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0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
與清官共同生活（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年）
(接上期)
我姥姥出院后，和我父母、我姐姐和她的奶媽，以及我和我的奶媽住在一起。我奶媽自己的女兒比我大十二天，由於沒錢，迫不得已當奶媽。她的丈夫是個手工匠，因為賭博和販賣鴉片而被關進牢里——共產黨一上台就禁賭禁煙。宜賓曾是鴉片交易的中心，據估計有兩萬五千人吸毒上癮，鴉片甚至可當貨幣流通。鴉片生意通常和黑社會組織有關，國民黨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也靠它，共產黨來到宜賓后兩年就禁絕了鴉片。
我奶媽這樣的婦女沒有社會福利，到我家后，政府付她薪水，才能把錢給她婆婆照看她的孩子。她個子小，皮膚細膩，眼睛分外大而圓，一頭濃密黑髮梳成圓髻。她心地很好，待我像自己的女兒一樣。
民間習俗說姑娘家寬肩膀不好看，削肩才算美麗，所以我的肩膀被緊緊裹住，以便長成削肩。但我總是放聲大哭，使我奶媽心疼地鬆開綁我肩膀的束帶，由我在客人面前揮舞胳膊並抓他們。這是我在幼兒時喜愛的舉動，我母親認為我開朗的個性是因為她在懷我時心情愉快。
我們住在父親的辦公院里，從前是一個大地主的府邸。院中的大花園有花椒樹、芭蕉叢和其他散發香味的亞熱帶花木，由於未公職園丁看管。我父親在花園裡種上西紅柿和辣椒，他覺得這是一種樂趣，也是一個原則：共產黨幹部應從事體力勞動，不應像從前的達官貴人那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我父親非常愛我。當我會爬時，他每每趴在地板上用背當成一座「山」，讓我在上面爬上爬下。我出世后不久，他升為宜賓地區專員，是僅次於黨委第一書記的第二號人物。黨和政府名義上有別，但實際上不分家。
當我父親剛到宜賓時，他的親屬和老友都指望沾光，在中國，任何一個有權勢的人理應先照顧他的親屬。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我父親認為這是腐敗的象徵，是舊中國罪惡的淵藪。他也知道，當地民眾正瞪著眼睛看他如何行事，他所做的一切都事關共產黨的聲譽。
我父親不幫親友任何忙，讓人覺得他「六親不認」。他的一個哥哥要他介紹到電影院當收票員，他說：「這事應由勞動部門安排。」這種絕情的答覆聞所未聞，從此以後大家庭再沒人找他幫忙了。在他被任命為地區專員后，又發生了另一件事。他的另一個哥哥是茶葉專家，在茶廠工柞。五十年代早期經濟發展情形好轉，生產擴大，管理部門推薦他為專區工商科副科長。當時規定，一定級別以上的擢升，須由我父親審批。推薦資料放到他桌上時，卻被他否決了。他全家人都很生氣，我母親也發火道：「又不是要你提拔他，人家靠自己本事，你不幫助他情有可原，但你也不能壓制他呀！」我父親說，他哥哥沒有足夠能力，可能是人家看在他專員兄弟的面子上。推薦部門很憤怒，因為我父親的話意味著他們的推薦動機不良，結果我父親兩面不是人，他這個哥哥從此不再和他說話了。
我父親並不後悔，他認為把個人、家庭置於社會之上的傳統危害極大，要堵死。他不讓親人享有任何特權，跟外人一樣公開對等。但什麼叫公平，沒有客觀標準，於是他靠自己的直覺去做，唯恐親人得到不該得的好處。他甚至不和同事們商量，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人會說他的親友不夠格。
他對傳統的挑戰在一九五三年達到高潮，那年所有的共產黨幹部被分成二十五級，最高一級薪金是最低一級的二十倍。級別不同，各種待遇都不一樣，服裝質地是高級毛料還是低廉的棉布，住房的大小，能否有室內廁所等等，都視級別而定。
這個級別制還決定了每個幹部所能接觸到的信息。共產黨不僅控制信息，而且按級別高低來分配。共比方說，有的文件只傳達到「地師級」，有的則可傳達到「縣團級」。
