老百姓看到共产党搞廉政是说话算话，哪怕是一丁点儿越规行为都得公开自我检讨，像用公家电话处理私人的事情，或用公家信重复写私人信件。从此，干部们变得十分谨慎，甚至不敢用公家的墨水写私信，他们都带着两支笔——公家跟私人的，不时换来换去。我父亲的道理是，共产党得从小事着手，在中国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标准：公共财产和私物要完全分清楚，有权的不把国库当作自己的钱包。他的同事也都这么认为。
三反运动是针对共产党内部，但腐败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党外有贿赂者，特别是“资本家”、工厂主和商人，他们那时还未被革命触及。一九五二年春天，三反运动展开后不久，另一个“五反运动”也开始了，这次是冲着资本家来的，反“贿赂、漏税、诈骗、盗窃国家财产和收买官员获得取经济情报”。结果发现许多资本家都犯有一项或多项这样的违法行为，惩罚通常是罚款。共产党利用这场运动对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使他们就范，一方面利用他们搞经济，关押的人并不多。
发动这两次相关联的运动的方式是共产党早期就发展起来的：由“工作组”领导的“群众运动”。“工作组”是临时组织，主要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共产党官员领队，由中央到各省再到基层，层层委派。一般来说，只有在某次运动中已经审清的人才可以担任那次运动的工作组成员。
工作组下到单位去“动员群众”，几乎每晚都开会，组织学习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发布的文件指示。工作组成员通过个别谈话、会议演讲，鼓动、劝说大家站出来揭发可疑的人和事，并鼓励人们写匿名信投到专门设置的信箱中。工作组调查每个案子，然后裁决，送上一级审批。
中国没有真正的申诉体系，但被怀疑的人可以要求看证据，可替自己辩护。工作组有权作判决，包括公开批判、撤职，以及各种不甘落后监督。最重的判决是把人送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只有很严重的案件才由正式的司法系统审理，当然这仍不离党的控制。在每次运动中，上级发布一连串的指导方针，工作组必须遵照执行。但是到了个人的案件时，工作组的公正与否，甚至工作组成员的个人好恶、脾气等，都会影响案件的处理。
每次运动，中央决定审查范围，然后动员群众——包括这些人的同事、邻居、亲朋好友——对范围内的人揭发批判，而不由公安机关做此工作。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把全体民众都卷进控制体系中，“罪犯”难逃来自四面八方警戒的眼睛，特别是在一个有管他人事习惯的社会中。此“高效率”的代价也高：由于审查标准、政策往往含糊，群众中又夹杂着各种私人恩怨，以及流言蜚语，因此许多人无辜受害。
俊英娘娘一直靠织布养活自己、母亲和傻弟弟。每天她都工作到清晨两、三点钟，视力因煤光昏暗而受损。他把积蓄和借来的钱凑在一起买了两台手工织布机，请了两位朋友和她一起干活，赚了钱均分。俊荚娘娘拥有机器，所以也算雇主。在五反运动中，每个雇主，不管雇人多寡，都属运动对象。俊英娘娘这样的小工作坊，虽属全作性质，也落人调查范围之中。她很为难，既想要她的朋友离开，又不想让她们感到被解雇了。但是这两位朋友告诉她：一走了之最好，这样要是有人诬告她的话，她就不会以为是她俩。
到了一九五三年中期，三反、五反运动的风头过去了。资本家听话了，国民党被连根除掉，群众大会告一段落。干部们心里都很明白大批群众揭发的资料并不可靠，所以对每个案子都派专人一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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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春，我母亲被提升为宜宾市委宣传部部长，“挺”夫人升为该市市委书记，仍领导她。五月二十三日，我母亲在医院产下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京明。住的就是那家我母亲怀我时养过病的教会医院，此时已没有外国教士、修女了。全中国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了。我姥姥住在另一家医院里，她犯的严重哮喘，我也因肚脐发炎在奶蚂陪伴下住了院。病床很少，医生通常把床位让给干部家庭，我们的医疗费也全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免费医疗，农民看病、吃药、住院都必须付钱。
