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9日讯】中共现政权提出多党合作，2008年新组阁的国务院内阁成员中新增了中共党外正部级领导人，比如科技部部长万钢、卫生部部长陈竺，另外还配有部中共党组书记，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陈竺担任部长后改任党组书记，现又改换为张茅。可谁知道万钢和陈竺到底是不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呢？
1993年至199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生前都是以党外人士或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共高层的大型活动，谁知道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逝世后，他身上盖着中共党旗，人们才知道这名“党外人士”原来是中共多年前的秘密党员，是中共改革开放后被批准入党的中共党员，前中国国家名誉主席、具有国民党籍的宋庆龄也多次申请加入中共，直到生命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才被批准，其实这只是形式，中共认为这些人物作为秘密党员或作为党外人士身份，对中共贡献更大。
1949年中共建政后担任国务院出版署署长的胡愈之，即现任《新世纪周刊》总编辑、前《财经》主编胡舒立的旁外祖父，一生公开的都是民主党派身份，谁知他是1933年秘密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在反右时向中共告密真正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动向，成为中共潜伏在民主党派内部的特务人员。胡愈之早年参加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现在可知，这名领导人一生所说的所谓的真话都值得怀疑，更怀疑他一生有没有对历史、对人们说过一句真话？
最近搜集到一份《中共特别党员揭秘》的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政后，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长期以来，不少人因对这段史实不了解而产生了误传。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叶成林曾在2004年12月6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披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至于什么是特别党员这个问题，中共七大前延安时期的总负责人、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特别党员之特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特别党员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与此不同，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与此相联系，特别党员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的中上层，有些“在公开组织中已经取得一定领导地位”。二是在党内特别党员受到特别的管理。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但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如北京《京报》创始人邵飘萍(1925年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还须上级组织批准。批准特别党员，常常要党的高级组织乃至中央批准。一般做法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如民国元老杨度(1929年入党)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代表中央批准的。
中共高层对特别党员怎么进行管理呢？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赵寿山(曾任国民党第38军军长)曾回忆说，他在作为特别党员期间，“从来没有过过党的组织生活”。二是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处于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的秘密状态。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特别党员一旦不再从事秘密工作转而从事党的公开工作后，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公开也就成为普通党员。此外，特别党员之特别，最根本的是他们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他们的特别的工作任务: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在这方面，特别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黄贤度(1937年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江西上高县县长，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将一批地下工作同志分别安插在县区乡政府、国民兵团和县大队。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胡愈之(1933年入党)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牛兰夫妇(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给党组织以经济、物资方面的支持。例如，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1937年入党)，在重庆国民党中统、军统中广交“朋友”，还成了陈果夫的座上客,为广大华行的药品和器械经营打开了局面，生意蒸蒸日上，从而为新四军提供所需药品，为党组织筹集经费。
这些所谓特别党员的中共秘密党员的一大工作是统战联络工作。例如，中共建政后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红学家王昆仑(1933年入党)以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团结了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的周围。续范亭(1938年入党)以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身份，做山西和西北国民党上层人士阎锡山、傅作义、赵承绶、杨集贤、邓宝珊和马占山等的统战工作。
推动开展各种所谓进步的群众性活动。一些特别党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加并推动公开的群众性活动，所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实对外界更有欺骗性。如中共建政后的国务院（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1927年入党)抗战时期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身份，领导大后方的各项亲共的文化运动；李杜(1935年入党)在抗战胜利后，撰写《东北抗日联军之沿革》等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故意损害国民党政府形象，1947年7月还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组织的反对内战活动。此外还获取各种情报。如老告密头子、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中共副主席叶剑英1927年7月上旬秘密入党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汪精卫决定反共，准备假意邀请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扣留他们。叶剑英得知此情报后，立刻找到叶挺、贺龙，并在甘棠湖秘密会谈，叶挺、贺龙随后即率部队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他们的工作还有一项是率部起义向共产党军队投诚。特别党员领导的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29年11月15日，国民党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1929年入党)，在吉安率所部600余人起义，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1931年入党)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1.7万人在宁都起义，全体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策动反正。这方面，特别党员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1946年初，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两万余人在台儿庄附近起义。为争取这次起义，郝部中的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第3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乜庭宾(1945年入党)、第2师师长张奇(1945年入党)与国民党第33集团军副司令官张克侠(1929年入党)分别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特别党员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但要完成工作任务仍须冒着极大的风险，许多偶然因素都会使他们遭受被追捕之苦、牢狱之灾，甚至献出生命，比如，也有不少特别党员被告密而亡命的。
原标题：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欺骗世人
来源：《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