儘管級別制的重要意義在當時還沒完全顯現出來，但幹部們已能隱約感到這對他們的生活會有重大影響，他們都很緊張地等待評定結果。我父親已經被上級定為十一級，此時被指定審批宜賓地區幹部的級別，其中包括他最喜歡的小妹妹的丈夫。當基層報上給他定的級數時，我父親決定降他兩級，大家庭中人人都很生氣：人家老老實實工作，和你妹妹結婚就該少兩級嗎？然後輪到我母親，我母親的單位推薦她為十五級，我父親大筆一揮，把她也降兩級，定成十七級了。
一個人的級別並不直接和他的職務有關，職務升了不一定會升級。在以後的近四十年裡，我母親只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八二年升過兩次級別，每次只升了一級。四十年終於扳回了我父親扣去的兩級。八十年代，她的級別使她無權購買飛機票或火車上的軟卧，因為只有十四級以上的幹部才准買。她不能住旅館的單人套房，這是十三級以上的幹部享用的。當她想把屋裡的電錶儲存安數換大一點時，住屋管理員告訴她，只有十三級以上的幹部才准用大電錶。
這些使我父親全家都大為惱怒的事，卻深受當地民眾的讚揚，他的好名聲持續至今。一九五二年一天，市第一中學的校長向我父親彙報工作時說，他正愁著教師們沒地方住。你父親立即回答說：「那麼，就住我家大院好了。這麼大個院子才住了三個人！」他不管三個人實際上是誰：她的母親、姐姐俊英和他一位智能不足的弟弟。學校喜出望外，他家裡的人卻很傷心。這棟帶有迷人花園和竹林的老屋，在過去很困難時也沒捨得賣。儘管我父親為他們三人在城中找了一棟小房子。他母親心裏還是不痛快。但她很豁達，心地又善良，所以也沒多加計較。
並不是每位幹部都像我父親那麼清廉。共產黨掌權后不久，發現面臨的危機。他們先前正是因為號稱要建立清廉政府，所以才吸引了成千上萬民眾的支持，但是現在一些共產黨幹部卻開始受賄，為自己的親友撈取好處。一些共產黨員還大開宴席，既是請客，也是炫耀。花費都由公款支付，而當時正是政府資金極為短缺的關頭，一方面耍重建破碎的經濟，一方面朝鮮戰爭又吃掉了國家預算的一半。
由於一些幹部開始大規模貪污，共產黨政府擔心老百姓的擁護、共產黨員的紀律及獻身精神都會消蝕殆盡。一九五一年底，政府決定發起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政府槍斃了一些貪官，也關了一批人，還撒掉了很多人的職務，甚至有一些長征老紅軍因牽涉到大規模貪污或賄賂案中而被處決，以殺雞儆猴。這一場疾風暴雨後，共產黨幹部在二十多年裡少有貪污腐敗的事情發生。
我父親負責宜賓地區的三反運動。這裏沒有發現貪污的官員。但我父親說，為了讓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搞廉政是說話算話，哪怕是一丁點兒越規行為都得公開自我檢討，像用公家電話處理私人的事情，或用公家信重複寫私人信件。從此，幹部們變得十分謹慎，甚至不敢用公家的墨水寫私信，他們都帶著兩支筆——公家跟私人的，不時換來換去。我父親的道理是，共產黨得從小事著手，在中國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標準：公共財產和私物要完全分清楚，有權的不把國庫當作自己的錢包。他的同事也都這麼認為。
三反運動是針對共產黨內部，但腐敗往往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黨外有賄賂者，特別是「資本家」、工廠主和商人，他們那時還未被革命觸及。一九五二年春天，三反運動展開后不久，另一個「五反運動」也開始了，這次是衝著資本家來的，反「賄賂、漏稅、詐騙、盜竊國家財產和收買官員獲得取經濟情報」。結果發現許多資本家都犯有一項或多項這樣的違法行為，懲罰通常是罰款。共產黨利用這場運動對資本家軟硬兼施，一方面使他們就範，一方面利用他們搞經濟，關押的人並不多。
發動這兩次相關聯的運動的方式是共產黨早期就發展起來的：由「工作組」領導的「群眾運動」。「工作組」是臨時組織，主要由政府工作人員組成，共產黨官員領隊，由中央到各省再到基層，層層委派。一般來說，只有在某次運動中已經審清的人才可以擔任那次運動的工作組成員。