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时住在乡下俊英娘娘的朋友家。于是家里空荡荡，只剩我父亲。一天，“挺”夫人登门汇报工作。过了一会儿，她说头晕，要躺一躺。你父亲扶她躺到一张床上，她乘势把他拉向自己，想吻他，我父亲立刻挣脱开，快步走出房间，边走边说：“你一定是太累了。”不一会儿，他又进来了，显得很激动。他端来一杯水，把它放在床边的方桌上说：“你一定知道我很爱我妻子。”在“挺”夫人来不及做任何举动，说任何话时，他又匆匆离去，并顺手把门关好。杯子下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共产主义道德。
几天以后，我母亲出院了。当她抱着襁褓中的儿了跨进家门时，我父亲劈头第一句话是：“我们得马上离开宜宾，越快越好。”我母亲难以想象何事要这么紧张。他于是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并说“挺”夫人盯上他已有一段时间了。我母亲最初的反应是惊愕多于愤怒，觉得“挺”夫人怎会是这样的人。停顿了一会儿，她问：“为什么要忙着走呢？”我父亲说：“她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女人，我怕她会再找我。而且她报复心很强，我担心她会伤害你。这很容易，你在她手下工作。”
“她真的这样坏？”我母亲问。“当然，我听人家说她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时，曾勾引过看守。你说，她真会对我下手吗？她可是我在这里晨好酌朋友。”
“你不知道，”我父亲说，“有句话叫恼羞成怒，我当时应该做得缓和点，不要扫她的面子扫得太厉害。可是现在晚了，我太冲动了，我很担心她会报复。”
我母亲能想象得出我父亲如何断然拒绝了“挺”夫人，但她不能想象“挺”夫人会狠毒地整她，也看不出“挺”夫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灾难。于是我父亲把他前任专员苏先生的事告诉了她。
苏先生是位贫苦农民，在长征路上加入了红军。他不喜欢“挺”夫人，嫌她太轻佻。他反对她把头发梳成若干股辫子，这在当时的风气下，算是标新立异。他几次要她剪辫子，她都拒绝了，要他少管闲事。苏先生对她更加反感，批评更多，使“挺”夫人益发恨他，决心利用自己丈的的权位对苏先生展开报复。
在苏先生办公大院里有个女工作人员，是已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她曾向苏先生卖弄风情，尽管苏是有妇之夫。有关他两人“关系不正常”的闲言闲语不胫而走。“挺”夫人于是要这个女人写报告，说苏先生对她不怀好意，动手动脚，要奸污她。虽然苏是专区专员，但这女子认为“挺”先生一家的权力更大。苏先生被指控“利用职权和前国民党小老婆关系暧睐”，这对共产党的老干部来说，可是不可宽恕的罪过。
在中国，把人打下来的标准做法是同时提出几个不同的指控，使案情更严重。“挺”夫人又找到另一条苏先生的“罪过”。苏曾写一封信给党中央反对一项政策，他自信是按党章办事，又自恃是长征老红军，所以话说得相当直。“挺”夫人就拿这件事说他反党。
“挺”先生提出把苏先生开除出党，解除他所有权务。苏先生强烈否认这两件事，他争辩说：第一个指控纯属捏造，他从来没对那个女人有过意；至于第二个指控，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他根本就无意反党。控制宜宾专区的党委由四人组成：苏先生、“挺”先生、我父亲和第一书记。现在苏的命运得由其他三人决定。我父亲为他辩护，他深信苏是无辜的，也认为写信给中央是正当的。
但结果我父亲失败了，苏先生被撤职。党委第一书记支持“挺”先生，鉴于苏先生身上本来就蒙者一层阴影：他三十年代早期在四川当红军“没当对”，当的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当时是个风云人物，一九三五年三月率部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会合，后来对毛泽东的领导提出挑战，却失败了，他离开了长征，部队遭到严重损伤后，又被迫加入了毛的队伍。一九三八年，红军走完长征到达延安后，他只身逃跑，投靠了国民党。因为这段历史，红四方面军的所有人都被烙上污点，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受到怀疑，因为红四方面军的许多人都来自四川，所以四川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
