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9日訊】中共現政權提出多黨合作，2008年新組閣的國務院內閣成員中新增了中共黨外正部級領導人，比如科技部部長萬鋼、衛生部部長陳竺，另外還配有部中共黨組書記，原衛生部部長高強在陳竺擔任部長后改任黨組書記，現又改換為張茅。可誰知道萬鋼和陳竺到底是不是中共的秘密黨員呢？
1993年至1998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榮毅仁，生前都是以黨外人士或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共高層的大型活動，誰知道2005年10月26日榮毅仁逝世后，他身上蓋著中共黨旗，人們才知道這名「黨外人士」原來是中共多年前的秘密黨員，是中共改革開放后被批准入黨的中共黨員，前中國國家名譽主席、具有國民黨籍的宋慶齡也多次申請加入中共，直到生命還剩下最後一口氣才被批准，其實這隻是形式，中共認為這些人物作為秘密黨員或作為黨外人士身份，對中共貢獻更大。
1949年中共建政后擔任國務院出版署署長的胡愈之，即現任《新世紀周刊》總編輯、前《財經》主編胡舒立的旁外祖父，一生公開的都是民主黨派身份，誰知他是1933年秘密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曾在反右時向中共告密真正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動向，成為中共潛伏在民主黨派內部的特務人員。胡愈之早年參加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后成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享受黨和國家領導人待遇。現在可知，這名領導人一生所說的所謂的真話都值得懷疑，更懷疑他一生有沒有對歷史、對人們說過一句真話？
最近搜集到一份《中共特別黨員揭秘》的公開資料顯示，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以及建政后，曾發展過相當數量的特別黨員。長期以來，不少人因對這段史實不了解而產生了誤傳。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葉成林曾在2004年12月6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上撰文披露了這段歷史的真相。至於什麼是特別黨員這個問題，中共七大前延安時期的總負責人、中共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凡黨員處於特別地位，而不過一般黨的組織生活者，謂之特別黨員。」特別黨員之特別在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特別黨員具有特別的社會身份。普通黨員的社會出身基本上是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與此不同，特別黨員主要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社會出身」(如官吏、軍官、資本家、社團領導人、社會名流)或「其社會地位與中上層有聯繫的分子」。與此相聯繫，特別黨員都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處於社會的中上層，有些「在公開組織中已經取得一定領導地位」。二是在黨內特別黨員受到特別的管理。黨員的入黨介紹人，黨章規定只要是正式黨員即可擔任，但特別黨員的入黨介紹人往往由黨的中高級黨組織的領導人擔任。如北京《京報》創始人邵飄萍(1925年入黨)入黨介紹人是李大釗。特別黨員被吸收入黨，還須上級組織批准。批准特別黨員，常常要黨的高級組織乃至中央批准。一般做法是，由黨的高級組織的領導人代表相應的組織來吸收和批准。如民國元老楊度(1929年入黨)是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代表中央批准的。
中共高層對特別黨員怎麼進行管理呢？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曾規定:「一切有上層地位的黨員，應該由適當高級黨委直接管理。」通常採取兩種方式:一是不編入支部，不參加支部的組織生活。趙壽山(曾任國民黨第38軍軍長)曾回憶說，他在作為特別黨員期間，「從來沒有過過黨的組織生活」。二是由較為高級的負責同志與之個別聯繫並進行教育。採用這樣的管理方式，是為特別黨員的黨員身份保密。特別黨員的黨員身份不僅對黨外保密，即使在黨內也處於只有很少幾個人知情的秘密狀態。趙壽山1942年由毛澤東批准入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都不知道這情況。特別黨員一旦不再從事秘密工作轉而從事黨的公開工作后，其黨員身份在黨內公開也就成為普通黨員。此外，特別黨員之特別，最根本的是他們肩負著黨組織分配給他們的特別的工作任務:掩護黨組織秘密活動。在這方面，特別黨員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黃賢度(1937年入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出任江西上高縣縣長，根據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將一批地下工作同志分別安插在縣區鄉政府、國民兵團和縣大隊。營救被捕的同志和進步人士。胡愈之(1933年入黨)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极參与營救被國民黨逮捕和迫害的牛蘭夫婦(時任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陳獨秀、許德珩、侯外廬、陳賡、羅登賢、廖承志、余文化等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給黨組織以經濟、物資方面的支持。例如，廣大華行總經理盧緒章(1937年入黨)，在重慶國民黨中統、軍統中廣交「朋友」，還成了陳果夫的座上客,為廣大華行的藥品和器械經營打開了局面，生意蒸蒸日上，從而為新四軍提供所需藥品，為黨組織籌集經費。
這些所謂特別黨員的中共秘密黨員的一大工作是統戰聯絡工作。例如，中共建政后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紅學家王崑崙(1933年入黨)以國民黨候補中委、立法委員的公開身份，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在重慶參与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團結了一批民主黨派成員、國民黨左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在中共的周圍。續范亭(1938年入黨)以國民黨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身份，做山西和西北國民黨上層人士閻錫山、傅作義、趙承綬、楊集賢、鄧寶珊和馬佔山等的統戰工作。
推動開展各種所謂進步的群眾性活動。一些特別黨員利用自己的公開身份參加並推動公開的群眾性活動，所謂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實對外界更有欺騙性。如中共建政后的國務院（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1927年入黨)抗戰時期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身份，領導大後方的各項親共的文化運動；李杜(1935年入黨)在抗戰勝利后，撰寫《東北抗日聯軍之沿革》等文章在《新華日報》發表，故意損害國民黨政府形象，1947年7月還參加李濟深、蔡廷鍇等人組織的反對內戰活動。此外還獲取各種情報。如老告密頭子、前中共人大委員長、中共副主席葉劍英1927年7月上旬秘密入黨時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武漢政府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汪精衛決定反共，準備假意邀請葉挺、賀龍上廬山開會，扣留他們。葉劍英得知此情報后，立刻找到葉挺、賀龍，並在甘棠湖秘密會談，葉挺、賀龍隨後即率部隊開赴南昌，參加南昌起義。
他們的工作還有一項是率部起義向共產黨軍隊投誠。特別黨員領導的起義比較著名的有:1929年11月15日，國民黨江西吉安縣靖衛大隊大隊長羅炳輝(1929年入黨)，在吉安率所部600餘人起義，將起義部隊改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五團;1931年12月14日，國民黨第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1931年入黨)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1.7萬人在寧都起義，全體加入中國工農紅軍，被改編為紅五軍團。策動反正。這方面，特別黨員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1946年初，國民黨軍新編第六路軍郝鵬舉部兩萬餘人在台兒庄附近起義。為爭取這次起義，郝部中的兩位中共特別黨員第3軍軍長兼第1師師長乜庭賓(1945年入黨)、第2師師長張奇(1945年入黨)與國民黨第33集團軍副司令官張克俠(1929年入黨)分別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特別黨員雖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做掩護，但要完成工作任務仍須冒著極大的風險，許多偶然因素都會使他們遭受被追捕之苦、牢獄之災，甚至獻出生命，比如，也有不少特別黨員被告密而亡命的。
原標題：共產黨的「秘密黨員」欺騙世人
來源：《參与》