工作組下到單位去「動員群眾」，幾乎每晚都開會，組織學習中央最高決策機構發布的文件指示。工作組成員通過個別談話、會議演講，鼓動、勸說大家站出來揭發可疑的人和事，並鼓勵人們寫匿名信投到專門設置的信箱中。工作組調查每個案子，然後裁決，送上一級審批。
中國沒有真正的申訴體系，但被懷疑的人可以要求看證據，可替自己辯護。工作組有權作判決，包括公開批判、撤職，以及各種不甘落後監督。最重的判決是把人送到農村做體力勞動。只有很嚴重的案件才由正式的司法系統審理，當然這仍不離黨的控制。在每次運動中，上級發布一連串的指導方針，工作組必須遵照執行。但是到了個人的案件時，工作組的公正與否，甚至工作組成員的個人好惡、脾氣等，都會影響案件的處理。
每次運動，中央決定審查範圍，然後動員群眾——包括這些人的同事、鄰居、親朋好友——對範圍內的人揭發批判，而不由公安機關做此工作。這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把全體民眾都卷進控制體系中，「罪犯」難逃來自四面八方警戒的眼睛，特別是在一個有管他人事習慣的社會中。此「高效率」的代價也高：由於審查標準、政策往往含糊，群眾中又夾雜著各種私人恩怨，以及流言蜚語，因此許多人無辜受害。
俊英娘娘一直靠織布養活自己、母親和傻弟弟。每天她都工作到清晨兩、三點鐘，視力因煤光昏暗而受損。他把積蓄和借來的錢湊在一起買了兩台手工織布機，請了兩位朋友和她一起幹活，賺了錢均分。俊莢娘娘擁有機器，所以也算僱主。在五反運動中，每個僱主，不管僱人多寡，都屬運動對象。俊英娘娘這樣的小工作坊，雖屬全作性質，也落人調查範圍之中。她很為難，既想要她的朋友離開，又不想讓她們感到被解僱了。但是這兩位朋友告訴她：一走了之最好，這樣要是有人誣告她的話，她就不會以為是她倆。
到了一九五三年中期，三反、五反運動的風頭過去了。資本家聽話了，國民黨被連根除掉，群眾大會告一段落。幹部們心裏都很明白大批群眾揭發的資料並不可靠，所以對每個案子都派專人一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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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春，我母親被提升為宜賓市委宣傳部部長，「挺」夫人升為該市市委書記，仍領導她。五月二十三日，我母親在醫院產下第三個孩子，是個男孩，取名京明。住的就是那家我母親懷我時養過病的教會醫院，此時已沒有外國教士、修女了。全中國的傳教士都被驅逐出境了。我姥姥住在另一家醫院里，她犯的嚴重哮喘，我也因肚臍發炎在奶螞陪伴下住了院。病床很少，醫生通常把床位讓給幹部家庭，我們的醫療費也全免。但絕大多數人沒有免費醫療，農民看病、吃藥、住院都必須付錢。
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時住在鄉下俊英娘娘的朋友家。於是家裡空蕩蕩，只剩我父親。一天，「挺」夫人登門彙報工作。過了一會兒，她說頭暈，要躺一躺。你父親扶她躺到一張床上，她乘勢把他拉向自己，想吻他，我父親立刻掙脫開，快步走出房間，邊走邊說：「你一定是太累了。」不一會兒，他又進來了，顯得很激動。他端來一杯水，把它放在床邊的方桌上說：「你一定知道我很愛我妻子。」在「挺」夫人來不及做任何舉動，說任何話時，他又匆匆離去，並順手把門關好。杯子下面是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共產主義道德。