在共产党掌权后，这类无言的歧视也落到了一部分毛泽东没有直接领导过的革命队伍头上，包括地下党。再加上许多地下党员出身富有家庭，这些家庭在共产党统治下多被清算，压力就更大了。另外，他们比工农干部受的教育多，也成了嫉妒的对象。
尽管我父亲自己是游击队军人出身，他直觉地与地下党人关系较亲切。他说地下党里有最勇敢、最无私、文化水平最高的共产党人。他常说：“共产党怎么能有分地下地上呢？”他挑选的干部大多是能干的地下党员。
我父亲也认为把红四方面军的人当作怀疑对象是个大错。他设法为苏先生开脱罪名，首先他劝说苏离开宜宾以避免进步麻烦。苏先生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我家吃了他临行前的最后一餐。他调到四川省会成都，在那里被认命为省林业局的干部。他从成都写信向北京的中央委员会申诉，把我父亲列为证人，我父亲也写信支持他上诉。后来，共产党专案组澄清了苏先生“反党”的罪名。但是，“与国民党小老婆关系暧昧”的指控则没能完全推翻，那位小老婆不敢改口。但她提供的证词显然软弱无力、前言不搭后语，等于告诉专案组她的揭发并不真实。苏先生在北京林业部占了一个相当高的职位，但未能官复原职。
我父亲向我母亲讲述此事的目的在于说明“挺”夫人淡会善罢甘休。他还举了其他的例子，反复说“走为上策”。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位于宜宾以北一天车路的成都。他直接去见熟悉的省长，要求调到成都工作，理由是在家乡工作难以招架众多的人情关系。他没说出真正的原因，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挺”夫人。
省长李大章对我父亲的处境表示同情，说他会帮助我父亲调到成都，但他希望能等上一段时间，因为成都所有合适的职缺都满了。我父亲说他不能等，他愿意接受任何安排。一再坚持后，省长让了步，让我父亲做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一边说：“可是屈才呀！”我父亲说这没关系，只要有工作做就好。
我父亲紧张得根本没回宜宾，要我母亲马上来成都，但张家的妇女们都反对，说她刚生了孩子不能长途劳累。结果我父亲一俟滴月就派警卫来接我们了。我弟弟京明的奶妈和我姐姐的奶妈都不想到成都，因为离家太远。京明的 奶妈向我母亲提议留下京明给她照看。我母亲同意了，她对奶妈完全放心。而且京明又太小，不宜旅行。
六月底的一天，我母亲、姥姥、姐姐、我和我的奶妈，以及我父亲的警卫在黎明前离开了宜宾。我们挤进一辆吉普车。行李是两只小箱子，那时像我父母这样的干部根本没有自己的财产，仅有几件必须的衣服。我们的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上午到达内江车站，天气热得让人发晕，我们还得在站上呆几个小时等火车。
当火车进站时，我突然要小便，我奶妈抱着我去站台边。我母亲怕火车开了，就阻止她。我妈奶从未见过火车，也没有时间表的概念，她满不在乎地反而说我母亲，“你不能让司机等一下吗？二鸿要撒尿呀！”她以为每个人都会像她一样，自动把我的需要放在首位。
由于我们的身份不同，上火车后，我们得分开坐。我母亲带我姐姐到卧铺；我姥姥在另一节车厢内有一个软座；我奶妈和我呆在“母子车厢”里，这里她有个硬座，我有一张小床；我父亲的警卫则坐硬座。
暑热中一切好像是慢动作。火车徐徐而行，窗外的稻田和甘蔗田间，偶尔有农民裸着上身，赤着脚，在田埂上走着，头戴宽沿草帽，似乎在半打着盹儿，纵横交错的小溪，时流时止，由小土坎引入织绵般的稻田中。
我母亲陷入沉思。四年来，这已是第二次她和丈夫不得不离开他们依恋的地方。头一次是她乡锦州，这次是我父亲的故乡宜宾。革命似乎没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问题，反而带来了新问题。她模糊地感觉到：因为革命是人干的，人就把自身的毛病带进了革命。但她一点儿也没想到她卷入的这场革命并没有设法克服这些毛病，反而靠它们来进行控制。
下午，火车驶进成都。而心情转向对新生话的期待。她知道一些有关成都的故事，这曾是古代三国时期国的首都，由于丝织品久负盛名而被称为“锦城”。它又名“蓉城”，据说满城尽是芙蓉花，一场大雨之后，芙蓉花瓣会淹没整个城市。我母亲当然念过“花重锦官城”的名句。她现在二十二岁，二十年前，她母亲也是这个年纪，但没有自由，是男人的玩物和财产。我母亲现在至少是个独立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痛苦都不能与她母亲的遭遇同日而语。她告诉自己应该感谢共产党革命。火车离成都车站越来越近了，她越来越充满信心，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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