幾天以後，我母親出院了。當她抱著襁褓中的兒了跨進家門時，我父親劈頭第一句話是：「我們得馬上離開宜賓，越快越好。」我母親難以想象何事要這麼緊張。他於是告訴她發生的一切，並說「挺」夫人盯上他已有一段時間了。我母親最初的反應是驚愕多於憤怒，覺得「挺」夫人怎會是這樣的人。停頓了一會兒，她問：「為什麼要忙著走呢？」我父親說：「她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女人，我怕她會再找我。而且她報復心很強，我擔心她會傷害你。這很容易，你在她手下工作。」
「她真的這樣壞？」我母親問。「當然，我聽人家說她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獄里時，曾勾引過看守。你說，她真會對我下手嗎？她可是我在這裏晨好酌朋友。」
「你不知道，」我父親說，「有句話叫惱羞成怒，我當時應該做得緩和點，不要掃她的面子掃得太厲害。可是現在晚了，我太衝動了，我很擔心她會報復。」
我母親能想象得出我父親如何斷然拒絕了「挺」夫人，但她不能想象「挺」夫人會狠毒地整她，也看不出「挺」夫人會給他們帶來什麼災難。於是我父親把他前任專員蘇先生的事告訴了她。
蘇先生是位貧苦農民，在長征路上加入了紅軍。他不喜歡「挺」夫人，嫌她太輕佻。他反對她把頭髮梳成若干股辮子，這在當時的風氣下，算是標新立異。他幾次要她剪辮子，她都拒絕了，要他少管閑事。蘇先生對她更加反感，批評更多，使「挺」夫人益發恨他，決心利用自己丈的的權位對蘇先生展開報復。
在蘇先生辦公大院里有個女工作人員，是已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的姨太太。她曾向蘇先生賣弄風情，儘管蘇是有婦之夫。有關他兩人「關係不正常」的閑言閑語不脛而走。「挺」夫人於是要這個女人寫報告，說蘇先生對她不懷好意，動手動腳，要姦汙她。雖然蘇是專區專員，但這女子認為「挺」先生一家的權力更大。蘇先生被指控「利用職權和前國民黨小老婆關係曖睞」，這對共產黨的老幹部來說，可是不可寬恕的罪過。
在中國，把人打下來的標準做法是同時提出幾個不同的指控，使案情更嚴重。「挺」夫人又找到另一條蘇先生的「罪過」。蘇曾寫一封信給黨中央反對一項政策，他自信是按黨章辦事，又自恃是長征老紅軍，所以話說得相當直。「挺」夫人就拿這件事說他反黨。
「挺」先生提出把蘇先生開除出黨，解除他所有權務。蘇先生強烈否認這兩件事，他爭辯說：第一個指控純屬捏造，他從來沒對那個女人有過意；至於第二個指控，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他根本就無意反黨。控制宜賓專區的黨委由四人組成：蘇先生、「挺」先生、我父親和第一書記。現在蘇的命運得由其他三人決定。我父親為他辯護，他深信蘇是無辜的，也認為寫信給中央是正當的。
但結果我父親失敗了，蘇先生被撤職。黨委第一書記支持「挺」先生，鑒於蘇先生身上本來就蒙者一層陰影：他三十年代早期在四川當紅軍「沒當對」，當的是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當時是個風雲人物，一九三五年三月率部與毛澤東和紅一方面軍在長征中會合，後來對毛澤東的領導提出挑戰，卻失敗了，他離開了長征，部隊遭到嚴重損傷后，又被迫加入了毛的隊伍。一九三八年，紅軍走完長徵到達延安后，他隻身逃跑，投靠了國民黨。因為這段歷史，紅四方面軍的所有人都被烙上污點，他們對毛澤東的忠誠受到懷疑，因為紅四方面軍的許多人都來自四川，所以四川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
在共產黨掌權后，這類無言的歧視也落到了一部分毛澤東沒有直接領導過的革命隊伍頭上，包括地下黨。再加上許多地下黨員出身富有家庭，這些家庭在共產黨統治下多被清算，壓力就更大了。另外，他們比工農幹部受的教育多，也成了嫉妒的對象。
儘管我父親自己是游擊隊軍人出身，他直覺地與地下黨人關係較親切。他說地下黨里有最勇敢、最無私、文化水平最高的共產黨人。他常說：「共產黨怎麼能有分地下地上呢？」他挑選的幹部大多是能幹的地下黨員。
我父親也認為把紅四方面軍的人當作懷疑對象是個大錯。他設法為蘇先生開脫罪名，首先他勸說蘇離開宜賓以避免進步麻煩。蘇先生採納了他的建議，在我家吃了他臨行前的最後一餐。他調到四川省會成都，在那裡被認命為省林業局的幹部。他從成都寫信向北京的中央委員會申訴，把我父親列為證人，我父親也寫信支持他上訴。後來，共產黨專案組澄清了蘇先生「反黨」的罪名。但是，「與國民黨小老婆關係曖昧」的指控則沒能完全推翻，那位小老婆不敢改口。但她提供的證詞顯然軟弱無力、前言不搭后語，等於告訴專案組她的揭發並不真實。蘇先生在北京林業部佔了一個相當高的職位，但未能官複原職。
我父親向我母親講述此事的目的在於說明「挺」夫人淡會善罷甘休。他還舉了其他的例子，反覆說「走為上策」。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位於宜賓以北一天車路的成都。他直接去見熟悉的省長，要求調到成都工作，理由是在家鄉工作難以招架眾多的人情關係。他沒說出真正的原因，因為他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挺」夫人。
省長李大章對我父親的處境表示同情，說他會幫助我父親調到成都，但他希望能等上一段時間，因為成都所有合適的職缺都滿了。我父親說他不能等，他願意接受任何安排。一再堅持后，省長讓了步，讓我父親做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一邊說：「可是屈才呀！」我父親說這沒關係，只要有工作做就好。
我父親緊張得根本沒回宜賓，要我母親馬上來成都，但張家的婦女們都反對，說她剛生了孩子不能長途勞累。結果我父親一俟滴月就派警衛來接我們了。我弟弟京明的奶媽和我姐姐的奶媽都不想到成都，因為離家太遠。京明的 奶媽向我母親提議留下京明給她照看。我母親同意了，她對奶媽完全放心。而且京明又太小，不宜旅行。
六月底的一天，我母親、姥姥、姐姐、我和我的奶媽，以及我父親的警衛在黎明前離開了宜賓。我們擠進一輛吉普車。行李是兩隻小箱子，那時像我父母這樣的幹部根本沒有自己的財產，僅有幾件必須的衣服。我們的車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顛簸，上午到達內江車站，天氣熱得讓人發暈，我們還得在站上呆幾個小時等火車。
當火車進站時，我突然要小便，我奶媽抱著我去站台邊。我母親怕火車開了，就阻止她。我媽奶從未見過火車，也沒有時間表的概念，她滿不在乎地反而說我母親，「你不能讓司機等一下嗎？二鴻要撒尿呀！」她以為每個人都會像她一樣，自動把我的需要放在首位。
由於我們的身份不同，上火車后，我們得分開坐。我母親帶我姐姐到卧鋪；我姥姥在另一節車廂內有一個軟座；我奶媽和我呆在「母子車廂」里，這裏她有個硬座，我有一張小床；我父親的警衛則坐硬座。
暑熱中一切好像是慢動作。火車徐徐而行，窗外的稻田和甘蔗田間，偶爾有農民裸著上身，赤著腳，在田埂上走著，頭戴寬沿草帽，似乎在半打著盹兒，縱橫交錯的小溪，時流時止，由小土坎引入織綿般的稻田中。
我母親陷入沉思。四年來，這已是第二次她和丈夫不得不離開他們依戀的地方。頭一次是她鄉錦州，這次是我父親的故鄉宜賓。革命似乎沒能解決人與人之間的一些問題，反而帶來了新問題。她模糊地感覺到：因為革命是人乾的，人就把自身的毛病帶進了革命。但她一點兒也沒想到她捲入的這場革命並沒有設法克服這些毛病，反而靠它們來進行控制。
下午，火車駛進成都。而心情轉向對新生話的期待。她知道一些有關成都的故事，這曾是古代三國時期國的首都，由於絲織品久負盛名而被稱為「錦城」。它又名「蓉城」，據說滿城儘是芙蓉花，一場大雨之後，芙蓉花瓣會淹沒整個城市。我母親當然念過「花重錦官城」的名句。她現在二十二歲，二十年前，她母親也是這個年紀，但沒有自由，是男人的玩物和財產。我母親現在至少是個獨立的人，無論有什麼樣的痛苦都不能與她母親的遭遇同日而語。她告訴自己應該感謝共產黨革命。火車離成都車站越來越近了，她越來越充滿信心，要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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